第8讲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知识提纲--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该高中历史高考复习知识清单系统梳理了两宋政治和军事专题，涵盖阶段特征与课标要求、北宋中央集权强化、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改革探索、南宋建立与对峙、文官政治与社会流动六大知识板块，构建了从制度设计到危机应对再到政权更替的历史发展逻辑。 清单采用分类归纳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设唐宋制度对比表格、“三冗两积”逻辑链等知识框架，以唯物史观分析制度设计的辩证张力，培养时空观念和历史解释素养。特设高频易错辨析模块，如“官职差遣分离”“通判职能”等标注，附金句速记辅助记忆，帮助学生系统掌握考点，教师可据此优化复习策略，提升备考效率。

第8讲：两宋的政治和军事——高三历史一轮复习知识提纲 第一部分：阶段特征与课标要求 一、历史分期与时代总特征 时间范围：960年（陈桥兵变，北宋建立）—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 社会形态：封建社会继续发展时期，中央集权空前强化，文官政治成熟，军事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御态势。 核心主线：宋初“强干弱枝、重文抑武”的制度设计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但也造成了“三冗两积”的结构性困境；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试图以改革化解危机，但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两宋“以钱财换和平”的边防策略得失参半。 阶段划分： 北宋（960—1127年）：太祖太宗奠基中央集权，仁宗朝“积贫积弱”显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徽钦二帝被掳（靖康之变）而亡。 南宋（1127—1279年）：赵构南渡称帝，与金长期对峙（绍兴和议），蒙古崛起后联蒙灭金，最终被元所灭。 二、本讲课标要求 纲要上：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新变化。 选必一：了解宋元时期官员选拔方式的更迭过程和不同阶段特征，知道宋元时期的官员考核与监察制度。 三、唯物史观总纲（逻辑链） 制度设计的“目标—结果”悖论：宋初制度以“防弊”（防藩镇割据、武将擅权）为出发点 → 过度集权导致“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财政危机与边防压力交织 → 改革需求迫切 → 王安石变法试图“富国强兵”但触犯既得利益 → 改革失败 → 北宋在与辽夏金的博弈中始终处于被动 → 最终亡于外族。制度设计初衷与长期后果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张力。 第二部分：北宋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强化（960—1063年） 一、北宋的建立与“陈桥兵变” 背景：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 基本国策：“强干弱枝”“重文抑武” ——这两条国策贯穿两宋始终，深刻塑造了宋代的政治军事格局。 二、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核心考点） 1. 收精兵——“杯酒释兵权” 举措：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制度设计： 将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分掌禁军，互不统属。 三衙统兵，但调兵权归枢密院（中央军事机构）——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皇帝总揽大权。 实行“更戍法”：禁军定期更换驻地，将领不随军调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防止将领与士兵形成私人依附。 目的：削夺武将兵权，消除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 2. 削实权——分割地方权力 中央层面（二府三司制）： 政事堂（中书门下）：管行政，长官为同平章事（宰相）和参知政事（副相）。 枢密院：管军事，长官为枢密使——与政事堂合称“二府”，文武分治，互相制衡。 三司：管财政，长官为三司使（“计相”）——户部、盐铁、度支三司合称，独立于宰相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 台谏：御史台（监察）+ 谏院（谏诤）——合称“台谏”，是中央最重要的监察机构，既牵制宰相、又约束皇帝。 实质：相权被分割为行政、军政、财政三块，事权性分工取代了唐代的“程序性分工”（三省制）。宰相权力大幅削弱，皇权空前强化。 地方层面： 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以文臣知州事”），重要州府设通判——通判与知州“共议政务、同署文书”，既为副手、又行监督。若武官任知州，则必置通判。通判可独立上奏，直接向皇帝报告地方情况。 路一级设四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各司互不统属，分别负责财政赋税、司法监察、仓储救济、治安边防——分权制衡，防止路级官员坐大。 3. 制钱谷——掌控地方财政 举措：各路设转运使，将地方财赋（除地方必要开支外）全部运送中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 结果：地方财政丧失独立性，无力对抗中央。 