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20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导言:新纪元的开启——从“站起来”到“过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
然而,新中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是一连串极端严峻的考验:政治上,新生政权还很不稳固,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经济上,历经多年战乱,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工业破产、农业凋敝、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将新生共和国直接推到了与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对抗的前沿。
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七年被称作“过渡时期”——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其间完成了几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剿匪镇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了国民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在外交上站稳了脚跟(“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通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本讲的核心线索就是这条“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建立制度”的清晰逻辑链条。
时间坐标:1949—1956,新中国的第一个七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一五”计划开始实施。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
知识点一:新中国的诞生——准备、标志与意义
一、筹备建国:从《论人民民主专政》到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国民党残余势力退缩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少数地区,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军事条件已经具备。理论上,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为建国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来自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概念辨析:新中国成立时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当时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尚未完成,仍然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建设国家;经济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存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开始。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才初步建立起来。会议还确定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开国大典做好了组织准备。
二、开国大典与历史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随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从革命意义看,它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完成了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从社会意义看,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从世界意义看,中华民族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改变了二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中的力量对比。正如教材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但需要明确: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是在此后七年完成的。
知识点二:人民政权的巩固——四大举措支撑新生共和国的根基
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对外有强敌环伺,对内有残敌未清。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站稳脚跟?最主要的举措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剿匪镇反: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留下了大量溃散武装和政治残余——二百多万政治土匪、六十多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六十多万特务分子。仅1950年春至秋的半年内,就有近四万名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杀害。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人民政府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在华南、西南等地区继续清剿国民党残余军队,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装。剿匪镇反的胜利,为巩固新生政权、保障社会安定奠定了基本的秩序条件。
二、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称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这个定位非常精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国民党统治只是从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上层建筑,而封建土地所有制才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根基。不摧毁这个根基,封建势力就有可能死灰复燃。
1950年夏,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与以往的土地政策不同,这次土改不是将土地“恩赐”给农民,而是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由农民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陆基本完成,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多亩土地。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工农联盟空前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获得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土地改革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扫除了障碍。
三、稳定物价:打赢“没有硝烟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是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惯性尚未消退,投机商人趁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倒卖银元,加剧了物价的飞速上涨。新生的人民政权如果在经济上站不稳脚跟,政治上迟早也要出问题。
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首先是“银元之战”——以行政和法律手段严厉打击银元投机,查封上海证券大楼,逮捕法办投机分子,使人民币占领市场。其次是“米棉之战”——以经济手段平抑物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运和集中抛售粮食、棉纱、煤炭等主要物资,打击囤积居奇,将物价从飞涨中压下来。此后政务院又采取措施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物资管理和现金管理,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到1950年春,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人民政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这场斗争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市场领导权的一场较量。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
四、抗美援朝:打出新中国的国威与军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
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950年10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经过五次战役,中朝军队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进入了长达两年多的边谈边打、以打促谈阶段。1953年7月,美国不得不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为国内的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知识点三: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创中国外交新格局
一、从“跪着办外交”到“站起来办外交”
近代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中国的反动统治者“跪在地上办外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斩钉截铁地宣告:不承认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新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另起炉灶”——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肃清其在华势力后再考虑建交问题;“一边倒”——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中,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一边倒”方针曾经引起一些误解,有人认为它违背了“独立自主”。实际上这是误解——“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为前提和最终目的的,它是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孤立封锁的特定条件下,新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主权而作出的必然战略抉择。
二、从建交高潮到日内瓦会议
上述三条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迅速打开局面。1949年10月3日,苏联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跟进,形成了第一次建交高潮。1950年,印度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瑞典则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结成军事同盟,这对保障新中国的安全、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53年,新中国的外交进一步走向成熟。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成为此后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1954年,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会议讨论的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中国代表团的出席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提升。1955年,周恩来又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面对会上某些国家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攻击,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亚非各国从共同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出发团结合作,赢得了与会各国的普遍赞誉。万隆会议后,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建交高潮。
知识点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一化三改”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主要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那么从1953年起,工作重心就转向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并举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最突出的特点是“建设与改造并举”——既大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又有步骤地推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两方面相互配合、互相促进。
二、“一五”计划: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1953年至1957年,中国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计划执行期间,优先发展重工业——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等基础工业部门是重中之重。到1957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关键成就包括: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建成通车,新藏、青藏、川藏三条公路相继修通,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和沈阳飞机制造厂等大型骨干企业建成投产。“一五”计划的完成,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工业布局,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三、三大改造: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
在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稳步推进。对农业的改造走的是“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逐步过渡道路。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有创造性——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和高级形式,逐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国绝大多数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个体手工业者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之一,其意义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制度上彻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对三大改造的全面认识。从方向和路线上看,三大改造是必要的,它使中国从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改造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遗留下了一些后来需要花时间调整和弥补的问题。
四、1954年宪法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展开的,是政治领域的制度建设。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954年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体系。
思维拓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只用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这个转变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为中国设计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它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但它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只是一个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的历史阶段。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此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此后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适时地引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一片废墟上较快地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是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核心内容,知识点较密集但逻辑线索清晰。复习时建议从以下角度入手。
把握“巩固—恢复—过渡—建立”四步节奏。 1949—1952年侧重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剿匪、土改、稳定物价、抗美援朝);1953—1956年侧重社会主义改造和制度建设(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五四宪法)。两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但侧重点不同。
准确区分几组关键概念。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前者是过渡性社会形态,后者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二者的最主要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共同纲领》(1949年,临时宪法,规定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与1954年宪法(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区别。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仍是土地私有制)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土地由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区别。
注意外交“三步走”的内在联系。 “另起炉灶”解决的是与旧外交关系彻底决裂的问题,“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决的是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问题,“一边倒”解决的是在两大阵营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三者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再往后延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则是在“一边倒”基础上的外交政策成熟和发展。
理解“一化三改”是“建设和改造并举”的整体性战略。 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两个彼此孤立的任务,而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工业化提供了改造的物质技术基础,改造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生产关系保障。回答相关问题时,不宜把“一化”和“三改”割裂开来理解。
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声震惊世界的宣告,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这七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七年。中国人民不但从此站起来了,而且确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和外交立场,为此后几十年的建设发展奠定了最早也最根本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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