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12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阶段特征】文治的辉煌与武功的困局：两宋政治的复杂面相 两宋（公元960—1279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臻于成熟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时代。一方面是文官政治的全面确立、科举取士的极大拓展、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是面对辽、西夏、金、蒙元等北方政权的持续军事压力，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先失中原、后亡于蒙元。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教授提出以“宋型国家”的概念来理解赵宋王朝的独特性质：宋朝自始至终是一个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争雄长的时代，文官士大夫政治力量的强大在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绝后，工商税超过农业税的经济结构也是独一无二的。理解两宋，首先要理解“崇文抑武”这一核心国策。 这一国策成型于宋初独特的建国背景。赵匡胤以武将身份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对晚唐五代以来“兵强马壮者为之”的藩镇割据乱象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杯酒释兵权”是宋初解决武将专权问题最具象征性的事件——赵匡胤以温和的政治手段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避免了重蹈汉高祖屠杀功臣的覆辙，“这与一些专制王朝不同：为了避免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防止武将坐大，没有采用极端手段诛戮带兵将领，而是采用温和的办法”。这一事件不仅是宋初兵权回收的标志，更奠定了两宋以温和方式驾驭武臣的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赵匡胤接受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建议，从政权、财权、军权三个维度全面推进中央集权。 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来看，两宋面对的是一个与汉唐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8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中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欧亚大陆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形成了一个对中原农耕政权持续施压的“北方压力带”。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整个中华文明的进程就是在北方游牧政权的挑战与南方农耕政权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在这一格局下，“宋朝的统一有它的相对性”——先是北宋与辽、西夏形成一种三国鼎立，而后南宋又与金、西夏形成第二轮三国鼎立。宋朝不是汉唐那样的天下一统帝国，而是在一个多政权并存、竞争与交融的时代中，以文化和经济引领了整个中华民族走向新一轮大一统的“重要时段”。 以下从“祖宗之法：北宋的集权逻辑”“变法与党争”“南宋偏安”“两宋军事与辽宋夏金关系”四大板块，梳理本课的核心知识与内在逻辑。 一、“祖宗之法”：北宋初年中央集权的强化 1.1 陈桥兵变与防弊之政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赵匡胤以武将身份夺取政权的方式，使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症结正在于地方权力过重、禁军权力过于集中。他登基后全盘采用赵普的谋略，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宿将兵权，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地方等措施，逐步削夺了藩镇权力，为大宋的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一系列措施的背后，贯穿着赵匡胤和赵普之间形成的基本共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这三句话精炼地概括了宋初中央集权的基本策略：剥夺地方的行政权、控制地方的财政权、收缴地方的精锐军队。以此为蓝本，宋朝建立了一整套防范内部动乱的制度体系。 1.2 “强干弱枝”：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 宋初制度设计的总方向可以概括为“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削弱地方，分散臣下权力、强化皇权控制。具体而言，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其一，分割地方权力。 在行政上，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知州，另设通判一职对知州进行制约和牵制，通判有权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节度使逐渐变为虚衔。在财政上，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各州赋税除必要开支外全部上缴朝廷。在军政上，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拱卫京师，“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其二，分散中央机构权力。 在中央层面，设立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三大机构，分别行使不同的权力领域。这一“二府三司”的体制将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文武“二柄”，三司则分割了宰相的财政权。在禁军统率体制上，实行“三衙—枢密院”分权机制：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有“握兵之重”；枢密院则掌调兵权和军政决策。