三、宋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特点 具体表现 历史影响 中央集权空前强化 “强干弱枝”，内重外轻 地方无力反抗中央，彻底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 重文抑武 文臣知州事、枢密院由文官掌权 武人地位下降，文官政治成熟；但也削弱了军事战斗力 官僚队伍膨胀 官、职、差遣分离，机构叠床架屋 “冗官”加剧，行政效率降低，财政负担沉重 募兵制 灾年大量招募流民为兵 军队数量庞大（“冗兵”），但战斗力低下 分化事权 二府三司、台谏、地方分权制衡 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但机构重叠、权责不清 四、“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的新形态（文化史视角） 宋太祖赵匡胤不自称“天子”，而以庶民习惯称“官家”。 原因分析： 政治层面：自称“官家”而非高高在上的“天子”，有意传递“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信号，缓和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关系。 社会层面：宋代文官地位大幅提升，出身寒门的士大夫有称呼皇帝为“官家”的习惯——“重文抑武”政策提升了文官群体的社会地位与话语权。 历史背景：宋初地方镇守权力大，太祖以“官家”之称示人以平易近人。 深层含义：从“天子”（神性）到“官家”（人性），反映了宋代皇权从神秘化走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也折射出文官政治下君臣关系的某种弹性——皇帝需尊重文官体制，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如仁宗废后遭台谏强烈反对）。 第三部分：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北宋的“积贫积弱” 一、边防压力（“积弱”） 与辽（契丹）的关系： 澶渊之盟（1005年） ：宋辽议和，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赠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 历史评价（辩证分析） ： 积极：① 结束了长期战争，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② 促进了边境贸易与民族交融（中原的茶叶、瓷器、漆器换取契丹的牛羊、马匹）；③ 岁币支出远低于战争军费——“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消极：① 屈辱求和，有损国威；② 北宋“武备皆废” ，军事力量日趋衰退——“戴白之人，不识干戈”；③ 岁币成为财政长期负担；④ 和平并非持久——辽亡后金又兴起威胁。 核心结论（思辨）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与“以战求和则两败俱伤”之间的两难——澶渊之盟体现了北宋在实力不足时的理性选择，但长期后果是武备废弛、积弱日深。 与西夏的关系： 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后，宋夏战争不断。 庆历和议（1044年） ：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岁赐（银、绢、茶等）给西夏；重开榷场互市。 与金的关系（北宋末年）： “海上之盟” （1120年） ：北宋与金签订盟约，联金灭辽（约定金攻辽中京，宋攻辽南京即燕京）。事后宋仅得燕京空城，且需向金输纳“岁贡”（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 后果：金看到北宋军事软弱，随即挥师南下，发动靖康之变（1127年） ，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灭亡。 二、财政危机（“积贫”） “三冗”问题： 冗官：分化事权导致机构叠床架屋（如“官、职、差遣”分离，冗员充斥），“一官三人共之”——官僚队伍空前膨胀。 冗兵：实行募兵制，且逢灾年大量招募流民为兵（“养兵”政策），军队数量庞大，至仁宗朝禁军超过80万，总兵力超百万。 冗费：养官、养兵、岁币、皇室开支等多重负担叠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不抑兼并：宋代对土地兼并采取放任态度（“不抑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国家赋税征收难度加大，财政基础日益脆弱。 结果：国家“积贫积弱” ——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财政危机，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基本态势。 第四部分：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探索与失败 一、庆历新政（1043—1045年）——改革的先声 主持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核心内容（“十条”改革纲领） ： 吏治：严格考核官吏，裁汰冗员（“按察使”制度）；改革恩荫制，减少官员特权。 经济：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 军事：加强边防，整肃军纪。 失败原因：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贵戚），遭到强烈反对；仅持续一年多即被废止。 历史意义：揭开北宋改革序幕，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二、王安石变法（1069—1085年，熙宁年间）——规模宏大的全面改革 背景（改革的必要性） ： “三冗”问题严重，财政危机深重。 边防压力持续，军事积弱。 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但改革呼声未减。 