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讲　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0讲　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导言：辉煌与迟滞之间——一个文明的双重面相 从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四百七十余年间，中国历史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双重面相。一方面，这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全面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辽阔的疆域最终定型——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正是在康乾盛世奠定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华文明开始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时期：当西方在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中加速前进时，明清统治者却在步步收紧的海禁和闭关政策中与世隔绝，“天朝向右，世界向左”。 史学家赵轶峰曾将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概括为三条：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帝制时代的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基本完成。这意味着明清不是一段简单的“衰落史”，而是一个中国自身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主题交织碰撞的“大时代”。对于高考复习而言，本讲的核心任务就是围绕“巩固”和“危机”两个关键词展开：明清如何巩固大一统？在巩固的过程中又潜藏了哪些危机？理解这种“辉煌”与“迟滞”的辩证关系，是吃透明清历史的根本。 知识点一：明清易代与疆域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全面巩固 一、明朝：从“高筑墙”到“厂卫政治”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北伐推翻元朝统治。明朝共历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至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而亡。明朝鼎盛时疆域北控蒙古、西有西域、东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辖西藏，青藏地区设有羁縻卫所，极盛时国土面积约达一千万平方公里。 明朝边疆治理的基本策略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在东北，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对女真各部进行招抚，其首领封授官职。在蒙古方面，明朝重修长城以加强防御，但土木之变（1449年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后转为守势；后期与鞑靼部俺答汗达成和议，封其为顺义王，双方在边境开展互市贸易，维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在西藏，明朝封授当地的僧俗首领为法王、王等称号，并设置行都指挥使司，任用藏族上层人士进行管理。在西南地区，明朝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实行间接统治。 然而，明朝的边疆治理也存在明显短板。在海防方面，明朝长期面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的压力，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得澳门居住权，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侵占台湾。明朝的应对相对被动，缺乏系统的海防和海权意识。 二、清朝：版图定型的集大成者 清朝的建立者来自东北的满族（女真后裔）。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逐步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和各地反抗力量，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 清朝前期（顺治至乾隆时期）在边疆治理上进行了密集而有力的一系列行动。在西北，康熙时期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乾隆时期彻底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设伊犁将军管辖整个新疆地区。在西藏，清朝册封达赖和班禅，雍正时期设置驻藏大臣，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手段系统规范对西藏的治理。在台湾，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1683年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1684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在东北，清朝通过雅克萨之战（1685—1686年）迫使沙俄谈判，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在西南，清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当地世袭土司，改为由中央任命、定期调动的流官，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纳入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体系。在蒙古地区，清朝设立盟、旗制度进行管理。 为管理如此辽阔而多元的帝国，清朝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理藩院。理藩院体制同于六部，职责是掌管内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民族事务，此外还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凡与俄罗斯交涉之事皆归理藩院办理）。这一机构的设立，极大地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统筹管理。 到乾隆时期，清朝的疆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今天中国的版图基础，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清朝由此成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在评价清朝前期边疆治理的历史作用时，需要把握几个层次。政治上，它使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从此定型。民族关系上，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较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进一步发展，增强了各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晚清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抗争，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与清朝前期奠定的多民族国家基础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知识点二：制度变革——君主专制的巅峰与僵化 如果说秦汉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创建期，隋唐是它的成熟期，那么明清就是它的极端化时期。明朝废除宰相、清朝设立军机处，标志着皇权独揽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峰。 一、明朝：废宰相、设内阁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帝。他认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丞相权力过大、侵夺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为名诛杀丞相胡惟庸，随即宣布永远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一举措施行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皇帝成为政府最高首长，兼任了元首和行政总指挥的双重职能。 然而繁重的政务远非皇帝一人能够处理。明成祖时，开始选拔几名翰林院官员入宫“参预机务”，在内廷协助皇帝处理奏章文书。这便形成了“内阁”，内阁大学士拥有“票拟”权——在奏章上拟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但内阁始终只是一个秘书咨询机构，并非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内阁大学士的品秩不高，完全依附于皇帝。