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调动大军。 其三，崇文抑武的国策定位。 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将领职务后，改任文官掌管枢密院军事决策权，并推行“更戍法”使禁军定期更换驻地。宋朝由此形成了以文制武的基本格局——用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扩大科举，抬高文官地位。这一“崇文抑武”政策深刻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文人的地位日益升高、军人的地位日益降低”，维系了内部的长期稳定，但也为应对北方强敌的军事困局埋下了制度根源。 从整体效果来看，这套制度有效防止了内部动乱——终两宋三百余年，没有发生过如汉唐那样地方割据对抗中央的大规模叛乱。正如南宋学者陈亮所言：“艺祖皇帝（赵匡胤）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然而，制度过于僵化和权力分割过细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机构臃肿、官员队伍膨胀，形成了“冗官”问题；禁军不断扩充，形成了“冗兵”问题；养官养兵的庞大开支造成了“冗费”困局。北宋中期面临的根本性危机——“积贫积弱”，正是这一制度体系长期运行后产生的结构性矛盾。 二、“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挽救危机的两场改革 北宋中期，朝廷财政连年赤字，军队数量膨胀而战斗力低下，内忧外患交相压迫。在“积贫积弱”的困局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大规模改革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丰变法”。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3—1044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提出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改革的矛头直指官僚队伍的臃肿腐败，但也因此触动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新政仅推行一年多便在朝野压力下归于失败，但其“以整顿吏治为先”的改革思路，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做了思想上的先导。 王安石变法：规模空前的制度重塑 宋神宗即位后，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决心推行更为彻底的改革。他起用王安石为相，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推行新法，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历时近十七年，史称“熙丰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三司作为财政机关是国家最为倚重也最先“动刀”的地方。王安石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中枢机构，绕过了原有的官僚体系，直接向全国推行新法。变法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围绕这一目标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措施：青苗法以政府借贷取代民间高利贷、免役法以纳钱代役扩大征收范围、方田均税法和市易法等财政改革大大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与此同时，保甲法将农民纳入军事化编制，“兵农合一”，试图以征兵制逐步取代募兵制。 王安石变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表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不仅涉及财政、军事、教育、选官各个领域，而且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运作模式，加强国家对经济、军事、教育各领域的管理和控制。 变法失败的多重原因 熙丰变法最终未能挽救北宋的颓势，其失败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在客观层面，守旧势力十分强大，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激烈反对新法，形成了持续数十年的新旧党争。在主观层面，王安石本人性格刚愎、“强辩”——这一性格特质在变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辩论风格，但也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变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政策异化：青苗法本意在减轻农民负担，实际操作中却因强制摊派和利率过高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免役法扩大了征收范围，却令原本免役的贫下户陷入新的困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政策上有失误但总体成功”，变法增加了政府收入、达到了“富国”目的，但在“强兵”方面效果并不明显，用人不当、措施过激导致民间积怨。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以国家力量全面干预社会经济运行的改革实验，其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系统、影响之深远，在11世纪的世界史上也属罕见。从南宋到明清，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既与变法触动了地方利益格局有关，也与后世对“祖宗之法”的维护有关。直到近代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才开启了重新评价变法的先河。此后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对变法评价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于“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这一根本命题的不同理解。 