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7讲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导言：两条道路的殊死较量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血腥而关键的转折年。这一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昨天还是“盟友”的共产党人，一夜之间成为被搜捕、被屠杀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陷入低潮。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在屠刀下屈服。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建立起国民政府，表面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实际上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割据。国共两党从此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对峙与较量——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年）。 本讲的核心线索是双线并行的：一条线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它如何建立、实行了怎样的内外政策、其统治具有怎样的性质；另一条线是中国共产党在血泊中的奋起——从城市暴动的失败到走向农村、从创建红军到开辟革命根据地、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长征的胜利。这两条线彼此交织、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了1927年至1937年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 时间坐标：从1927年到1937年 本讲时间跨度为十年，主要事件可按国共两条线分别梳理。 国民党方面：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开始实行“训政”。1933年，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1935—1936年，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共产党方面：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8月7日，八七会议。9月，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1930年底至1933年，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1934年10月，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知识点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形式上统一与实质上的专制 一、从宁汉合流到东北易帜：形式上统一全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南京（蒋介石）、武汉（汪精卫）和上海（西山会议派）三个政治中心。经过一番政治博弈，三方实现了“宁汉合流”，国民党在形式上重新统一。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盘踞京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张作霖在撤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同年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冲破日本阻挠，宣布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虽然表面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真正由南京中央直接控制的不过东南数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远未完成。旧军阀（北洋军阀）被打垮了，却又出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 二、国民党“训政”与一党专政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训政纲领》。按照孙中山的建国理论，中国在实现民主宪政之前，需要经历一个“训政”时期，由革命政党教导民众学会行使政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理论被蒋介石用作实行一党专政的工具。《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理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期间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国民政府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推举，重大国务须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和“议决”。而在当时的权力格局中，蒋介石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党、政、军三大权力支柱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中。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的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并非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 在文官制度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公务员制度。1929年公布《考试法》，设立考试院作为最高考试机关，将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两级，选拔行政和技术人员。从制度建设本身来看，这比北洋时期的文官制度更为规范和完整。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制度设计往往让位于派系关系和裙带之风，文官制度的实际效能受到很大的局限。 三、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成效与痼疾并存 从1927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的若干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民族工业方面，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些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政策。1935年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提倡征工、振兴农业、鼓励垦牧、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节金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除了传统的纺织、面粉等行业外，化学、橡胶、搪瓷等新兴工业部门也获得了初步发展。 统一税制方面，国民政府从1931年起取消国内的“厘金”（一种对货物征收的过境税），实行统一的国境关税，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流通成本。1936年又公布了所得税暂行条例，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使税收结构逐步向现代税制靠拢。 货币改革方面，这是这一时期最具深远影响的举措。1933年，国民政府废止银两，统一以银元作为货币单位——这就是“废两改元”。1935年，又推行法币改革：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这一改革统一了长期以来极度混乱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也为现代银行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币改革也为国民政府日后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敞开了方便之门——这一点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暴露得极为充分。 但要看到，伴随这些经济措施一同膨胀起来的，是一个严重压抑民族资本、与民争利的怪胎——官僚资本。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合称“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是在政权护翼下迅速膨胀的垄断资本。它的特征可以用三个“性”来概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垄断性；与外国资本主义相结合——买办性；与本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封建性。官僚资本通过控制银行（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垄断重要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利用政权力量掠夺社会财富，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四、外交：软弱中的有限抗争 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执行的是“亲美反苏”的路线，对日本侵略则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当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幻想依靠国联的干预来解决。结果日本轻易吞并东北三省，并于次年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这种做法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暴露了国民政府对内专制、对外软弱的本质。 但在关税自主等问题上，国民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争取国家主权的努力。从1928年起，国民政府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先后与美、英、法、德等十余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宣布收回关税自主权，结束了大半个世纪以来协定关税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收回关税自主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外交成果。 知识点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从城市到农村 一、血泊中的奋起：南昌起义与八七会议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生死关头。是束手就擒，还是拿起武器反抗？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按计划南下广东，准备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北伐，但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南昌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8月1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八一”二字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含义。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响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是对大革命的惨痛失败最深刻的总结，也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以革命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新阶段。 二、“上山”：从进攻中心城市到建立农村根据地 南昌起义和其他一系列城市暴动的失败，以及同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时受挫，共同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俄国十月革命“先占城市、后取农村”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只占极小比例，而城市的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军阀武装——却异常强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农村地区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城市中心论”这条路不适合中国国情，革命的力量必须把重心转向农村。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过“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处两省交界，地势险要，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区域。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创造。 三、“工农武装割据”：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三者有机结合：武装斗争是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土地革命是基本内容——如果不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就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革命；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战略基地——没有稳固的根据地，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后方作战，不能长期坚持。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中最核心的社会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就是为什么红军能够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屹立不摇的最深层的社会根源。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十万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首都虽然简陋到不过是一个赣南山区的集镇，但它向全中国宣告：一块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新天地，已经在中国土地上诞生。 知识点三：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令国民党统治集团寝食不安。从1930年底到1933年秋，蒋介石先后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对这种战术最精辟的总结——先后粉碎了敌军的前四次“围剿”。 然而，1933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一次，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采取“堡垒主义”战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在苏区内部，由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抛弃了此前行之有效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术，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死打硬拼“正规战”、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最后被迫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长征。 二、遵义会议：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领导人仍掌握着指挥权，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中损失极为惨重，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惨重的牺牲教育了广大干部战士，改换军事领导已经成为挽救红军和党的迫切要求。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形势下，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因为此，遵义会议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三、长征的伟大意义与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貌焕然一新。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和人类战争史上都堪称奇迹。一支军队及其辎重，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里，翻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一个省份，冲破十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进行了三百八十余次战斗，占领过六十二座城市。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是宣传队——它向途经的十一个省的广大民众传播了革命的道理；长征是播种机——它沿途播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长征的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它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它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思维拓展：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 回望1921年到1935年中共走过的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曲线。在党的幼年时期——从中共一大到国民革命失败，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的性质、领导权、依靠力量和主要敌人）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中共一大提出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是一个重要进步。但是在国民革命中，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革命领导权，导致革命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无力应对而失败。 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党在纠正右倾错误之后，又产生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导致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才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正确的领导核心。 这条成长曲线说明：一个政党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的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比较中、在鲜血与失败的教训中逐步达成的。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认识到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认识到必须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一切都不是书本上能够读来的，而是在枪林弹雨的实际斗争中锤炼出来的。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内容政治史和军事史交织，复习时建议把握以下几条主线。 区分两个政权、两条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实行一党专政；中共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最基本的历史格局。在回答涉及这段历史的试题时，首先要明确提问的“主词”是哪一方，然后从该方的阶级性质、政策和措施入手进行分析。 准确把握中共探索革命道路的“三部曲”。 “城市中心论”受挫（南昌、秋收、广州等起义失败）→转向农村（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形成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个三部曲是理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的核心线索，也是主观题的常见考查角度。 牢记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标志性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长征的胜利标志着“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两件事的意义经常以选择题或主观题的形式出现，务必准确掌握。 注意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辩证评价。 法币改革、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统一税制——这些措施客观上适应了经济近代化的要求，不能因为国民政府的专制本质而全盘否定。但官僚资本的膨胀又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可忽视的另一面。高考中对此的考查往往要求辩证分析。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