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讲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1644—1840年）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3讲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1644—1840年） 【复习导航】 清朝前中期（1644—1840年）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最后辉煌。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励精图治，将君主专制推向顶峰，疆域拓展至前所未有的规模，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史称“康乾盛世”。然而，在这一百多年的鼎盛背后，危机已在悄然积聚——人口爆炸性增长带来资源压力，官僚腐败日甚一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致命的是，当西方世界正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深刻变革时，清朝却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思想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将中国日益封闭于世界潮流之外。到乾隆后期，清朝的衰落已不可逆转，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复习本讲，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维度：清朝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制度表现（奏折制度、军机处）；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历程（对台湾、西藏、新疆、蒙古、西南的治理）；康乾盛世的成就与局限；统治危机的表现与原因；清朝与同时期西方的历史反差及其深层根源。 第一部分 康乾盛世：传统中国的最后高峰 一、“盛世”的多维度呈现 康熙（1661—1722年在位）、雍正（1722—1735年在位）、乾隆（1735—1796年在位）三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余年，是清朝统治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就体现在多个维度： 疆域之广：清朝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达到约1316万平方公里。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时期奠定。 财力之厚：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中国，清朝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对外贸易中，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长期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白银从欧洲、美洲经菲律宾、南洋流入中国。 人口之多：明初全国人口约6600万，到清道光年间已增至4.1亿，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爆炸性增长既是社会稳定的结果，也成为后来资源紧张的根源。 文化之盛：官方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和丛书，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康、雍、乾三帝均重视文化建设，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均有建树。 城市之繁荣：当时世界上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包括北京、南京、苏州、扬州、广州等。 二、“盛世”的实质与局限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最后辉煌。从纵向比较来看，它在疆域规模、人口总量、财政收入、文化整理等方面确实超越了前代。但从横向比较来看，清朝与同时期西方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 当清朝将君主专制推向顶峰时，英国完成了光荣革命（1688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当清朝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时，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正在高扬理性、自由、平等的旗帜；当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西方国家正在开展工业革命，蒸汽机、铁路、轮船等新技术将生产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位学者指出：“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绩作横向的考察，即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与欧美国家相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康乾盛世的“盛”，是传统农业文明内部的盛，而非面向未来的盛。 第二部分 君主专制的顶峰：制度与手段 一、奏折制度：高效控制的信息网络 清朝在行政信息传递上进行了一项重要创新——奏折制度。部分高级官员（主要是督抚、将军等）可以直接向皇帝单独呈送密封报告，皇帝亲手批阅后返回，不经过内阁等中转环节。奏折的内容可以涉及政务、军事、民情、风闻等各方面，皇帝的批示也极为具体，有时长达数百字。 奏折制度的优势在于“迅速、机密、直接、广泛”。它使皇帝能够绕过常规官僚体系，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并做出即时指示。雍正帝是运用奏折制度最为娴熟的皇帝，他通过奏折搜集情报，“故虽深居大内，而于各地官僚之作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动态，无不了如指掌”，被称为“奏折政治”。这一制度大大强化了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但也使皇帝的工作量急剧增加——雍正帝在位十三年，批阅奏折数以万计，几乎全年无休。 二、军机处：中枢决策的集权化 清朝初年，中央政权沿袭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议政王大臣”有时凌驾于内阁之上，顺治、康熙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康熙帝为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南书房，挑选亲信翰林入值，参与机要。雍正帝即位后，为办理西北军务，在隆宗门内设立“军需房”，后正式定名为“军机处”。 军机处的主要官员称“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亲信充任，无定额。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将皇帝的口谕拟成文字，经皇帝审阅后下发执行；各地奏折经皇帝批阅后，也通过军机处转发。军机处“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即只负责抄写传达，没有任何决策权。 军机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简、速、密”：人员精少（军机大臣通常只有三五人，下设军机章京若干），无专官、无衙署，只有值班房，陈设简陋；办事效率极高，皇帝可以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快速下达指令；保密性强，军机处位于皇宫内廷，与外界隔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此后，皇帝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没有任何制度化的力量可以制约皇权。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实行内阁与军机处并行的双轨制。重要事务由皇帝在军机处的协助下处理，一般事务仍由内阁处理。但内阁的权力已大为削弱，军机处成为事实上的最高中枢机构。 三、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与社会禁锢 清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极为严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迭兴。任何被认为有“悖逆”嫌疑的文字，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文字狱的罪名多为“诽谤朝廷”“诋毁圣朝”“悖逆狂吠”等，往往是对诗文中的个别字句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例如，有人因诗句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而被认为是在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 文字狱的实质是思想专制。它使文人学者噤若寒蝉，不敢表达独立见解，只能从事考据、训诂等脱离现实政治的学术研究。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学、史学、文字学的发展（乾嘉学派），但也造成了文化凋敝、思想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进步。 第三部分 疆域的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清朝前中期在边疆治理上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一、收复台湾 明末，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1662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郑克塽降清。1684年，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将台湾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 二、平定西北叛乱 康熙帝三次亲征，平定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乾隆帝时期，又平定了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和维吾尔族大小和卓兄弟的叛乱，彻底消除了西北边疆的割据势力。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落纳入统一管理。 三、有效管辖西藏 清朝对西藏的管理逐步制度化。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康熙帝册封班禅额尔德尼，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册封制度。