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讲 晚清国家治理、经济生活与文化交流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7讲 晚清国家治理、经济生活与文化交流

【备考指南】

如果说第15讲和第16讲分别呈现了列强侵略的步步加深和各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那么本讲要回答的则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迁？

晚清时期（1840—1912年），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列强冲击和内部危机中被动调整、缓慢转型。选官制度从科举走向学堂选官，军事制度从传统武举走向新式军校，地方权力格局从中央集权走向督抚坐大，外交体制从朝贡体系走向条约外交——这些变化不是清政府主动设计的蓝图，而是在一次次战败和危机中被逼出来的应对之策。经济领域，自然经济加速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产生并初步发展；社会生活中，铁路、电报、煤气灯、报纸等新事物陆续出现，城市的面貌和居民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思想文化领域，西学东渐的范围和深度远超明末清初，“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维新变法”等思潮先后涌动，传统天下观和夷夏之辨在剧烈冲击中逐渐瓦解。

2027届考生复习本讲需把握三条核心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传统治理向近代治理的艰难转型”——选官制度、军事制度、外交体制的变化，本质上都是从适应农耕帝国需要的传统制度向适应近代民族国家需要的现代制度的过渡，而这一过渡充满了新旧杂陈和矛盾断裂。第二条线索是“经济结构的变动”——自然经济解体、外资入侵与民族工业的艰难生长是同一进程的三个侧面，中国经济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丧失独立性的同时也开始近代化转型。第三条线索是“社会生活的近代化”——交通通讯革命、城市化起步、生活习俗的变迁，这些变化最直观地呈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了近代化最可感知的层面。

从近年高考命题来看，本讲内容的考查往往从具体细节入手透视宏观变迁：2023年河北卷以地方官员对《北京条约》要求布告条约谕令的“消极抵触心态”考查晚清外交观念转变的艰难，2023年天津卷以甲午战争后各种学会的成立考查救亡路径的求新，2023年1月浙江卷以上海煤气灯的使用考查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生活，2022年广东卷以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争论考查洋务运动内部对建设路径的不同意见。复习中应将这些细节放在晚清社会整体转型的框架中加以把握，做到识其表现、析其动因、明其关联。

【时空定位】

晚清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时间上呈现出“冲击—回应—渐变”的节奏。19世纪40—5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变化主要局限于五口通商地区和外交文书体式的调整；19世纪60—9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催生了洋务新政——总理衙门、

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新式机构相继设立，军事和教育领域的变革开始启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社会震荡引发了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科举制在1905年被废除，学堂选官制度确立，新军编练全面展开，宪政改革被提上议程。这一过程的内在线索是：危机越深重，改革的幅度越大，然而改革越是触及制度根本，守旧势力的反弹便越是激烈。

从空间格局看，晚清社会变迁呈现出显著的地域不平衡性。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上海、天津、广州、汉口——最先出现近代工厂、新式学堂、报纸、煤气灯和铁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最早影响这些城市的居民；而广大内地农村在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则缓慢得多。上海是最突出的代表——1843年开埠后迅速发展为远东最大的商业金融中心之一，煤气灯、电车、自来水、西式建筑、跑马场等近代城市设施在这里率先出现，成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城市化进程带有鲜明的半殖民地烙印：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到1915年达到43个，其中开埠城市22个，占总数的51.1%——西方势力最先侵入的城市，反而最先开始了城市化。

从社会变革的整体性质来看，晚清的变迁是一种“被动现代化”——它不是社会内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发产生的结果，而是在列强侵略的外部压力下被迫启动的。这决定了这一变迁的诸多特征：经济上，民族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外资的压制和不平等竞争；文化上，西学的接受夹杂着自尊与自卑、艳羡与排斥的矛盾心理；制度上，新旧杂陈——科举与学堂并存多年，旧式绿营与新式陆军同时存在，传统的六部体制与总理衙门、商部、学部等新设机构交互重叠。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性，正是晚清社会转型的本质特征。

【阶段特征与必备知识】

一、三千年一大变局：晚清国家社会治理变迁

1. 选官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学堂选官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的选官制度，对于维系封建统治和社会流动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到了晚清，面对西方船坚炮利和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科举考试仍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八股文为形式、以记诵注疏为方法，所选拔的人才完全不具备应对近代国际竞争所必需的外语、科学、技术和外交知识。对这一制度的改革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历了渐进的过程。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曾下令废八股、改试策论，并设立京师大学堂，但随着变法失败，这些措施大多被废止。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于1901年宣布推行“新政”，其中科举改革是重要内容——减少八股取士的名额，增加策论和新学内容的考试比重。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张之洞等大

臣上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力主彻底废除科举。奏折中明确指出：“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当年，清政府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和会试一律停止，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

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在新制度下，学堂选官制度逐步建立——新式学堂毕业生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来源，留学归国者优先录用。考试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科学知识、外语和近代法律政治知识，学历代替门第和经学功底成为官员选拔的标准。新式学堂迅速发展——1904年全国有学堂四千余所，学生九万余人；1909年学堂增至五万九千余所，学生一百六十余万人。

这一变革的意义和局限同样突出。积极方面，它打破了旧式科举的封闭性，为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开辟了制度通道；新式学堂培养的具有科学知识和世界眼光的毕业生，在此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局限方面，学堂选官制度虽然取消了科举的旧形式，却保留了“读书做官”的社会心理和政治逻辑——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仍然以做官为最高价值取向；且科举废除后，传统的乡绅阶层与官方教化体系失去了组织纽带，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力量遭到削弱。

2. 军事制度的近代化：从武举到新式军校

晚清军事制度的变革同样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艰难转型。清代前期的武举制度以骑射和“技勇”为考试核心——这与满族以骑射取天下的传统密切相关。嘉庆以后，策论要求降至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可合格。武举出身者在武官选拔中反不如行伍（在军队长期服役的士兵）受重视。总体而言，传统的军事人才选拔体系重体力技能、轻文化素养，无法培养出能够操作近代化武器和指挥近代军队的军官。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创办新式军事学堂。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创办）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相继设立。这些学堂的课程与传统武举已截然不同——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外语学习也是船政学堂的主要内容之一。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新建陆军），张之洞在湖北编练自强军。新军完全采用西式编制和训练方法，聘请德国教官，使用新式武器，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军事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新军成为清朝末期最有力的武装力量，袁世凯以此为基础在辛亥革命期间扮演了关键角色。另一方面，新式军事学堂培养了一批接受近代教育和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军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武昌起义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