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21讲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导言：在曲折中前行——二十年的艰辛求索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然而，怎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搬。从1956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被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成功与失误交织、成就与挫折并存的复杂面貌。 如果把这段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它包含着三条相互交错的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探索”：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从“双百”方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条主线是“失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三条主线是“成就”：即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仍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和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独立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两弹一星”震惊世界，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本讲的核心线索，就是“探索—失误—调整—再失误—再调整”的曲折历程。理解这段历史，需要一种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因为成就而掩盖失误，也不能因为失误而否定成就；更不能将失误简单地归咎于某个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时间坐标：二十年的关键节点 本讲时间跨度为1956年至1976年。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随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兴起。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1967年，全国陷入“全面夺权”的混乱。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 知识点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功探索（1956—1957年）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一、《论十大关系》：中国自己道路的起点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篇报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报告特别强调，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的缺点和错误，要引以为戒，不要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 这十个问题看似分散，实则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它的核心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二、中共八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指针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八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判断，八大确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中共八大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如果能够坚持贯彻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走得更加平稳。但后来的实践表明，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三、“双百”方针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1956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实质，是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具有多层性和多样性。这是政治民主化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创造热情，成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指导方针。 1957年春，毛泽东又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他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出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前者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后者用说服教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这一理论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针指导。 然而，就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之际，运动发生了重大转折。1957年夏，运动转向了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严重斗争。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成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内容的“左”倾理论逐渐形成的起点，导致了对知识分子分析判断和政策方向的变化，破坏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正常关系，促使了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思想的抬头，推动了“左”倾思想的滋长和发展。 知识点二：经济建设的曲折失误（1958—1960年） 如果说1956年到1957年是探索的开端，那么1958年到1960年则是探索发生严重失误的时期。这个失误的核心表现，就是“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一、“大跃进”：急于求成的高速度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它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大跃进”的核心特征是盲目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和高指标。在农业上，“以粮为纲”，各地竞相“放卫星”，虚报粮食亩产千斤、万斤；在工业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搞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时间，全国城乡到处建起小高炉，男女老少齐上阵炼钢。由于技术条件根本不具备，炼出的钢大多是废品，还砍伐了大量树木作燃料，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大跃进”属于生产力范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了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凭主观愿望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它的教训极其深刻：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热情和干劲不能代替科学态度和严谨规划。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典型 与“大跃进”几乎同步推进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在几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组织。 人民公社化运动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在生产力还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强行拔高公有化程度，结果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并不适合中国农村当时的生产力状况。 三、三年经济困难及其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加上当时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致使1959年到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基本建设规模过度膨胀，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这次严重的经济挫折，集中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危害。它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决不能主观随意地拔高所有制水平；经济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 知识点三：调整与恢复（1961—1965年） 一、“八字方针”与国民经济的稳步恢复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中核心是“调整”——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严重失衡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降低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八字方针”的实质，是对“大跃进”以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一种纠偏。 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了全党的认识。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趋于平衡。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接近并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得到部分纠正 “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以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计划的现实性和技术操作的专业性，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仅仅靠精神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这种务实精神的回归，是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重要思想前提。但遗憾的是，在政治上“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反而在更深的层面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了日后更大规模的灾难。 知识点四：“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 一、“文革”的起因与全面爆发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考虑是：他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过去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发动一场由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彻底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被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然而，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这种估计，严重脱离了实际。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和界限的模糊概念，这就为各种势力随意解释和扩大打击面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后“全面夺权”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相继瘫痪，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社会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林彪在仓皇出逃途中机毁人亡。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军队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整顿工作被迫中断。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 从性质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二、“文革”带来的深刻教训 “文化大革命”在各领域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政治上，民主法治遭到践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名存实亡，各级党政机关一度瘫痪。社会上，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派性斗争不断，武斗事件时有发生，大量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经济上，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造成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文化上，“破四旧”造成大量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被毁，文学艺术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 十年动乱的教训极其沉重而深刻。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滋长；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才能使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知识点五：曲折中的成就——二十年间不可忽视的建设成果 在承认严重失误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就在这崎岖曲折的二十年间，中国人民仍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建设成就。 一、独立的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中国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即便在“文革”动乱期间，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指导方针，以西南、西北为重点，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不仅在客观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二、农业条件的显著改善 这一时期，通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黄河、淮河、海河得到初步治理，全国水库数量大幅增加，灌溉面积显著扩大，为后来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两弹一星”震惊世界 国防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是这一时期最耀眼的亮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一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邓稼先等“两弹元勋”为了国家的强盛，隐姓埋名、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外交的重大突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外交活动的舞台，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思维拓展：怎样看待“探索中的曲折”？ 回顾1956年至1976年这二十年的历史，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我们反复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为什么“左”倾错误能够一再发生，而且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内乱？ 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从客观条件来看，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也缺乏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客观上存在着很大的探索难度。从理论认识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这一正确判断未能始终坚持，反而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被轻易放弃，最终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偏差。从制度层面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不健全，特别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远未完善，使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有可能滋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一度遭到严重削弱。 然而，也正是在这充满艰辛和曲折的二十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累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必须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成为此后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内容时间跨度长、事件复杂，复习时建议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探索—失误—调整—成就”的辩证分析框架。 二十年的历史不能简单地用“错误”或“成就”来概括，对任何事件都不宜做绝对化的评判。《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是正确探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错误，“八字方针”是调整，“两弹一星”和外交突破是成就——答题时要能够根据具体事件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准确区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同属性。 前者主要属于生产力范畴的问题——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后者主要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所有制形式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选择题中经常将两者混搭作为干扰项，需要仔细辨析。 掌握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标志性事件。 1956年——中共八大和《论十大关系》；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61年——“八字方针”；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和“四个现代化”的提出；1966年——“文革”开始；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6年——“文革”结束。 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内乱”，中共八大是“一次成功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定性性的表述在高考中是重要的采分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只是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在此后二十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结果。 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误的痛楚；既有振奋人心的突破，也有令人扼腕的挫折。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段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历程。理解了这段历程的艰难和复杂，才能更深刻地领会此后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伟大意义。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