三、南宋的建立：从偏安到覆亡 3.1 靖康之变与南宋的建立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汴京，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去，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同年，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宋高宗在位期间，奉行的是一条以“讲和”为既定方针的政治路线。其战略退却构想的底线在于两点：一是自身政治地位的认可，二是以东南六路为立国根本。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南宋初期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内虚外”的防御策略，抵抗金人的军事行动以不威胁南宋政权的存亡为前提。 3.2 绍兴和议：宋金对峙格局的形成 1141年，南宋与金朝达成“绍兴和议”，这是两宋外交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和约之一。和议的主要内容是：南宋向金称臣，双方以淮水中流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南宋每年向金输送银25万两、绢25万匹“岁贡”。与此同时，宋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主战派将领岳飞。 “绍兴和议”标志着宋金对峙格局的正式形成。以此为分水岭，南宋初期以战争为主的对外关系阶段基本终结，宋高宗、秦桧君相联合建立起了对外与金媾和、对内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绍兴和议”的签订是宋高宗实施战略退却的具体表现：他始终奉行“讲和”的既定政治路线，抵抗金人以不能威胁南宋政权的存亡为前提。 3.3 南宋中后期的和战变奏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维持了约二十年的相对和平局面。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宋军在采石之战中成功击退金兵渡江，完颜亮在军中被弑杀，金军北撤。战后宋高宗禅位于皇太子赵昚（宋孝宗），南宋迎来了一次北伐中兴的政治冲动。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议”，南宋不再对金称臣，关系由“君臣”改为“叔侄”，“岁贡”也改为“岁币”，南宋的外交地位有所改善。 此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权臣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但以失败告终。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关系进一步调整为“伯侄之国”，岁币数额有所增加。至13世纪初，蒙古在北方崛起，先后灭西夏、金，继而南侵。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残余力量，南宋彻底灭亡。 纵观南宋152年的历史，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这个偏安江南的政权，面对金和蒙元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为何能够维持如此之久？学界认为，南宋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原因在于其综合国力比较强——“宋的文化比较强、经济比较强，就使得其综合国力比较强。如此，哪怕打了一些败仗，也能够比较快地恢复，能够坚持下去”。南宋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官僚体系，即便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也能通过“岁币”外交和弹性防御来维持政权的基本稳定。 四、民族政权并立与和战关系 4.1 辽宋夏金：多政权并存的时代格局 两宋时期最大的地缘政治特征，是多民族政权的长期并立与激烈竞争。终北宋一朝，北方先后与辽和西夏鼎立；金灭辽后，又与南宋、西夏形成第二轮三国鼎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版图来看，这几个政权并存的情况比魏蜀吴三国时期更为均衡。 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呈现出“和战交替、以和为主”的鲜明特色。“宋朝跟前朝有点不一样，它是打一段时间，然后跟人家定个和议，接下来如果和议撕毁了，那就再打一仗。”这种“和战交替”的模式在其他朝代是比较少见的。 4.2 “华夷一体”与多民族的“中国”认同 辽宋夏金时期不仅仅是军事对抗和政权竞争的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共同推动“中国”认同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弥漫于各个政权执政理念之中的，是“华夷一体”意识——中原政权对边疆民族政权的接受与认可，以及边疆民族政权对华夏民族身份归属的自觉实践。 从双方关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宋朝素以“正统”自居，但面对辽夏金等政权的崛起，宋人不得不接受“天下”分而治之的事实，甚至接受了与边疆民族政权之间的“兄弟”“叔侄”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边疆民族政权也积极建构自己的华夏身份认同。辽朝称“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西夏李元昊自称北魏拓跋之后、“臣祖宗本出帝胄”，金朝女真人也自称为黄帝之后并“欲为黄帝立庙”，通过这些“祖述炎黄”的论述，将自己融入中华的祖源谱系之中。辽夏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 4.3 冲突中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军事对立之外，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也维持着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榷场贸易是双方经济往来的主要渠道——宋朝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与辽、西夏、金进行互市交易，从中原输出茶叶、丝织品和书籍等商品，从北方输入马匹、羊皮和药材等战略物资。