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九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九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与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的新变化。
一、北宋的建立与制度设计:矫正前代之弊的精心布局
(一)走出五代阴影:一个关键的历史抉择
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从这一刻起,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新皇帝的面前:自唐朝灭亡以来短短五十余年间,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帝王换了八姓,战乱不息,生灵涂炭。宋朝会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
赵匡胤与谋臣赵普之间有一次著名的对话,道破了问题的核心。太祖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火不息、百姓遭殃,原因何在?赵普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形成君弱臣强的格局。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奇巧之法,无非就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剥夺他们的行政权力,控制他们的财赋来源,收编他们的精锐部队——这样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这次对话为北宋初年的制度改革画出了核心方向的路线图。宋朝初年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就是围绕“夺权、制钱、收兵”这三个关键词展开的。在统一策略上,北宋采取了“先南后北”的审慎方针——先征服经济发达、物产丰饶的南方诸国以增强财力物力,而将北汉作为缓冲地带暂不攻取,使新生的北宋不必独自承受来自北方契丹的军事压力。这是一个兼顾政权稳固与统一大业的务实选择。
(二)收地方之权:让割据再无可能
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一套组合拳,指向了地方势力。具体做法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收行政权、收财政权、收兵权。
在行政权方面,中央派出文官担任各州知州,节度使逐渐变为没有实权的虚衔。过去节度使在自己辖区内军政财权一把抓,现在换成了由中央直接任免、随时可以调动的文官,割据的制度基础从根子上被切断了。在财政权方面,朝廷在各路设置转运使统管财政,各州赋税除留足地方必要开支外,绝大部分必须上缴朝廷。地方没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也就没有了造反的物质条件。在兵权方面,将地方精锐部队全部编入禁军,由中央直接统辖,地方只剩下毫无战斗力的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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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政策的总体导向被概括为“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加强中央、削弱地方,重内轻外。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自北宋建立直到灭亡,中国腹地再也没有出现过足以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分官僚之权:让任何部门都不能独大
光收地方之权还不够,中央各部门的权力如果过于集中,同样可能孕育出新的威胁。北宋的第二个制度创造,是在中央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权力分割。
在中央,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多。过去宰相“事无不统”,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北宋则将其权力分散为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掌管行政的是中书门下,掌管军事的是枢密院,掌管财政的是三司。这三个机构各自独立、各对皇帝负责,彼此不能干预对方事务。枢密院长官通常任用文官,对禁军有发令调遣之权,但不参与日常管理;禁军平时归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领训练,三衙长官虽有统兵之责,却无调兵之权。每有战事,由枢密院秉承皇帝意旨调遣军队,统兵将领则临时委派,战事结束后兵归三衙、将还本职。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使任何将领都难以培植私兵、拥兵自重。
在地方层面,同样贯彻了分权制衡的原则。一州之内,知州掌行政,通判掌监督,二者同署文书、共议政务,通判实际上起到了牵制知州的作用。州下设县,路一级不设单一长官,而是设置帅司、漕司、宪司、仓司四个平行的监司机构,分管军政、财政、司法和仓储,互相制约,各自对中央负责。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官员能够集大权于一身。权力被切割成小块,分散在多个互不统属的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向皇帝负责。这种以“分权制衡”为核心原则的制度设计,使皇权达到了空前稳固的地步。
(四)崇文抑武: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
北宋制度设计中最为鲜明、也最具争议的特征,是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重用文官,提倡文治,大规模扩大科举取士名额,抬高文人和士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竭力抑制武将势力的膨胀——杯酒释兵权剥夺高级将领的兵权,分散军权使得统兵与调兵分离,实行更戍法使军队定期更换驻地以防止将领与士兵形成私人关系。
“崇文抑武”取向的一个典型映照,是当时人对文武两种职业的价值评判。名臣尹洙曾说:状元及第的荣耀,即便统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失地、将强敌驱逐于大漠深处、在太庙献捷,“其荣亦不可及也”。军功盖世,不及状元及第——这种价值取向在宋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遗训,更为士大夫参政议政、畅所欲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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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安全保障。后人概括宋朝政治为“重文轻武,文人治国”——这八个字虽不全面,但抓住了要害。
(五)制度设计的代价:“三冗”与积贫积弱
然而任何制度设计都有其代价。北宋这套精心建构的集权体系,在有效解决了藩镇割据和武将篡权问题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新的弊病。
分权过度导致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形成了“冗官”。养兵制度使禁军与厢军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更戍法使得军队频繁调动、耗费巨大,形成了“冗兵”。官僚和军队的巨额开支形成了“冗费”。“三冗”叠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是“积贫”的根源。而在军事上,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每逢大战便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和协同,这是“积弱”的根源。与此同时,北宋初年确立的“崇文抑武”方针在执行过程中也逐渐走向极端,形成了因循保守的政治风气——官员们宁可无所作为,也不愿冒风险做出改变。
北宋的制度设计用一套极其精巧理性且环环相扣的方案,成功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核心政治难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大规模的地方割据和武将篡权变得不再可能。但正因为这套办法在防范内乱方面太过有效,其负面影响——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军队战斗力弱、政治风气因循——也难以在体制内得到纠正,北宋中期的种种困局,根子正埋在这里。
二、北宋中期的困局与应对
(一)边防压力:北方强邻环伺
北宋虽然成功统一了中原和南方,但其北方边疆形势远不如汉唐那样稳固。后晋石敬瑭为答谢契丹出兵之助,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朝。这十六州分布在长城南侧,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本是长城防线背后的战略支撑点。割让燕云十六州意味着中原的门户洞开——中原王朝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和人工防线,辽朝骑兵可以随时南下,中原步兵则无险可守。终北宋一代,收复燕云失地始终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
北宋与辽朝之间,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与和议的反复博弈。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军主将,双方最终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向辽朝提供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岁币”,辽朝放弃对燕云以南的领土要求。
如何看待这种“以钱财换和平”的做法?苏辙认为,澶渊之盟后百数十年间,北方边民“不识干戈”,这是汉唐盛世所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说,每年支出的岁币与战争费用相比,“不及百分之一”。和平实现之后,宋朝在与辽朝的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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