用许倬云先生的话说，“有明一代，官吏不过是佣仆，君主对文官任意奖黜，一有得罪，当朝廷杖”——皇帝对大臣拥有绝对的人身支配权。 废宰相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皇帝不得不倚重身边的其他力量来分担政务。于是宦官势力急剧膨胀。明成祖设立东厂，明宪宗增设西厂，再加上明太祖创立的锦衣卫，合称“厂卫”——这些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负责监视缉捕、镇压官民，皇权通过这种超常规的暴力手段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的全面监控。明代还出现了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红”的现象——太监代皇帝批准内阁的“票拟”意见——这实质上是中枢决策机制的一种异化。 二、清朝：军机处与密折制度 清朝的君主专制在明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清初沿袭明朝制度，但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行了关键的创新。 军机处是清代君主专制集权的标志性机构。它最初是雍正时为处理西北军务而临时设立的办事班子，后来演变为常设机构，成为皇帝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核心枢纽。军机处的运作特点是“简、速、密”——机构极简，只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层；办事极速，每日奏折当天办完，紧急事务随到随办；保密极严，军机值庐不许任何人窥探。军机大臣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和各部院大臣中特简召用，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跪受笔录”，上传下达，没有任何独立决策权。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君主专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顶峰。 奏折制度是清朝的另一项重要创新。奏折也称“密折”，始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与普通的公文不同，密折由官员直接呈递皇帝，由皇帝亲笔批示（朱批）后发回具奏者，不经任何中间环节。这使得皇帝能够越过常规的官僚层级，直接与全国各地的官员建立联系，既提高了决策效率，又强化了对官僚群体的监控。有学者形象地说，奏折制度是皇帝在庞大的帝国躯体上安装了无数条直接连接自己大脑的“神经末梢”。 此外，雍正时期还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在生前将选定的继承人姓名封于匣内、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待驾崩后由王公大臣共同开启宣布。这一制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使皇帝可以“传贤重于传嫡长”；皇子们不知道谁是储君，无法结党营私，也避免了以往的储位之争，有利于保持政局稳定。 三、地方行政与官员管理 地方行政方面，明初废除元朝的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将省级权力一分为三：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都指挥使司主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这一“权力三分”的设计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也导致地方行政效率受到影响。明中期以后，中央开始派出巡抚与总督，统一节制一省或数省的军政事务，以提高行政效率。清朝延续了这一做法，总督和巡抚逐渐成为掌握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的最高地方长官。明清地方行政形成了省、府、县三级制。 在边疆管理制度创新方面，明清两代都有重要建树。明朝在三司分权、官员回避、任期年限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制度安排，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清朝则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了制度创新——理藩院的设立、改土归流的推行、台湾设府、驻藏大臣的设置、盟旗制的推行——这些制度从不同方面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紧密地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框架。 官员选拔方面，明清两代都以科举制为主要途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内容从“四书五经”中出题，答题标准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行文格式一律采用八股文。八股取士虽然在程序上保证了考试的标准化和公平性，但内容空疏、形式呆板、脱离实际，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官员考核方面，明朝实行考满和考察相结合的课考制度，清朝则实行三年一次的京察和大计，分别考察京官和地方官员。监察方面，明朝设有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品级虽低，但权力很大，可以纠察百官、封驳章奏。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完成了“科道合一”。 法律与教化方面，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清朝沿袭制定《大清律例》。在社会教化层面，明朝乡约宣讲朱元璋的“六谕”，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清朝乡约宣讲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的《圣谕广训》，更具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礼教与法律相互配合，将儒家伦理贯彻到基层治理之中。 知识点三：对外关系——从“郑和远航”到“闭关锁国” 一、郑和下西洋：空前绝后的远洋壮举 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远航西洋。船队从南京或太仓刘家港出发，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目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示明朝的国威，建立和维持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远洋航行——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早了整整八十七年，船队规模更是哥伦布无法比拟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但郑和远航也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性质：它不计经济效益，“厚往薄来”——明朝赠送给各国的礼物价值远大于各国进贡的方物，再加上维持庞大船队的开支，给明朝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1433年最后一次远航结束后，明朝不但没有乘势向海洋发展，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海禁——宣德以后，类似的官方远航再也没有组织过。 需要留意的是，近年来史学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认知正在走向多元和深化。传统的叙述侧重于国家层面的壮举，但最新的研究视角提醒我们：郑和船队的“船师”和主力水手实际上来自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经惯下海者”；郑和航行的路线，在此前数百年间的民间海上贸易中早已开辟和熟悉。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并非凭空而起，它背后是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海上人群持续数百年的海洋实践——包括造船技术的积累、航海知识的传承、海洋贸易网络的开拓——这些民间力量参与了国家主导的远洋事业，构成了这一壮举背后不可忽视的社会基础。 二、从海禁到闭关：收缩与封闭的轨迹 明朝立国之初就厉行“海禁”——严禁民间私自出海贸易。这一政策的深层原因有三个：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国家在物质上并不依赖海外贸易；从政治逻辑来看，海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延伸——统治者不希望沿海出现不可控的民间力量；从直接诱因来看，元末明初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日益严重，成为实行海禁政策的重要原因。 海禁政策在明朝并非一成不变。