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讲 法律与教化 讲义--2027届高三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讲义聚焦“法律与教化”高考核心专题，系统整合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演变、当代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近代西方法律渊源及法系比较等考点，按中外时空脉络构建知识框架，通过考情解码、体系梳理、核心突破、解题专项等环节，帮助学生把握法律与教化互动规律，突破长时段分析与跨文明比较难点。 讲义突出时空观念与史料实证素养，如以汉代引礼入律、隋唐礼法成熟、宋元明清基层渗透梳理法律儒家化进程，通过对比法家“以法治国”与现代“依法治国”本质差异强化历史解释。设置分层解题指导与备考策略，助力学生高效构建知识体系，提升答题精准度，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供清晰路径。

第37讲　法律与教化 【考情解码·命题预警】 “法律与教化”是高考历史选择性必修中贯通中外法治文明与道德教化的核心专题，涵盖了从先秦至当代中国的法治与教化演变，以及近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宗教伦理的发展历程。从近五年高考命题趋势来看，这一专题的考查呈现出“法律制度演变的阶段性特征与内在逻辑并重”“中外法治文明的比较与互鉴”“法律与教化的互动关系”三条主线交织的特征。展望2027届高考，备考需重点关注以下几大命题方向： 趋势一：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的演变规律成为核心命题主线。 从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到秦汉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法治实践，再到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进程，经隋唐礼法结合的成熟形态，到宋元明清理学向基层社会的深度渗透——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和教化的制度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命题常要求学生从长时段视角把握法律与教化互动演进的规律。 趋势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受到重点关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法制初创，到改革开放后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再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命题常从“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与成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与意义”等角度进行考查。 趋势三：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与发展成为重要命题视角。 罗马法作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形成与发展，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法治、平等、司法独立等）等，构成西方法律制度史考查的核心内容。命题常从不同法系的历史渊源和主要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趋势四：中外法治文明的比较成为高考拔高题型的重要设计方向。 中国古代“以法治国”与现代“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中国法律儒家化与西方宗教伦理对法律的影响比较，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差异比较等，要求学生具备跨文化、跨国别的宏观法治文明分析能力。 趋势五：宗教伦理与教化的关系及其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受到关注。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对西方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和新教各自的法律理念，以及西方社会教化中宗教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内容构成宗教与法律关系考查的重要切入点。 【体系构建·思维可视】 知识框架总览 一、中国的法治与教化（从礼法之争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先秦时期：礼制主导社会秩序，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儒家主张德治教化，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秦汉至隋唐：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汉代开始法律儒家化进程，《唐律疏议》标志着礼法结合的成熟 宋元至明清：理学渗透基层社会，乡约、族规和家训成为教化的重要载体，圣谕宣讲将国家教化深入民间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从1954年宪法到改革开放后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再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 二、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从罗马法到两大法系，从教会伦理到世俗法律） 罗马法：从《十二铜表法》到《罗马民法大全》，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共同渊源 两大法系：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为基础）和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基础），各自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司法传统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教会法和宗教法庭在中世纪社会教化中发挥核心作用，对西方法律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强调法治原则和法律至上，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司法独立和程序公正 【核心突破·靶向攻坚】 考点一　中国的法治教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知识点1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礼法结合的制度演进 （一）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 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经历了从礼治传统到法治尝试的演变过程。夏商西周时期，礼制占据主导地位，宗法伦理和社会等级秩序以礼乐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革，传统的礼乐制度难以继续维系社会秩序，各学派针对治国方略展开了激烈争论。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德治，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会设法逃避惩罚却无廉耻之心；用道德和礼义来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懂得廉耻而自觉遵守规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统治者应当以严刑峻法来制止人们作恶，用奖赏来激励人们为国效力。