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讲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统治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5讲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统治 导言：从帝制到共和——一场未完的转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枪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土崩瓦解，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告终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变革之一——从此以后，“皇帝”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符号在中国土地上不复存在，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了吗？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角度看，它是成功的；但从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根本任务的角度看，它又是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此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府院之争——民主政治屡遭挫折，共和制度有名无实。正是在这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推翻一个皇帝、建立一套制度是不够的，如果不彻底改造国民的精神，民主共和就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被高高举起。 本讲的核心线索是“从帝制到共和的艰难转型”。这个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革命成功→旧势力反扑→维护共和的斗争→制度失败后的文化反思”这样一个充满反复和曲折的过程。理解这个过程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也才能理解此后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为什么必然发生。 时间坐标：从武昌起义到东北易帜 本讲的时间线索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辛亥革命时期（约1894—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 革命准备阶段：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后阐发为三民主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虽失败但震动全国。 革命高潮：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失败。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年底宣布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逝。此后，北洋军阀分裂为以冯国璋（后为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等派系，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时期。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仅十二天便告失败。同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第一次合作。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正式结束。 知识点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伟大尝试 一、革命的客观形势：为什么是1911年？ 一场革命的发生，仅有革命者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客观形势的成熟。辛亥革命的客观条件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 从时代背景来看，《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列强加紧掠夺中国的路权、矿权和经济利益，中国人不仅要忍受“洋人”的经济剥削，还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从经济基础来看，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随之壮大——这个阶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具备了组织政治运动的经济实力。从直接政治诱因来看，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皇族内阁”（1911年5月成立的新内阁中，十三名成员竟有七名是皇族）彻底暴露了“假立宪、真集权”的骗局，使得大批原本寄望于清廷改革的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彻底绝望，转而同情和支持革命。 从导火索来看，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为名，将已由民间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又将筑路权抵押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四川民众发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兵力空虚——这恰好为武昌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二、革命的主观努力：组织、思想与领袖 革命形势的客观存在，还需要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去利用和推动。在主观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组织准备上，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之始。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使革命力量结束了此前各自为战的分散状态，形成了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行动纲领。 在思想准备上，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即通过核定地价、土地国有等办法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 在军事准备上，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但这次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将革命形势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在武昌首先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军械库。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攻占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城，随即成立湖北军政府。武昌起义的胜利犹如一颗火种投入干柴堆中，各地纷纷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的省份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崩塌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定都南京，以五色旗为国旗，改用阳历。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的建立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和选举与被选举权；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特别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多数党产生，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方能生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具有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四、革命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得”的方面，其成就堪称划时代。从帝国到民国——它推翻了清王朝，埋葬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臣民到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风气开始兴起，剪辫易服、废止缠足、废除跪拜和革除“大人”“老爷”等旧称的移风易俗举措，使国民面貌为之一新。从君权神授到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广泛传播，从此谁想在中国做皇帝都注定失败（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丑剧的迅速失败就是明证）。从工商末业到实业救国——辛亥革命动摇了封建经济的基础，掀起了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从人治到法治——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在“失”的方面，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它没有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没有明确反帝和彻底反封建），没有充分发动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缺乏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说：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段落不是文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生都在写一篇名为“振兴中华”的大文章——这文章他还远远没有写完。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入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并没有根本改变。 知识点二：北洋军阀的统治——民主政治的挫折与新生力量的萌发 一、政党政治的昙花一现 辛亥革命后，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重组，各种名目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谋求议会席位，各党派展开了激烈竞争，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政党政治的尝试。1912年，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实际主持党务。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宋教仁将成为国会多数党的领袖，负责组织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通过议会民主的方式产生执政内阁。 然而，民主政治的程序被暴力手段粗暴地终结。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幕后真凶直指袁世凯。宋案的发生，标志着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尝试的破产。孙中山随即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但由于革命派兵力薄弱、缺乏统一指挥而迅速失败。此后袁世凯更是公开“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政党政治名存实亡。 二、袁世凯复辟与军阀割据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和复辟帝制。1914年5月，他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规定总统总揽一切大权。1914年底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且可连选连任。1915年，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大部分要求。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自称“洪宪皇帝”。然而帝制复辟立即引发了全国的强烈反弹——蔡锷等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在举国声讨中，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取消帝制，仅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一命呜呼。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失去了能统摄各派的人物，迅速分裂为直系（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受英美支持）、皖系（以段祺瑞为首，受日本支持）、奉系（以张作霖为首，受日本支持）等大小派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割据混战，北京政权在不同军阀之间频繁易手。1917年，因对德参战问题爆发“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激化，张勋借调停之名率辫子军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这出复辟丑剧仅十二天便告收场。