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讲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与中共开辟革命新道路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讲义聚焦1927-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政治统一、经济措施）、中共革命新道路（武装起义、工农武装割据、长征）等核心考点，以两条道路对比为主线构建知识体系，通过考情解码、体系构建、核心突破、真题训练四环节，帮助学生系统掌握考点内在联系，突破复习难点。 讲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时空观念梳理重大事件时间轴（如南昌起义到遵义会议），史料实证环节引用《训政时期约法》等原始文献设置情境，创新采用“道路理论对比”策略（如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中心论辨析），配合分层练习，高效提升学生史料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供清晰框架。

第15讲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与中共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考情解码·命题预警 （一）考查形式与高频考点 本讲是高考中国近代史命题的核心板块，涵盖1927年至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政治、经济与革命道路探索。从近三年（2023—2025年）高考真题来看，2025年新课标卷考查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与金融统制，广东卷以工农武装割据为切入点考查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山东卷考查井冈山道路与“农村中心论”的确立，浙江卷考查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意义，黑吉辽蒙卷考查长征精神与革命文化；2024年全国甲卷考查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民族工业发展特点，湖北卷考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湖南卷以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为切入点考查政治体制；2023年全国新课标卷考查八七会议与土地革命总方针，海南卷考查红军长征与战略转移。考查形式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并重，非选择题常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国共两党比较”等主题综合考查。 高频考点集中在以下四大模块： 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1928年）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训政”与一党专政体制的确立、法币改革（1935年）的内容与评价、官僚资本的膨胀与民族工业发展状况，是命题重点。 第二，中共武装反抗与革命道路转变。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秋收起义后向井冈山进军、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高频考点。 第三，工农武装割据与根据地建设。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理论内涵、土地革命路线（打土豪、分田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瑞金）及其政权性质，是命题的重中之重。 第四，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左”倾错误）、遵义会议（1935年1月）的内容与历史意义——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以及长征精神的铸就，是常考内容。 （二）命题思路与素养导向 唯物史观是本讲的根本分析方法。命题贯穿“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对内独裁对外妥协→民族工业曲折发展→官僚资本膨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土地革命兴起→长征实现战略转移”的分析逻辑。南京国民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其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史料实证层面，命题常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文件（《训政时期约法》等）、中共会议决议（八七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等）、统计数据（民族工业发展数据、根据地土地分配调查等）为载体设置情境。 家国情怀层面，南昌起义的建军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素材。 时空观念上，本讲时间跨度约从1927年至1937年，要求准确把握南昌起义（1927年8月）、八七会议（1927年8月）、秋收起义与进军井冈山（1927年9—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长征（1934—1936年）、遵义会议（1935年1月）等重大事件的时间节点和先后顺序。在空间上，需把握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从南方向北方的转移过程。 （三）复习目标 通过本讲复习，应达到以下目标：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基本政策和特点；掌握中共发动武装起义、召开八七会议、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进程；理解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内涵与实践；识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和土地革命的基本史实；掌握红军长征的背景、经过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体系构建·思维可视 （一）总体特征：两种命运的对峙与转折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和发展道路的激烈对峙。一方面，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训政”统治，形式上统一全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这一时期的历史呈现出两党对峙、两种政权并存、两条道路竞争的基本格局。 政治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在“以党治国”旗号下实行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为人民政权的早期实践。 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民族工业获得短暂发展，但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压制了民族资本。中共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军事上，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五次“围剿”，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革命转危为安。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 （二）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发展框架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1927—1937年） ： 政治上：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形式上统一→“训政”开始→颁布《训政时期约法》→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经济上：民族工业短暂发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改订新约、法币改革）→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压制民族资本。 文化上：颁布文物保护法、建立博物馆等。 中共方面（1927—1937年） ： 1927年：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 1927—1930年：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井冈山会师→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 1930—1933年：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 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4—1936年：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三）中共革命道路探索框架 城市中心论的失败：南昌起义（攻打大城市）→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实践证明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向农村进军：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道路理论的形成：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这一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道路理论的确立：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核心突破·靶向攻坚 考点一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一）政治上的“统一”与专制 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同年秋，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在退往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其子张学良于1928年底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这一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各地军阀仍拥兵自重，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不久便接连爆发。 “训政”与一党专政。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理论，意在以党治国引导国民学会行使民权。然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以“以党治国”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193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掌握最高权力，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公务员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公务员制度，颁布了《公务员任用法》《考试法》等法规，允许女子参加考试。这是中国选官制度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受到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严重干扰，腐败现象普遍，无法真正做到公正选拔。 （二）经济上的发展与困境 民族工业的短暂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修建铁路和公路，发展工矿业；实行改订新约运动，收回部分关税自主权，提高进口税率以保护国内工业；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统一货币。此外，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如抵制洋货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纺织、面粉、火柴、水泥等轻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法币改革。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统一全国货币。法币改革的积极作用在于统一了货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但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最终崩溃。 官僚资本的膨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迅速膨胀。他们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通过控制金融、垄断工矿业和商业、兼并土地等方式，聚敛了巨额财富。官僚资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它的膨胀严重压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 考点二 中共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 。国民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革命军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 。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点。 （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 秋收起义与进军井冈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军最初以攻打长沙为目标，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井冈山会师。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三）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与实践 道路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总结，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和根据地建设（建立革命政权，发展生产，巩固后方）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核心内容，根据地建设是战略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分到了土地，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毛泽东等在领导土地革命过程中还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色政权的建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广大劳苦大众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 〖深化思考〗“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中心论”的本质区别 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中心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不同。“城市中心论”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革命也应走城市暴动、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人力量在城市异常强大，而在农村相对薄弱，城市中心道路行不通。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阵地，创造性地提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考点三 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长征开始 1930年至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但在1933年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优势敌军进行阵地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折损过半，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二）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关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工作。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极其深远：它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长征的胜利与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政治上，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为全民族抗战和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思想上，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践上，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结语：1927年至1937年，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较量。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走向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道路，民族工业虽有所发展，但官僚资本的膨胀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使中国无法真正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奋起，发动武装起义，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征，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为标志，使革命转危为安。当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完成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已经由幼稚走向成熟，一支更加坚强、更加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已经形成。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中国即将迎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中国共产党也将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