法家认为法律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君主本人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律服务于君主的富国强兵目标。秦朝统一后，将法家思想推向极致，以严酷的法律治理国家。岳麓秦简保存的秦王政时期法令规定，婚嫁和借贷都需要订立契约文书并在官府备案，否则没有法律效力，在诉讼时不予承认。这一做法的实质是通过强制规范民间社会经济行为并将其纳入官府监管，强化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秦简中还记载了对孝道的法律要求——“黔首或事父母孝，事兄姊忠敬，亲弟（悌）兹（慈）爱，居邑里长老率黔首为善，有如此者，牒书（书于简牒，传之后世）”。这说明秦朝在实践中已将孝道伦理融入律令，在基层治理中兼用“法治”与“教化”的手段。 （二）秦汉至隋唐——法律儒家化与礼法结合 汉代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想，法律也开始了儒家化的进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成为解释和补充法律的重要依据，礼的观念渗透到法律的制定和司法实践中。儒家化的本质是法律开始体现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法律不仅要惩恶，更要劝善，维护纲常伦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进一步深入。北魏孝文帝修定律法时强调“参详旧典，务从宽仁”“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这些诏令中的理念体现了儒家仁政、德治和礼法并用的思想。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儒学伦理的深入渗透与原有法律传统之间偶有激烈碰撞。北魏兰陵长公主遭驸马刘辉殴打致流产，朝廷围绕如何判处刘辉展开争论：以尚书省官员为代表的一方坚持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按杀子罪判处四至五年徒刑；代表灵太后意志的门下省官员则主张以谋反大逆罪判处死刑。皇帝最终下诏支持门下省意见。这一判决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的复杂性——同一案件的不同判决意见反映出儒家伦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始终如一地占据主导地位，其推行常常伴随着反复和曲折。 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达到成熟。《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全面引入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一准乎礼”，将“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贯穿于法律条文的编纂和解释之中。《唐律疏议》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指导思想，标志着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正式成熟。《唐律疏议》对后世及东亚各国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还注重提升官员的司法素养——“判”作为铨选官吏的考试科目之一，要求应试者根据模拟判例陈述案例缘由，给出判决意见并进行解释。传世的《龙筋凤髓判》就是这样一本判例集，为应试者提供判的写作程式和方法，反映出唐代在选官考试中对官员司法实务能力的重视。 （三）宋元至明清——教化向基层社会的深度渗透 宋代以后，随着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法律与教化的融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在法治层面，宋代法律在继承唐律基础上有所发展。《宋刑统》对民间借贷等经济行为作出了具体规范——“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更令生利，又不得回利为本”——规定借贷须订立契约自行协商处理，但限制借贷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严禁利滚利等不合理盘剥。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不仅严禁回利为本，还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这类规定限制了高利贷盘剥，有利于减轻民众负担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宋朝天圣年间雄州民妇张氏的田产继承案中，皇帝认为田产都是百姓“朝夕自营者，毋利其没入”，裁决“悉令均给之”——这一裁决拒绝将私产没收入官府而选择均分给亲属，体现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中尊重百姓私产的德治精神。 在基层教化方面，宋代儒学开始向基层社会广泛渗透。朱熹任漳州知州期间，通过主持修复书院、推广《家礼》和亲自讲授儒学经典等方式传播儒家的家族伦理思想。他将高深的思想学说转化为可以在乡村家庭中具体操作的礼仪行为规范，使儒家伦理与社会的日常运行深度融合——闽南地区因此获得“海滨邹鲁”的美誉。乡约、族规和家训也成为士人教化乡里的重要范本。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通过基层教化进一步深入民间社会。明代以后圣谕宣讲普遍与乡约制度相结合，“宣讲圣谕”即各地方官员定期召集官民，定点宣讲皇帝的教谕训示，并举行隆重仪式以显示统治者对基层教化的重视。知县往往“慎择乡约之长”，让其宣讲“高皇帝之六训”，并负责当地保卫事宜。圣谕中明确要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能遵守的便是好人，有一件不曾遵守便是恶人”。这一详密的教化体系将儒家伦理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向社会的最基层推广，逐渐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还将一些历史人物塑造为符合纲常伦理要求的榜样，以此来强化民众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宋代女子吴妙静最初仅因出资修桥造福民众而闻名，但进入明清时期却被地方官绅逐步塑造为节孝双全的女性形象，最终成为当地妇女学习的典范。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形象重构，国家所推崇的纲常伦理观念得以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渗透。 知识点2　当代中国的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 （一）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从起步到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1949年《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正式起步。然而此后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新走上正轨。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1999年全国人大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标志着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0年通过、2021年正式施行。 民法典的编纂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曾于1954—1956年和1962—1964年两度起草民法典草案，但均因政治运动和经济条件不具备而中断。