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烛之武退秦师》教考衔接练习 2025-2026学年统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下册

《烛之武退秦师》教考衔接练习

2025-2026学年统编版高一下学期语文必修下册

一、文言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服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服。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戮。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急。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子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节选自《史记·郑世家》）

1．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有三处需加句读，请用铅笔将答题卡相应位置的答案标号涂黑。

时A兰事晋文公B甚谨C爱D幸之E乃私于晋F以求G入郑为太子。

2．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反，通“返”。和《齐桓晋文之事》“则盍反其本矣”中的“反”意思不同。

B．与，指亲附。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吾与点也”中的“与”意思不同。

C．赐，指赏赐。与《烛之武退秦师》“且君尝为晋君赐矣”中的“赐”用法不同。

D．蚤，同“早”。与《鸿门宴》“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中的“蚤”意思相同。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就是《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无礼于晋”，是秦晋联军围攻郑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B．郑国攻打滑国时，周襄王派伯服为滑国说情，郑文公不仅没有听从襄王的讲情，反而还扣押了伯服，惹恼了襄王。

C．晋国希望抓住叔詹羞辱并杀死他，因此联合秦国一起攻打郑国，国难当头，叔詹主动赴死，以解决郑国此次危机。

D．郑国的公子子兰能够回国，并被郑文公立为太子，是因为外有晋文公武力胁迫，内有大夫利用母族优势进言帮助。

4．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

（2）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齐桓晋文之事》）

5．选文中晋国撤兵的原因，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有何异同？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二、古代诗歌阅读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①

李白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震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注释：①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杰出谋臣，战国时韩国人，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他散尽家财，刺杀秦始皇。

6．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诗的开篇写张良“破产不为家”，表现了他在韩国被秦灭后为了报仇雪恨，不惜牺牲家产的决绝态度。

B．“虎啸”比喻张良展现雄威，“沧海得壮士”指张良在沧海君那里得到一位大力士。

C．诗人来到圯桥上，只见碧水长流，却不见当年的黄石公，表达了对古人古事的怀念。

D．全诗先叙事后抒情，语言华丽繁复，意境深沉，体现了李白诗歌豪放飘逸的风格。

7．张良是历史上有名的谋士，他与《烛之武退秦师》中的烛之武有何相似之处？请结合诗歌和课文内容简要分析。

三、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据《论语》记载，孔子很少言及“利”的问题，偶或有之，也常常与“义”对举。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在他的影响下，后世儒家将义利之辨看作一个重要问题，重义轻利成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义”由对君主品行的要求，演变为君子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与前人相比，孔子及其门人在使用“义”这一概念时，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义”对于个人道德行为的重要性。这里的个人，主要是君子，一般指士及士以上阶层中的个体。第二，在君臣关系层面，突出臣下这一方面的“义”。这并不是说，孔子把君臣关系看作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因为孔子明确讲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将君主看作贵族阶层的一个成员，则君主也要讲“义”，所谓“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使臣以礼”为君主之“义”；“事君以忠”为臣下之“义”。只不过，孔子从个体的内省精神出发，更多地强调作为臣下的君子，应该尽自己能力“事君尽礼”“务民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忠”和“义”就统一起来。到了后世，臣下之“义”完全被单向的、绝对的“忠”所取代。第三，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作为抽象的价值标准，《论语》中的“义”虽然也具有“公正”等含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形式意义而无内在规定性。例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君子应该让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其他的好品质都将失去依据。但什么是“正当性”，在不同语境、不同条件下，具体答案和标准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遭遇到任何事，凡是处理得当的，都可以叫做“义”。

尽管在孔子之前，义利关系问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到了孔子那里，义利才真正对举而言，并且具有了对立的意味。最著名的莫过于《论语·里仁》篇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而轻利是孔子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义”与“利”对立的背后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如前所论，在涉及“义”的问题时，君子和小人多指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君子“知书达理”，因而可以“喻于义”；小人见识短浅，自然只能“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