指导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通过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经济与军事改革）来解决危机。 核心措施（分类归纳） ： 类别 措施名称 核心内容 目的/作用 富国（经济） 青苗法 政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低息贷款，秋后偿还 抑制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募役法（免役法） 百姓交钱代役，政府用这笔钱雇人服役 减轻农民劳役负担，增加财政收入 均输法 政府根据各地供需情况统一调配物资 降低运输成本，平抑物价 市易法 政府设置“市易务”，平价买卖物资，控制市场 打击大商人囤积居奇，增加财政收入 农田水利法 鼓励各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发展农业生产（如“募饥民修水利”——以工代赈，既救灾又兴利） 强兵（军事） 保甲法 十家为一保，农闲时训练民兵，战时编入军队 加强基层控制，减少募兵数量，节约军费 将兵法 废除更戍法，固定驻防、专任将帅——“将知兵、兵知将” 提高军队战斗力（部分改变了“兵不识将”的积弊） 保马法 鼓励民间养马，官府给予补贴 解决军马短缺问题 取士（教育） 改革科举 废除诗赋取士，改以经义、策论为主 选拔实用人才，改变“长于诗赋、短于实务”的弊端 整顿太学 实行“三舍法”，严格教学与考核 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变法性质：地主阶级内部的富国强兵改革，以国家力量干预经济、整饬军事。 历史评价（辩证分析，高考高频） ： 积极成效（有限） ：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危机。 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将兵法改革“改变宋军编制，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促进了农业生产（“募饥民修水利”是以工代赈、一举两得的智慧之举）。 失败原因（多维分析） ： 触犯既得利益集团：青苗法、市易法等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保守派代表司马光、苏轼等均反对）。 推行操之过急：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熙宁二年至四年，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保甲、科举、募役、太学三舍法接连推出），地方执行压力过大，基层官吏趁机扰民。 执行变形：部分措施在实践中背离初衷——如青苗法本为低息贷款惠民，但地方官为完成指标强制借贷、提高利率，反而加重农民负担。 用人不当：部分支持变法的官吏品行不端，借机捞取私利，损害了改革的声誉。 最高支持者动摇：宋神宗死后，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起用保守派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元祐更化”），改革成果付诸东流。 总体评价：王安石变法目标明确、措施系统，但因触动利益格局过深、推行节奏过快、执行层面扭曲，最终失败。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体现了改革者“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胆识与气魄。 三、关于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素养升华） 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遭遇阻力是常态——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不可低估。 改革的成败关键看积极成果能否持续，不以改革者个人命运为转移。 改革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 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与坚定的政治魄力。 改革集团必须团结一致，内部分裂必然导致失败。 改革必须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失去民心支持，改革难以为继。 改革是革除社会弊政、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但不成功的改革也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第五部分：南宋的建立与宋金对峙（1127—1279年） 一、北宋灭亡与南宋建立 靖康之变（1127年） ：金军攻破东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宗室、后妃数千人，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赵构（宋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二、南宋与金的关系——“战”与“和”的交织 岳飞抗金与“绍兴和议”（1141年） ： 岳飞率“岳家军”北伐，取得郾城大捷等重大胜利，逼近金都。 宋高宗与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割地（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以北归金）、每年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如何看待岳飞之死？（深度分析） ： 表面：高宗与秦桧为促成和议而杀害主战派将领。 深层（政治逻辑） ： 限制军阀势力：岳飞领导的“岳家军”私人武装色彩浓厚，高度独立于朝廷。高宗可能借岳飞之死限制北方军阀们的军权，避免重蹈藩镇割据覆辙（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样，以“崇文抑武”方式恢复文官体制）。 