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民事关系日益复杂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1986年颁布了《民法通则》，此后合同法、担保法等单行法相继出台。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编纂民法典的步伐加快。这一历程说明——法治建设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为基础，法律的编码是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的产物。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社会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这种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精神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后，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1981年部分人大代表提议设立“全民文明礼貌月”，次年中共中央即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精神文明建设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1986年发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系统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提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此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广泛培育践行，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了新的高度。 考点二　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 知识点1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一）罗马法——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共同渊源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根植于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公元前450年左右，罗马共和国为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颁布了《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内容涉及债务、家庭、继承等多个方面。它限制了贵族对法律的随意解释，使审判和量刑有了较为明确的成文依据。《十二铜表法》虽然仍保留了同态复仇等原始习俗的痕迹，但其确立的以法律条文明确规范社会关系的基本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6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法学家系统整理编纂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和《法理概要》三部法律文件仅用六年时间编成，他去世后法学家又编成《新法典》，这些法律合称为《罗马民法大全》。这是古代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标志着罗马法体系的完备。《罗马民法大全》明确规定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确立了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法律原则，对后世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 中古时期，各日耳曼王国编撰了“日耳曼法”，基督教会也颁布了教会法。公元643年编定的《伦巴第法典》规定，罗马人与伦巴第人之间发生争讼时一律适用伦巴第法，而罗马人之间的争讼则适用罗马法。该法典在8世纪的重大法律改革中开始引用《圣经》作为治国指导思想，采用罗马法和教会法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规范——这一过程体现了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教会法的逐步融合。 近代以来，在罗马法、日耳曼法和教会法的基础上，西方形成了两大法系。一是英美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法官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创设法律原则，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大多沿用这一法系。二是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以成文法典为主要法律渊源，强调系统性编纂法典，法官依据法律条文判案。法国《拿破仑法典》和德国《德国民法典》是这一法系的代表性成就，深刻影响了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亚洲诸多国家。 知识点2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宗教伦理 （一）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各国确立了近代法律制度。尽管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渊源不同，但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法治原则——强调法律至上和依法统治，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方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了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原则，从法律制度上对等级制度作出根本性否定，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司法独立——强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分离，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干涉，16至17世纪英国大法官柯克即坚决抵制国王亲自坐堂问案，强调“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程序公正——强调形式公正和程序合法，反对掺入具有主观价值倾向的道义原则。 （二）宗教伦理与教化 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基督教会在社会教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教会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道德教化和社会秩序维系的中坚力量。教会法规定了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等方面的规则，宗教法庭审理涉及宗教道德和信仰问题的案件。诺曼征服后英国国王逐渐被神圣化，教权与王权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确立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二元格局。