雍正帝开始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政务。乾隆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时，将寻访到的灵童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入金瓶中，由驻藏大臣主持抽签决定，以防止转世灵童被地方势力操控。1793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以法律形式明确和落实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权。 四、改土归流 元明以来，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实行土司制度——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长官（土官）。土司虽然名义上接受中央册封，但拥有较强的独立性，往往自行其是，甚至与中央对抗。雍正年间，清朝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改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官（有任期、可调动的官员）进行统治。随之而来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的直接控制，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 五、反击沙俄与《尼布楚条约》 清初，沙俄不断向东扩张，侵入黑龙江流域，在雅克萨等地筑城。康熙帝派军两次围攻雅克萨，重创沙俄军队。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部边界——以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界。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在法律上明确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 经过上述治理，清朝的疆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的规模，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这些成就的取得，有赖于清朝统治者“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在尊重各民族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通过册封、设官、驻军、法律等多种手段，将边疆地区逐步纳入中央的有效治理。 第四部分 统治危机的初显 一、人口爆炸与资源压力 康乾时期，清朝人口从明末的数千万猛增至道光年间的四亿以上。人口爆炸的原因包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高产作物（玉米、甘薯、土豆）从美洲传入并在中国广泛种植，提高了土地承载能力；赋税制度改革（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不再隐匿人口，统计数字更加准确。 但人口急剧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山林、沼泽、河滩等边缘土地被过度开垦，“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多地少、粮价上涨，农民生活日益困苦，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二、吏治腐败与政治衰败 乾隆后期，官场风气急剧恶化。腐败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官官相护，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最典型的例子是乾隆宠信的军机大臣和珅。和珅利用职权广结党羽、收受贿赂、兼并土地，积攒了惊人的财富。查抄其家产时，所得白银、珍宝、房产、田地等总计价值达银2.2亿两，相当于清朝五年国库收入的总和。当时民间流传“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可见其贪腐之烈。和珅案暴露了清朝统治机器的严重腐朽。 三、农民起义频发 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川楚白莲教起义（1796—1804年）。白莲教是民间秘密宗教，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广泛传播，信徒多为受压迫的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调动了十六个省的军队，耗费军费2亿两白银，才将其镇压下去。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清朝从此由盛转衰”。 四、闭关锁国：对外政策的自我封闭 清朝在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禁止国人出海贸易；对外，限制外商来华贸易。1757年，乾隆帝宣布仅保留广州一处口岸对外通商，由“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的原因包括：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自给自足，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清朝统治者担心外来势力颠覆统治，对西方殖民者的扩张心存警惕；同时，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愚昧自大，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通商。清廷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以不符合西方礼仪为由拒绝，经过反复交涉，最终同意单膝下跪。清政府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所有通商要求，认为“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不需要与“外夷”平等往来。马戛尔尼使团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但他们在沿途仔细观察了清朝的军备、经济、社会状况，得出“清朝已是一个泥足巨人”的结论。 五、中外历史的反差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西历史走向的差异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这边，君主专制登峰造极、小农经济固守自足、思想禁锢日益严酷、对外政策自我封闭；西方那边，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旧制度、工业革命重塑生产力、启蒙思想解放人们头脑、海外扩张攫取全球资源。当中国还在为“盛世”而陶醉时，西方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关键转型。这种历史反差，深刻揭示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必然命运。 第五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清朝前中期，中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君主专制、重农抑商、闭关自守。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规模极小，远未达到改变经济基础的程度。因此，清朝统治者不可能超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发生质变，上层建筑也难以发生质变。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天朝上国”观念的形成与破灭 “天朝上国”观念是清朝统治者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这种观念植根于中国长期领先于周边国家的历史记忆，以及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外部的现实条件。当西方工业文明崛起后，中国仍然以旧眼光看新世界，导致了战略误判。社会存在的变化（西方生产力飞跃、世界市场形成）最终会倒逼社会意识的调整，但这个过程是被动的、痛苦的——中国要到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才被迫承认自己并非“天朝上国”。这说明了社会意识的滞后性和社会存在的决定性作用。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清朝中后期，农民起义频发。川楚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它消耗了清朝的大量国力，动摇了统治根基。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是封建制度下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方式。每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是对旧统治秩序的强力冲击，迫使后继统治者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 【本讲小结】 清朝前中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最后高峰。康雍乾三朝，在疆域拓展、民族治理、经济发展、文化整理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但与此同时，君主专制走向极端，思想文化禁锢日益严密，对外政策趋向封闭自守。当西方世界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深刻变革时，清朝却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迅速由盛转衰。人口爆炸、吏治腐败、农民起义、闭关锁国，标志着统治危机的全面显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此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屈辱与抗争史。 清朝前中期的历史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看疆域大小和财富多寡，更要看制度的先进性和文化的包容性；不能只看纵向的历史比较，更要看横向的世界坐标。固守旧制、拒绝变革，即使曾经盛极一时，也终将落后于时代。清朝的兴衰，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章，也是近代中国的序幕。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本讲需重点把握：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措施（奏折制度、军机处、文字狱）；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历程与治理智慧（台湾、西藏、新疆、蒙古、西南）；康乾盛世的评价（成就与局限）；统治危机的表现（人口、腐败、起义、闭关）；清朝与同时期西方历史的反差。复习中注意运用唯物史观，理解清朝由盛转衰的深层逻辑，同时关注这一时期中外历史走向的分野。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