尽管时有中断，但总体上持续不断。 与此同时，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不仅边疆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也有大量汉族人口因战乱而迁往江南和南方边疆地区。正是这近三百年的碰撞、交流、冲突与融合，为此后元朝实现更大规模的大一统奠定了民族、制度和文化基础。在各个政权之中，“但在文化、制度上面起引领和主导作用的，还是宋朝”——宋朝在制度建设和文化演进上的成就，深刻影响了同时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并为此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与文化资源。 【关键概念辨析】 “杯酒释兵权”与“崇文抑武”：“杯酒释兵权”是宋初以温和方式解除禁军高级将领兵权的具体事件；“崇文抑武”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两宋基本国策——抬高文官地位、压制武将权力、以文制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起点，后者是贯穿两宋的制度逻辑。两者密切相关但不完全等同。 二府三司与三衙—枢密院体制：这是理解北宋中央权力结构的关键。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文武“二柄”，三司分割宰相财权。在军事指挥系统上，三衙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枢密院则掌调兵权和军政决策——“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调动大军。这是理解宋代“以文制武”制度设计的关键，也是高考中常见的考点。 募兵制与更戍法：宋朝实行募兵制，禁军为职业化的雇佣军队，由国家提供军饷和装备，但也因此造成巨额财政开支。更戍法是禁军的管理制度——派驻各地的禁军须定期轮换驻地，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防武将拥兵自重宰割一方，但也因此削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两项制度共同解释了宋代“冗兵”问题的制度根源。 岁币与岁贡：这是高考选择题中极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北宋与辽国签订的澶渊之盟中，宋给辽的财物称为“岁币”，双方关系为“兄弟之国”；南宋绍兴和议中，宋给金的财物称为“岁贡”，并附带宋向金“称臣”的政治条件，性质完全不同。1164年隆兴和议后，关系由君臣改为叔侄，“岁贡”也改称“岁币”，地位有所改善。 “守内虚外”与“强干弱枝” ：“守内虚外”是北宋确立的国防政策——将国防重心放在防止内部动乱上，对边疆采取相对保守的防御策略，这源自宋太宗晚期以来的政策传统；“强干弱枝”则是基本国策——加强中央、削弱地方，“干”为中央主干，“枝”为地方枝叶。前者侧重于对外关系的策略选择，后者侧重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两者不应混淆。 【备考提示与命题趋势】 1. 核心素养指向 时空观念：准确掌握北宋建立（960年）、澶渊之盟（1005年）、庆历新政（1043—1044年）、王安石变法（1069—1085年）、靖康之变（1127年）、绍兴和议（1141年）等关键时间节点，能够将两宋政治放在辽宋夏金多政权并存的空间格局中来理解。 历史解释：能够多角度分析宋代中央集权强化的措施与影响——在评价“崇文抑武”政策时，既要看到其有效防止了内部动乱，又要看到其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困局；在评价王安石变法时，既要看到其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国家治理的成效，也要看到其用人不当和措施激进化带来的问题。 家国情怀：通过对辽宋夏金时期“华夷一体”意识和多民族“中国”认同的学习，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也积极建构自身的华夏身份，认可“华夷一体”，共同推动了中国认同的历史进程。考古发现——如重庆白帝城出土的铁火炮、钓鱼城的城防遗址——也从实物层面揭示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事实。 2. 思维拓展 评价类题型：近年来高考越来越重视考查对历史现象的多角度评价能力。如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应简单地判断“成功”或“失败”，而应从“富国”“强兵”“社会影响”等不同维度分别考量——“富国”取得了成效、“强兵”效果不明显、社会层面则因措施过于激进而引发了反弹和争议。 制度与人事的关系：宋代制度的突出特点是“防弊”——制度的设立首先旨在防范某种弊端，而非追求效率最大化。这导致宋代政治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制度设计严密精细，但人事运作中人浮于事的情况相当普遍。理解“制度”与“人事”之间的这一张力，是把握两宋政治深层逻辑的关键。 “弱宋”还是“强宋”？ 近年来学界对“弱宋”这一传统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军事上两宋确实频繁失利，但从综合国力来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制度成熟——宋朝不容简单地被定性为“弱”。 3. 热点关联 2024年重庆白帝城遗址发现南宋兵器埋藏坑，出土铁火炮等火器实物，有力证实了宋元战争时期是冷热兵器共存使用的重要阶段。同年，钓鱼城加担土遗址首次发现南宋环城城门青华门，形成类似内外双重瓮城的城防结构，弥补了钓鱼城南宋山城城防体系的重要缺环。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是高考材料题可能的素材来源，也提醒我们在复习两宋军事史时要注重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相互印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高考的重要命题导向。辽宋夏金时期多民族政权并存、竞争与交融的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备考中，应注重从民族交融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把握各政权共同推动“中国”认同的历史大势。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