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和新教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法律观念——新教伦理更强调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以及世俗工作的宗教意义，这对近代西方法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答题专项突破】 考向一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解题核心思路： （1）法律儒家化与礼法结合的演变逻辑。 从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经汉代“引礼入律”开始融合，到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的曲折推进，再到隋唐趋于成熟的礼法结合形态，《唐律疏议》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宋以后理学深入基层，乡约族规延伸了国家权力的触角，明清时期圣谕宣讲和旌表制度把纲常伦理进一步落实为全民遵守的行为规范。把握这条从典章顶层到基层民间层层贯通的主线。 （2）法治与人治关系的分析工具。 法家的“以法治国”本质是君主借助法律统治民众的工具——君主超然于法律之上，而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根本不同，在依法治国模式下法律拥有最高权威，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受法律的约束。对相关材料题的分析需点明此区别，以免将古代法家主张误植为现代法治思维。 （3）教化方式的演变与评价。 先秦以礼乐为主要载体，两汉以经学为选拔和教育标准，唐宋以后书院和家礼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途径，明清乡约和圣谕制度将教化全面组织化和日常化。对教化的作用要看到——它维护社会秩序、延续文化价值、实现道德代际传承的积极作用，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教化体系也日益钳制着个性解放和思想创新。 答题主线总结：以“法律制度儒家化”和“教化向基层渗透”两条线索交叉展开，从制度建设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呈现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互动演进的全貌。 考向二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 解题核心思路： （1）法治建设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1954年宪法开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后的政治运动导致法治严重挫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走向法制轨道，1999年将依法治国写进宪法，2010年初步建成法律体系，十八大后全面推进法治。答题需突出三个关键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1999年宪法修正案和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推开。 （2）民法典编纂历程的规律性启示。 从草创受阻到条件成熟再到时机把握。《民法典》最终完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的必然结果。答题中可从历史条件积累与制度需求两个角度展开因果链条分析。 （3）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与定位。 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道德建设、德法共治理念的继承，也是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教育和价值引导现实需求的回应。当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定位要把物质和精神的协同进步讲清楚。 答题主线总结：以“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为历史定位，把握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的治理逻辑。 考向三　近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宗教伦理 解题核心思路： （1）罗马法的历史地位与精神内涵。 从《十二铜表法》作为最初的成文法基础，到查士丁尼《罗马民法大全》集大成，核心精神是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确立契约自由原则、以法律条文规范社会关系。《十二铜表法》与《汉谟拉比法典》相比限缩了基于阶级等级的不平等，更多强调法律程序作为提供权利保障的方式——答题中以此聚焦法律文明的代际进步。 （2）两大法系的分化与比较。 英美法系以司法审判经验为基础的判例制，大陆法系以立法体系为基础的法典制。前者源于英国王室法官在巡回审判中统一各地习惯法所积累的判例素材，后者根植于法国和德国对罗马法传统进行系统化编撰的需要。答题时要从发展渊源和运作方式两方面区分两大法系。 （3）宗教与法律交织的演进线索。 《伦巴第法典》中依身份适用不同法律的二元制度，到引用《圣经》作为指导思想体现教会法影响力增强，最终实现罗马法、日耳曼法与教会法的逐步融合。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伦理和法律话语的垄断，为近代西方法律的世俗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答题时要把握法律世俗化进程中的宗教影响。 答题主线总结：以“从诸法并存走向系统分化、从宗教伦理走向世俗法律”为主线，宏观把握西方法律制度近两千年的源流演变。 【复习备考提示】 法律与教化是高考历史选必板块的核心专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备考： 一是把握核心概念的精准要义。 法家的“以法治国”是皇帝通过法律管束臣民的工具——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现代的“依法治国”是指法律拥有最高权威，任何人包括执政者都需要依法办事。准确区分这两个概念对备考至关重要。 二是掌握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宏观脉络。 从开始融合——汉代，到曲折推进——魏晋南北朝，到成熟定型——隋唐完成礼法结合，再到基层渗透——宋以后理学主导乡约和圣谕教化，贯穿始终的是礼与法、德与刑的相互配合。把握这条主线就能有效串联各朝代的制度知识点。 三是重视现当代中国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逻辑。 从1954年宪法的创制到改革开放后法治的重建，再到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全面推行，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治理特色。 四是加强中外法治文明的比较分析。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本质区别是当代中国法治特征与中华法系历史关系的关键点，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比较是理解中西法治文明差异与交流的重要理论视角。 五是关注法律与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互动规律。 儒家伦理与法律条文的融合推动了“礼法合一”体系的形成，乡约和圣谕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转化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宗教伦理在西方社会同样扮演了法律思想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基础。从比较文明的视角把握这种“硬约束”与“软约束”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高考命题中跨专题综合分析的热门切入点。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