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1927—1937年）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20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1927—1937年） 【复习导航】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年），亦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并逐步巩固其统治，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推行“训政”体制，开展“改订新约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但也形成了官僚资本，对内镇压革命、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实现了战略转移。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 复习本讲，需要重点把握：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的过程及其实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举措与官僚资本的膨胀；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历程；长征的原因、经过与伟大意义。尤其要理解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内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第一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一、政治上的统一与专制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同年9月，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这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确立。1928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日本为阻挠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张作霖退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宣告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史称“东北易帜”。至此，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然而，这种统一是非常脆弱的：各地军阀仍各自为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不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势力尚未完全清除。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在政治体制上，国民党按照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于1928年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其核心内容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训练人民行使民权和承担义务；实行“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训政”的实质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直到1948年，国民党才宣布进入“宪政”阶段，但此时的“宪政”不过是独裁统治的遮羞布。 二、改订新约运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改订新约运动”，主要围绕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大问题展开。国民政府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签订条约，收回了一些关税自主权，提高了进口税率，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3000万银元上升到1931年的3.38亿银元。这一运动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反帝要求，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很不彻底：有关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实质上一纸空文，列强在华特权并未根本取消。 三、经济建设与币制改革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入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银元流通，白银收归国有。法币改革统一了全国货币，稳定了金融市场，刺激了国内生产，促进了国内市场融合。同年，国民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工业发展。在原有纺织、面粉等行业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搪瓷工业等新兴部门也有了一定发展。1936年，中国经济出现较大增长。 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并不健康。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财富，形成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官僚资本巧取豪夺的工具。官僚资本凭借政治特权，严重排挤和压迫民族资本，破坏了公平竞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一、武装反抗与道路探索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党员数量从6万锐减至1万，工人从300万降至3万，农民协会会员大部分散落。为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军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率部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进军，抵达江西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毛泽东在永新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官兵平等，建立民主制度。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 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与实践 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逐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三者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反动统治在农村地区相对薄弱；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和党的正确领导，为根据地提供了保障。 到1930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十多个省，红军发展到30多万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 各根据地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反“围剿”斗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三、红军长征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取得了胜利。但1933年，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他与博古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优势之敌硬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红军在“左”倾错误指挥下行动迟缓，带着大量笨重物资“大搬家”，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转兵贵州，攻克遵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茫茫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了党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从南方到北方的战略转移，使红军主力转移到抗日前沿阵地；长征途中，红军宣传了抗日主张，播下了革命种子，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长征精神——乐于吃苦、勇于战斗、重于求实、善于团结——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提出，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天才创造，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弱小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反动统治在农村的边缘地带和几省交界地区比较薄弱。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城市中心”的模式，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指导了革命的发展。这生动体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正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实质 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如法币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本质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正是政权与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上层建筑不仅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反而与封建势力勾结，压制民族资本，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这说明了反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破坏作用，也揭示了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最终不得人心。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长征途中，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沿途各族群众为红军带路、送粮、救护伤员，帮助红军渡河、翻山。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遵义会议后红军之所以能够摆脱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得到了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拥护，群众路线得到了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在长征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本讲小结】 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共对峙、社会激烈变动的十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推行“训政”独裁，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但官僚资本的膨胀暴露了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中国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奋起，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的胜利，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精华，实现了战略转移，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十年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实行土地改革以动员农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本讲需要重点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的过程；“改订新约运动”的实质与局限；官僚资本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理论）；长征的原因、遵义会议的意义、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复习中要注意理解革命道路探索的艰难性和创造性，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逻辑。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