隆庆年间（1567年），明朝曾开放漳州月港，允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史称“隆庆开关”。但到了清朝，海禁和闭关措施总体上是不断收紧的。顺治时期为应对郑成功父子的抗清势力，严厉限制海外贸易，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不准“片帆出海”。康熙时期收复台湾后一度开放宁波、漳州、云台山、澳门四口通商，但对出口种类和船只载重量进行严格限制。乾隆时期进一步收缩，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至此被压缩到了广州这么一个狭小的窗口。 闭关锁国政策的后果是深远而沉重的。当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大航海和工业革命的驱动下加速走向世界时，中国却在自我封闭中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请求扩大通商，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这句话虽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但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一个曾经遥遥领先的帝国，由于封闭和僵化，正在被世界工业文明的浪潮甩在身后。 知识点四：危机初显——盛世的裂痕 康乾盛世（约1661—1796年）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但也就是在这个“盛世”之中，衰落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 从内部来看，人口急剧增长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康熙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入田亩征收），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这固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客观上解除了限制人口增长的制度约束，人口在乾隆年间出现爆炸性增长。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地矛盾、流民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都在加剧。与此同时，官场吏治日趋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事实。乾隆后期，农民起义（如白莲教起义）多次爆发，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 从外部来看，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无法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与外部世界进行充分的物质和技术交流。当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国仍然停留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上。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地球仪、望远镜、钟表等现代科技产品并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在“天朝上国”的心态下，这些东西被视为“奇技淫巧”。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加速拉大。 白银货币化是理解明清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明中后期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一概折银征收，使白银在国家财政和日常交易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中国的白银主要依赖从日本和美洲的进口，一旦国际白银供应出现波动，中国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明清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已经存在的微妙联系。 思维拓展：明清的双重面相——“巩固”与“迟滞”的辩证 明清历史的复杂性，归结到一点，就是两条看似矛盾的主线同时推进。 一条主线是“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全面巩固和空前发展。君主集权制度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辽阔的疆域最终定型，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得以奠定。另一条主线是“迟滞”——制度日趋僵化（八股取士禁锢思想），科技和生产力长期停滞（没有出现向近代生产方式转型的内在突破），对外闭关锁国（隔绝于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之外），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被一步步拉大。 这两条主线并非互不相关，某种意义上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极度强化君主集权的制度安排——废宰相、设厂卫、兴文字狱——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统治秩序，但从长远来看却窒息了社会的创造力和自我更新能力。固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虽然维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却也阻断了商品经济发展可能催生的新生产方式和社会力量。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防安全，却也让中国错过了进入近代世界的先机。 明清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辉煌与迟滞并存”的时代。承认它的辉煌，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承认它的迟滞，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近代以后中国必然经历一个艰难衰落的转型过程。这种辩证的视角，对于应对高考中涉及明清时期评价的试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轮复习方法指导 基于本讲的复习内容和高考命题特点，建议复习中注意以下几点： 理清“两条线”的辩证关系。 明清历史贯穿“巩固”和“迟滞”两条线，答题时切忌只讲一面。评价明朝废宰相，既要说到它强化了皇权、巩固了君主集权，也要说到它导致皇权高度独断缺乏有效制约、为宦官专权埋下隐患。评价清朝闭关政策，既要分析其政治和经济原因，也要指出它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严重后果。 重视边疆治理与版图定型。 明清两代对西藏、新疆、台湾、蒙古、东北等地的管辖措施及其历史意义是高频考点。复习时要将具体的制度（如驻藏大臣、伊犁将军、改土归流、理藩院）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现代中国版图奠定”等宏大命题联系起来，做到具体知识服务于主线论述。 区分和比较明清两代的制度异同。 明朝内阁与清朝军机处的实质区别是什么？（内阁尚有“票拟”环节，军机处纯粹“跪受笔录”）明朝厂卫与清朝密折制度的共同逻辑是什么？（都是皇权绕过正规官僚渠道、直接监控臣民的手段）明朝海禁与清朝闭关的演变轨迹有何不同？这种比较性的问题在高考中颇受青睐。 关注“盛世”的辩证评价。 康乾盛世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但教材特别强调“君主专制达到了最高峰”“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这是在提醒我们，所谓“盛世”是相对于前代的，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中来看，这个“盛世”的背面恰恰是落后和危机的开始。答题时要将“盛世”放在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和世界工业化进程两个维度中分别评价。 留意白银货币化等经济议题。 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白银的广泛流通等，不仅是赋税制度的变化，更与对外贸易（中国大量输出丝瓷茶换取白银）、美洲白银流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有着深刻关联。这类话题在近年的高考中越来越受重视。 从朱元璋废宰相到乾隆接见马戛尔尼，四百多年间，中国的君主集权体制走向了顶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完成了定型，但中国也一步步走向了封闭和僵化。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时，这个古老的帝国才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在了世界工业文明的后面。理解这段“辉煌中的迟滞”，就抓住了明清历史最深刻的历史逻辑。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