梁启超对此评论得极为精辟：“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 军阀割据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被触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分散小农经济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外部因素上，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各扶持一个或几个军阀作为代理人；直接原因则是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军阀政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军事上混战不止，政治上分崩离析，外交上依附帝国主义。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 在政治动荡的背后，经济领域却出现了一段难得的繁荣期。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史称“短暂的春天”。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因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中国民族工业让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政治方面，中华民国的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若干束缚和障碍，南京临时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社会方面，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表现出若干鲜明特征。在行业分布上，主要集中在纺织和面粉等轻工业系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办的面粉厂和纱厂，范旭东筹建的天津永利碱厂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企业。但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地域分布上，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城市，内地很少。从整体地位看，民族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多方面影响。它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它促进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它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此有着深层的经济根源。 四、社会生活的除旧布新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法令：改用阳历，剪除发辫，禁止缠足，革除“大人”“老爷”等旧式称谓，废止跪拜礼，代之以鞠躬礼。时人用一段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描述了这场社会风俗的剧变：“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 在这些移风易俗举措的背后，是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公民意识的初步传播。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君主的“臣民”，而是国家的“国民”——拥有权利、承担义务、享有尊严。当然，这些社会变革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知识分子阶层当中，广大农村的传统社会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但即便如此，这些变化仍然预示着一个走向近代的文明社会正在孕育之中。 知识点三：新文化运动——文化层面的深层革命 一、为什么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让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他们认为，共和制度之所以有名无实，根源在于国民的精神还没有“觉悟”。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没有改变人民头脑中的“皇帝”——专制思想、封建礼教、迷信愚昧仍然牢牢地束缚着大多数人。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发动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造国民的精神。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以北京大学为活动基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为代表人物，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 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锋芒同时指向三个维度——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 在思想革命方面，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科学），就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他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民主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科学也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批判迷信、崇尚理性的思想方法。 在文学革命方面，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陈独秀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提升到“革新政治”的高度。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是中国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后迅速发展，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学校采用白话文——从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知识的主要书面语言，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语言革命。 在伦理革命方面，新文化运动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旧礼教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旧道德对妇女和青年的戕害。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被响亮地提了出来，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和深刻，远超此前的任何一场思想运动。 三、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局限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推动了思想文化的革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所倡导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科学态度，极大地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各地的进步刊物纷纷出版，全国报刊面貌为之一新，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被深刻地重塑。 但新文化运动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有些倡导者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他们往往将西方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绝对的坏，缺乏辩证分析的态度。在群众基础方面，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层，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影响有限。然而，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逐渐与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相结合，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思维拓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陈代谢的必然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不过短短七八年时间。在这七八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实验和失败：议会民主、责任内阁、总统制、帝制复辟、军阀割据——所有能试的制度似乎都试过了，但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正如费正清所言，军阀时代“既是乱世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在1916年之后的十余年中，“形形色色的思想实践和试验毫无拘束地涌现出来”。 陈旭麓先生提出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一个历史转型期，在这个时期里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偶然性，而偶然性的背后则是新陈代谢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源于什么？归根到底，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基础的变迁带来了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推动着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持续变革。 也可以从“冲击—反应”的视角来理解这一转变。辛亥革命的失败（冲击）促使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西方行得通的民主制度到了中国就变了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和制度层面，更在文化心理层面。因此，必须从“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逻辑出发，发起一场触及国民精神深处的文化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深化和补充。 这个时期也完成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三部曲的最后一步。从洋务运动学习“器物”（师夷长技），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学习“制度”（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再到新文化运动学习“文化”（民主与科学精神），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表及里、由浅入深。这是一场从物质到制度再到精神的全方位近代化求索，尽管每一步都伴随着惨痛的失败，但每一次失败后都酝酿着更深层次的变革。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本讲内容涉及革命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四个方面，头绪较多，建议复习时把握以下几点。 紧扣“专制与共和的博弈”这条主线。 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制→袁世凯窃取果实并图谋复辟→革命派为维护共和连续斗争→军阀割据使共和有名无实。这条线索将本讲的政治史内容贯穿起来，答题时要能够清晰地辨别每一件事在这场博弈中属于哪个环节。 辩证评价辛亥革命。 高考考查辛亥革命，既不要求学生简单地歌颂“伟大胜利”，也不要求简单地定性为“失败”，而是考查辩证分析能力——“得”在哪里，“失”在哪里，为什么“得”又为什么“失”。掌握“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传播民主共和观念”的核心成就，同时明确“没有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本任务”的局限。 理解经济变迁与政治、思想变革的互动关系。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辛亥革命的经济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壮大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准备了条件。民国初年的实业热和社会移风易俗也离不开经济的推动。答题时要懂得使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来分析问题。 梳理向西方学习的“三部曲”。 器物（洋务运动）→制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文化（新文化运动），这是理解整个晚清和民初历史进程的一条关键线索，也是主观题常见的宏大命题框架。 从武昌首义的枪声到《新青年》的呐喊，从中华民国的成立到军阀混战的困局，中国人在短短十余年间经历了从帝制崩解到共和初创、从共和挫折到文化反思的急速转变。旧秩序已然瓦解，新秩序尚未建成——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痛苦也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时期。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