文官集团的集体意志：有学者认为岳飞“死于宋代文官集团的集体迫害” ——文官集团对武人势力的猜忌根深蒂固，“崇文抑武”已经内化为宋代政治的制度性偏好。 皇权考量：与金议和能确保宋高宗的帝位稳固——一旦岳飞北伐成功、迎回徽钦二帝，高宗本人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挑战。 评价：岳飞之死是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极端体现，反映了皇权与文官集团对武人势力的集体不信任，也折射出皇权至上、私利高于国是的政治现实。 隆兴和议（1164年）与嘉定和议（1208年） ： 隆兴和议：孝宗北伐失败，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国”——地位稍见上升；岁贡减为银20万两、绢20万匹。 嘉定和议：韩侂胄北伐失败，增岁贡为银30万两、绢30万匹。 三、宋金对峙时期民族关系的认识（宏观视角） 战与和的辩证： 战争是暂时的，对交战双方都是灾难——伤害民族感情，中断正常经济文化交流。 和平是长期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宋辽、宋夏、宋金和议均实现了较长时间和平，有利于经济发展、民族交融与历史进步。 榷场贸易的意义： 宋金边境设置榷场，进行茶叶、丝绸、马匹等互市交易。 金人所需茶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后来金朝试图自行种茶失败，被迫继续向宋购茶——反映了南北经济的高度互补性，以及民族交融的不可逆转。 四、南宋的灭亡 联蒙灭金（1234年） ：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但“唇亡齿寒”——金亡后蒙古转而攻宋。 崖山海战（1279年） ：元军与南宋最后力量在广东崖山决战，南宋全军覆没，陆秀夫背幼帝投海殉国，南宋灭亡。 第六部分：宋代文官政治与社会流动（选必融通） 一、科举制的完善与“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科举的重大改革（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 ： 废除“公荐” ：考生不需经权贵推荐，直接投牒自荐报考。 确立殿试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因主考官李昉徇私事件，皇帝亲自在讲武殿出题重试——殿试遂成常制，“天子门生”观念形成，强化了皇权对人才选拔的直接控制。 抑制权贵子弟：权贵子弟参加科举需加试，限制特权。 实行“锁院”制度：考官受命后即进入贡院，与外界隔绝，防止请托。 实行糊名、誊录法：考生姓名密封（糊名），考卷由专人重新抄录（誊录），防止笔迹辨识——这些措施极大增强了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性。 社会流动性的空前增强（高考核心结论） ： 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学者统计）：北宋宰相中，祖辈无任官者占比显著高于前代——社会底层通过科举上升的通道被大大拓宽。 “取士不问家世” 成为时代风气——甚至“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崇文兴教渐成社会风尚。 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与唐代相比，宋代社会阶层流动明显增强，“寒门出贵子”成为常态。 二、文官政治的成熟与影响 文官主导政治：从中央到地方，文臣担任要职成为定制——枢密院长官由文官出任（“以文驭武”）；地方州郡长官一律由文臣担任。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 台谏制度赋予言官纠弹宰相、约束皇帝的权力——宋仁宗废郭皇后时，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等“跪求奏对”，反对皇帝废后。 台谏官员直接参与决策、批评政事——御史拥有了谏官的议事权，谏官拥有了御史的监察权，台谏职能互相混通（高频考点）。 文官政治的评价（辩证） ： 积极：① 结束了晚唐五代武人乱政的局面，政治趋于稳定；② 科举制度公平公正，激发了社会活力与文化创造力；③ 文官治国注重理性与法度，社会治理趋于精细化。 消极：① 重文抑武导致军事力量长期孱弱；② 文官集团内部党争（北宋新旧党争、南宋和战之争）消耗了国家治理效能；③ 过分“防弊”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冗官、叠床架屋）。 三、宋代基层治理与社会控制（选必一） 保甲制度（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兼具治安、民兵、户籍管理多重功能。 主户与客户：宋代依据有无田产，将户口分为主户（有田产、承担赋役）和客户（无田产、依附于主户）——客户比率的变化反映了土地兼并的加深（北宋中后期客户占比扩大）。 宗族互助：范仲淹在族内创设义田，赈济族人——宗族内部救助活动兴起，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选必一）。 第七部分：核心总结与重难点突破（高分必备） 一、宋初中央集权措施与唐代制度对比（高频对比题） 对比维度 唐代（三省六部制） 宋代（二府三司制） 实质变化 分相权方式 程序性分工——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 事权性分工——行政（政事堂）、军政（枢密院）、财政（三司）分开 从“流程切割”到“领域分割” 宰相地位 宰相有实权，可参与决策 宰相权力被大幅分割，皇权空前加强 从“共治”到“独治”趋势加强 军事体制 府兵制（兵农合一），中央军力有限 募兵制，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中央军力虽强但战斗力下降 地方控制 节度使权力膨胀（外重内轻） 文臣知州事、设通判、转运使收财权（内重外轻） 彻底解决了藩镇割据问题 监察体制 御史台（监察）+ 门下省（封驳） 台谏合一——御史台与谏院合称，既纠宰相、又谏皇帝 监察权强化，言官地位提升 二、“积贫积弱”成因的逻辑链条（论述题必用） “积弱”（军事软弱）逻辑：宋初“收精兵”（三衙分权、更戍法）→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 指挥不灵、战斗力低下 → 边防屡战屡败 → 以“岁币”求和平 → 进一步削弱了整军经武的动力 → 恶性循环。 “积贫”（财政困难）逻辑：“分化事权”→ 机构重叠（冗官）→ 财政开支巨大；募兵制+灾年养兵（冗兵）→ 军费浩繁；岁币支出（冗费）→ 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 → 入不敷出 → “积贫”。 三、王安石变法的唯物史观分析（深化认知） 改革的必然性：生产关系（财政军事制度）已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土地私有制深化、商品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求——制度必须变革。 改革的进步性：①国家干预经济（青苗、市易、均输）试图调节贫富差距、抑制土地兼并——符合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②“募役法”以货币代劳役，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③“将兵法”废除更戍陋规，符合军事科学规律。 改革的局限性与失败根源：①改革本质上未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矛盾（“不抑兼并”依然存在）；②国家干预过头导致行政成本高企、基层扰民——背离了“便民利民”的初衷；③新旧党争使改革沦为政治派系斗争的工具，丧失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历史结论：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最接近“国家干预”的全面改革试验，其理念先进（理财为先、富国强兵），但因过度依赖行政力量、操之过急、触动利益过大而失败，深刻反映了封建体制下改革的极限与困境。 四、宋代民族关系的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视角） 多民族政权并立是常态：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等政权长期并存，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内发展。 “战”与“和”交织中的民族交融：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虽然带有屈辱色彩，但在客观上维持了长期和平，榷场贸易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这是“多元一体”格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 统一是历史趋势的终点：虽然两宋始终未能实现全国统一，但辽、金、西夏等政权也主动学习汉制、推行汉化；最终元朝完成了全国统一，表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五、本讲高频易错/辨析 “官、职、差遣”分离的含义：① “官”即行政级别（如尚书、侍郎），仅用于确定待遇，无实际职权；② “职”指较高文臣的虚衔（如大学士），彰显其清贵地位；③ “差遣”才是其实际职务（如知州、转运使）。因此，看宋代官员的实际权力要看其“差遣”。 通判≠知州的副手：通判既是知州的副手（共议政务、同署文书），又是皇帝的耳目（可独立上奏、监督知州）。若武官任知州，则必置通判——体现了“以文驭武”和对地方权力的双重控制。 澶渊之盟≠绍兴和议：前者是宋辽兄弟之国（大致平等），宋赠岁币（赠与性）；后者是宋金君臣之国（南宋向金称臣），宋纳岁贡（臣属纳贡性质）。地位下降、屈辱程度加深。 “积贫”≠“经济衰退”：宋代经济总量远超唐代（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非社会生产力低下——“民富国贫”是宋代经济的特殊格局。 “重文抑武”≠“不重边防”：宋代虽然压制武将地位，但仍然投入巨资维持庞大军队（“冗兵”）——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导致战斗力低下而非“不重视”。 六、本讲与其他单元的链接 上承隋唐：科举制在宋代进一步完善——糊名、誊录、锁院、殿试等制度创新，将隋唐开创的科举公平原则推向极致。 下启元明清：宋代地方分权制衡的“路—州—县”体制、监察制度（台谏合一）、文官政治传统，深刻影响了元明清的地方治理与官僚体制。 选必融通： 选必一（政治制度） ：二府三司制、台谏制度、通判制度、科举改革、保甲法、王安石变法的制度内涵。 选必一（法律与教化） ：宋代宗族救助（义田）、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 选必二（经济） ：募兵制、榷场贸易、不抑兼并、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的经济学逻辑。 选必三（文化） ：科举推动文化普及（“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文官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互相塑造。 附：本讲金句速记 “陈桥兵变黄袍加，杯酒释权收兵甲。” “二府三司分相权，通判转运控邦畿。” “强干弱枝内重外，文臣知州武人低。” “澶渊岁币换和平，三冗积贫国势危。” “庆历新政昙花现，熙宁变法大刀挥。” “青苗均输富国策，保甲将兵强军威。” “新旧党争改革废，靖康奇耻二帝北。” “岳飞冤死风波亭，南宋偏安半壁归。” “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铁骑大一统。”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