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四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四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清初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清朝前中期，从康熙、雍正到乾隆（约1662—1796年），历经三代皇帝一百三十余年的统治，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伏尔泰更是惊呼：“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更好的政府！”然而，盛世的辉煌之下，新的危机正在悄然积聚。理解这一时期，需要从专制权力的强化、疆域的奠定以及内外危机的显现三个维度入手。 一、清朝前中期的鼎盛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清朝前期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都以勤政著称。他们将君主专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乾隆的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 1. 奏折制度：信息渠道的全面控制 奏折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官员向皇帝单独呈送密封报告，皇帝亲手批阅后返回，不经过任何中转、收发环节。这一制度具有迅速、机密的特点，使皇帝能够更直接、更广泛地获取信息，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奏折制度将地方大员变成了皇帝的“耳目”，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直达天听，而官员之间由于互不知情，也难以形成串联对抗皇权的局面。 2. 军机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标志 雍正年间，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军机处，后来演变为常设的核心决策机构。军机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简、密、速”三个字：机构简单，人员精干——军机大臣由皇帝钦定，不超过十人，而且有官无吏，办公之处不称衙署，仅称“值房”；保密性强——地处内廷，外官不得擅入；办事效率高——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后，直接交相关部门执行，减少了中间环节。 军机处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军机大臣无专官、无品级、无俸禄，全部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大臣的任命也无制度上的规定，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其职务都是皇帝临时交办，只是承旨办事而已。这种设计意味着军机处不是一个法定的、独立的权力机构，而是皇帝个人的秘书班子。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发展达到了顶峰。 3. 文字狱：思想控制的严酷手段 在推崇文治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对任何可能挑战其统治合法性的言论都采取了极其严厉的镇压。康熙朝文字狱尚不多（不超过十起），雍正朝近二十起，到了乾隆朝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有余。这些案件有的确实源于诗文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或讥讽，但更多的则是由于统治者过于敏感或刻意引申。 清代最大的文字狱之一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学者，曾借评选时文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他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曾静崇奉其民族气节，被告发下狱。吕留良死后49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文字狱的实质，是专制皇权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它使士人阶层噤若寒蝉，创造力被严重压抑。 4. 对满汉关系的处理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何处理满汉关系始终是统治的核心课题。清廷采取了一套复合策略：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推行“汉法”，仿照明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推崇儒学，顺治帝亲临太学举行“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康熙帝亲赴曲阜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大力表彰朱熹；提倡“满汉一体”，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甚至在顺治五年允许满汉官民联姻。另一方面，也实行“旗民分治”，避免满汉杂处可能引发的冲突；在入关初期强令剃发易服，以此确立统治权威。这种“以汉治汉”与保持满族特性并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巩固了统治。 （二）疆域的奠定 康雍乾三朝大力开疆拓土，使清朝疆土达到极盛，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清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优待各族上层分子，保证了局势的稳定。 东南：经略台湾 明末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次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东北：反击沙俄 17世纪中叶，沙俄势力侵入黑龙江流域，强占雅克萨等地。康熙帝组织清军两次围攻雅克萨，迫使沙俄同意谈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维护了东北边疆的安全。 西北：击败准噶尔，稳定新疆 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在明末清初逐渐强盛，不断侵扰周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用兵西北，最终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彻底平定准噶尔分裂势力。随后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设置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地区。清朝在新疆实行军府制与地方伯克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有效地巩固了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西南：巩固西藏与改土归流 在西藏，清朝通过册封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并派遣驻藏大臣，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辖。乾隆年间修订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明确了清政府对西藏的全面主权。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自雍正时起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改由中央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这一举措强化了清政府对西南地方各民族的管理，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此外，清朝还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从东北到西南，清朝建立起一套空前完整的边疆治理体系。正如学者所言：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清朝疆土达到极盛，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二、清朝前中期的危机 （一）内部危机：盛世下的阴影 康乾盛世的繁荣并不能掩盖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口膨胀与资源紧张。清朝前期社会稳定，加上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约1900万，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一百多年间人口增长了十几倍。而耕地面积的增加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均耕地不断下降，人地矛盾日益尖锐。 其次是农民起义的频繁爆发。土地兼并加剧，大量自耕农破产，流民问题严重。虽然康乾时期被称作“盛世”，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从未间断。乾隆末年，白莲教起义席卷湖北、四川、陕西数省，历时九年，耗费了清朝大量军费，暴露了统治机器已经出现松动。 （二）外部危机：世界变化中的中国 1. 西方使团来华与清廷的颟顸 正当清朝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时，西方世界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塑。1793年，英国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为名派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希望扩大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派驻外交使节、获取一个像澳门那样的贸易据点。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必须表示中英平等。 然而，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马戛尔尼的所有请求被一概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一个使团来华，同样被嘉庆皇帝以“天朝不宝远物”“嗣后毋庸遣使远来”打发回去。 两封敕谕表明：清朝中叶，全球化的进程早已开始，时人对外部世界已有所了解，但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的巨大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仍与历史上对付“四夷”的策略并无二致。他们仍用老眼光看待新的对手，预示中国在适应国际环境方面还要经历艰难的历程。 2. “闭关锁国”：误解还是真相？ 传统教科书长期将明清时期描述为“闭关锁国”，认为这是中国由先进转为落后的重要原因。然而，晚近的学术研究对这一论断提出了深刻反思。 “闭关锁国”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这一说法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被纳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于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常识”：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闭关锁国造成中国落后挨打。 但历史事实远比这一简单论断复杂。历史学家李伯重指出：“传统的‘明清闭关自守’论，今天已经过时。只有摒弃了这种陈说的束缚，才可以实实在在地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6世纪之前很久，中国就一直在亚洲东部和印度洋东部经济圈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到了16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具体来看清代的海禁政策，并非一味封闭：顺治年间因抗清势力活跃而严行海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台湾后即废止海禁，开海贸易，在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分设四个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才下令江、浙、闽三海关不再对西洋船只开放，只留下粤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这一调整与其说是“闭关”，不如说是将中西贸易限制在一个口岸以便于管理。在整个康雍乾时期，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往来实际上相当活跃，丝绸、瓷器、茶叶大量出口，白银大量流入。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闭关”，而在于清朝统治者始终未能以平等的国家主权观念去理解国际关系，始终以“天朝中心”的朝贡思维来处理与西方强国的交往。这种心态上的傲慢与制度上的僵化，才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深层原因。 全专题小结 清朝前中期，中国历史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军机处和奏折制度使皇权空前强大；另一方面，疆域开拓和边疆治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康乾盛世确实创造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繁荣，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文化整理（如《四库全书》的编纂）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的赞美，既反映了当时欧洲对异质文明的好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朝前中期治理的相对有效性。 然而，盛世之下危机暗涌。人口压力、土地兼并、财政困难、起义频发构成了内部隐患；而真正致命的，是外部世界的巨变与中国应对的失误。当英国使团带着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和全球贸易的新规则来到中国时，乾隆、嘉庆两代皇帝依然沉浸在“天朝物产丰盈”的旧梦中。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广州口岸的贸易早已提供了信息），而是根本不愿意以平等国家的心态去理解西方。这种“天朝心态”与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相交织，使中国错过了融入早期全球化的关键机遇。此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的炮火就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正是理解近代中国命运转折的最重要前史。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