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阿Q正传》同步练习 2025-2026学年统编版高二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

 《阿Q正传》练习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小说中，鲁迅笔下的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瘦伶仃”“癞疮疤”“黄辫子”“厚嘴唇”等，算是阿Q外貌上的显著特征。穷困潦倒，上无片瓦，下无分地，住在土谷祠里，只是由于“真能做”，有劳动力可以出卖，才得以存活，但他对于这种卑微地位，不曾有过抗争意识，反而还很自负，“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以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这是阿Q的人生状态。要为这样一个人画像，用线条的表现方法，捕捉瞬间的“阿Q相”，用来补足原文的艺术印象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插图、连环画皆因文生图，人物形象理应与文本中语言描述的“语象”形神俱似。

图像与文本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小说中文学描述的形象是间接的，文字语言之于形象塑造的间接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作者为创造出一个感人的、富有个性的形象，也会主动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而文学接受理论也认为，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意向活动的意向性客体，其中的意向性关联物，促使接受者重构意向层次，生成一个审美对象，作品需要在读者接受层面最后完成。然而图像在本质上和语言表达不同，同一文本在不同画家笔下会体现出不同的面貌，即出于不同的理解、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形象原本。图像源于文本，又与原文存在距离与缝隙。同时，图像既自成一体，又与文本互为对照，互为补充。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自1921年发表以来，为其绘图画像者时不乏人。刘岘以木刻的方式创作二十幅《阿Q正传》插图，于1935年出版发行，这是《阿Q正传》第一个单行本画集。刘岘作《阿Q正传》图画时，先试刻两幅寄给鲁迅看，鲁迅提了修改意见：“阿Q的像，在我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以如此。”刘岘的木刻以阴刻为主，人物掩藏在浓郁的色调中；造型概括，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甚至人物面目都有些模糊，有抽象化的特征，主要是通过动作符号来表达人物的状态。他几乎没有为阿Q特别“造像”，故事中的阿Q也只露出那么一点神情，这与他后来所刻的名人肖像写实画风完全不同。

蒋兆和的阿Q像则以水墨为材料，通过写实方法描绘而成。1938年他在北京朝阳门外遇见一个乡下人，垂头带辫，面色焦黄，神情忧郁，恰似他心目中的阿Q，于是请来做模特，创作了《与阿Q像》，塑造了一个低着头、嘴巴微微张着、手不知放在何处的卑微、瘦削的底层人物形象。周作人曾对此画给予充分肯定：“阿Q这人，在《正传》里是可笑可气又可怜的，蒋君所画能够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可佩服，那一条辫子也安放得恰好，与《漫画》迥不相同。”这里提到的漫画，就是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1939年周作人写了一篇文章，对于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提出了批评，指出其缺乏辛辣的讽刺，其温婉的笔触被批评为“浮滑”。冯雪峰批评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没有擒住阿Q的精神，缺乏画的生命，不能得到一个绘画上的活的阿Q的形象，还说：“他一向的命意和笔法，我是以为陈旧、肤浅、平庸的。”

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虽然遭到周作人、冯雪峰的否定性批评，但是却不断再版，至1951年已发行了十五版。丰子恺在第十五版序言中说：“这画册是十二年前(1939)避寇居桂林时所作的。原序末了说：‘全民抗战正在促吾民族之觉悟与深省。将来的中国，当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当时不过希望而已，岂料十二年后十五版的时候，中国民族果然因了人民解放而一齐站起，振作自新，果然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的存在了！这是何等使人兴奋而可庆的事。现在我们真有资格可以告慰鲁迅先生在天之灵了！”

（摘编自王文新《文学作品绘画改编中的语图互文研究》）

材料二：

鲁迅的小说，往往通过对人性的无情剖析和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来针砭时弊。不少画家喜欢将鲁迅小说作为再创作的素材，绘制插图或连环画。丰子恺就先后为《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多部作品绘制过连环

图画。

丰子恺的毛笔简笔画具有中国水墨画的写意神韵，又借鉴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方式，以简笔写意绘出阿Q悲哀的人生。他在《漫画艺术的欣赏》中曾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丰子恺在细致研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努力用简笔绘出阿Q的性格与人生，尤其注重阿Q受欺凌遭侮辱的人生境况。散文家俞平伯评说丰子恺的简笔毛笔画：“看它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悉落彀中。”他画出的阿Q憨厚中有麻木，朴实里见悲哀。

丰子恺谈及绘画的构图法时提出：“凡一物象在画中的位置，不可太偏，但亦不宜太正。位在画面三分之一处，最为美观”，“凡两个以上之物象布置在画中，不可东西凌乱，亦不可规则排列。必须有规则而又有变化，方为美观。”例如在钱府的照壁前，阿Q与小D互相揪住对方的辫子，形成了势均力敌态势。画幅中，阿Q居中，小D居左，两个看客居右，呈现出乡土社会的争斗与无聊。

朱光潜评说丰子恺的漫画：“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朱光潜从人品说到画品，道出了丰子恺画作的真谛。朱光潜还说：“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候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学者张赋在谈到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时说：“阿Q形象的成功塑造源于丰子恺着笔时的沉着简练和浑厚淳朴，并将诗意孕育其中。而诗意就是丰厚的人情，是深广的同情心，这一点恰是和鲁迅小说过于尖锐的根本不同之处，如果说鲁迅小说是‘匕首’，那么丰子恺的绘画就是和煦的春风，可以化开严冬的霜寒。”

（摘编自杨剑龙《论丰子恺的<漫画《阿Q正传》>》）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画家创作文学形象要源于文本，但要做到用线条表现人物、和文本语言形象“形神俱似”是不容易的。

B．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会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读者能够重构意向层次，产生一个全新的审美对象。

C．丰子恺以“言简意繁”为自己的漫画标准，他以简笔绘出的阿Q形象，憨厚中有麻木，朴实里见悲哀。

D．丰子恺认为绘画构图应规则又有变化，不太偏不太正，若只有一个物象，在画面三分之一处最为美观。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从鲁迅对刘岘画作的修改意见可知，刘岘没有认真研读小说，他几乎没有为阿Q特别“造像”，人物面目都有些模糊、抽象。

B．蒋兆和以水墨为材料，用写实方法塑造的阿Q形象，受到了周作人的充分肯定，可见水墨画法比木刻更容易创造文学形象。

C．丰子恺在画册原序中写道：“将来的中国，当不复有阿Q及产生阿Q的环境。”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创作漫画的根本动力。

D．鲁迅影响极大，其小说包含对人性的无情剖析和对社会的深刻批判，这是画家喜欢将鲁迅小说作为再创作素材的一大原因。

3．下列对材料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材料一中有小说原著内容的引用，有不同画家的创作经历，还有不少名人对画作的评论，充分论述了作者的观点。

B．材料二中俞平伯和朱光潜都谈到丰子恺的画作，从中可看出他们能够深刻领悟丰子恺“言简而意繁”的创作原则。

C．从材料一的刘岘单行画本集、蒋兆和的造像到材料二丰子恺漫画理论的详尽阐释，可知丰子恺塑造的阿Q更成功。

D．材料一、二都引用了他人对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的评价，前者侧重否定性评价，后者则侧重肯定性评价。

4．周作人与冯雪峰分别是从什么角度批评丰子恺的漫画的？请结合材料一简要分析。

                                                                                                     

                                                                                                 

                                                                                                     

5．材料一中写到“《漫画<阿Q正传>》不断再版，至1951年已发行了十五版”，请结合材料二分析其不断再版的原因。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与发挥，从而构成一部阿Q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

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最初人们也都是这样去理解阿Q的：小说开始连载时，茅盾就指出，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直到三四十年代人们也依然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就是说，无论是二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于是，人们关注“阿Q精神”的核心：精神胜利法。阿Q在与赵太爷等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拍拍响了之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委屈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于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人们发现，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被视为“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首先强调的是，阿Q是未庄第一个“造反者”，一位批评家这样分析阿Q“土谷祠的梦”：“虽然它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小说后半部对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也引起普遍重视。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也多次提醒人们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的教训。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又从《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给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解释，强调的是阿Q造反的负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的精神改造。这样，阿Q就再一次地被确认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