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讲 两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04讲 两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导言:从“汉承秦制”到“大汉气象”
如果说秦朝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开创者”,那么两汉便是这个国家的“巩固者”和“定型者”。秦朝用十四年的时间搭建起了大一统的制度框架,却因暴政而迅速崩塌;汉朝则用了四百年的时间,在这个框架内填充血肉、调整损益,最终将“大一统”从一种制度安排内化为一种文明认同。从此以后,“统一”不再只是政治上的版图合并,而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政治信念和文化心理。
本讲的核心线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两汉如何巩固并发展了大一统格局?这个“巩固”和“发展”体现在多个维度:政治上,汉武帝通过设立中朝、推恩令、刺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解决了汉初遗留的王国问题和相权过重问题,使中央集权体制走向成熟;经济上,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将国家力量深度嵌入经济运行;思想上,儒学取代黄老成为官方正统,为此后两千年的意识形态奠定基础;边疆上,对匈奴的主动出击和西域的经营,极大拓展了中原王朝的战略空间和文明辐射范围。把握住这条多方面“巩固大一统”的主线,两汉纷繁的制度、人物、事件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逻辑归宿。
时空坐标:四百年大汉的兴衰节拍
在进入具体知识之前,先建立一个清晰的时间框架,对整个汉朝历史的节奏感有一个整体把握。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最终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共历十二帝,享国二百一十年。西汉前期(高祖至景帝,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前141年)以“休养生息”为基调,出现了为后世称道的“文景之治”。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是西汉的鼎盛期,也是大一统制度全面强化的关键阶段。武帝之后,西汉逐渐走向衰落,政治日趋黑暗,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公元9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改制不切实际,激化了社会矛盾,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新朝覆灭。公元25年,刘秀(光武帝)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前期出现“光武中兴”,但从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趋腐朽,豪强地主势力恶性膨胀。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虽然被镇压,但东汉政权自此名存实亡,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220年,曹丕篡汉,东汉正式灭亡。
从空间来看,两汉的疆域在汉武帝时期达到极盛:东至大海,西逾葱岭,北抵大漠,南达南海。与秦朝相比,汉朝最大的空间拓展在西北——通过河西四郡的设立和西域都护府的管理,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力首次跨越河西走廊、深入西域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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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这一空间格局的奠定,不仅深刻改变了此后两千年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格局,也成为连接中原文明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交流的一条动脉。
知识点一:西汉的建立与强盛——从“与民休息”到“制度集权”
一、汉初的统治:“黄老无为”与“文景之治”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定都长安,西汉建立。汉初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天下: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的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财富几乎耗尽。以当时的国力,已经无法承受像秦朝那样大修长城、北击匈奴的庞大支出。更要紧的是,秦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前车之鉴近在眼前——暴政导致速亡的教训对于汉初君臣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在这种背景下,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与秦朝形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以法为教”转为“黄老无为”。所谓黄老之学,尊奉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始祖,核心思想是“清静无为”——国家不要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百姓在战后能够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高祖至文景时期,赋税一再减轻——汉初田租为“十五税一”,文帝时曾一度免除田租,景帝时改为“三十税一”,此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田租的基本定率。徭役和刑罚也相应减轻,厉行节俭,减少财政支出。这种“轻”和“简”的治理哲学贯彻了汉初六十余年,到文帝、景帝时,社会经济明显恢复,百姓安居,府库充实,史称“文景之治”。
然而,汉初政治并非没有任何隐患。在政治制度上,汉初采取了一项折中性的安排——“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朝在中央层面基本沿袭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和皇帝制度;所谓“有所损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地方制度上没有完全推行秦朝的单一郡县制,而是采取了一种混合模式——“郡国并行制”——在秦朝故地设郡县直接管理,在东方则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刘邦的兄弟子侄),建立了若干王国。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之后,又分封同姓诸侯王,希望以血缘亲族来屏藩汉室。但从长远来看,这恰恰给汉朝的统治和稳定埋下了严重隐患——拥有广大封地和独立军政大权的诸侯王,一旦实力坐大,必然对中央构成威胁。汉景帝时期爆发的“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正是这一隐患的总爆发。叛乱虽被平定,但王国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二、汉武帝的集权之路:从制度层面巩固大一统
汉武帝刘彻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是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开创性的帝王之一。他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和发展大一统格局。他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边疆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之大,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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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皇权:设立中朝。 汉初沿用秦的三公九卿制,丞相作为百官之长,权力很大,甚至可以驳斥皇帝的意见。汉武帝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推动大规模改革,势必要绕过以丞相为首的传统官僚机构。他的做法是:从中央各级机构中选拔一批资历较浅但富有才干的年轻官员,入宫侍从左右,参与机要决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决策小圈子,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丞相为首的原有的正式政务机关则相应被称为“外朝”。中朝的成员大多品秩不高,但他们直接服务于皇帝,参与帷幄密议,实际权力迅速膨胀。这样一来,决策中心就从外朝的丞相手中转移到了内朝的皇帝亲信手中,丞相的权力被大幅度架空。西汉晚期,中朝尚书的权力进一步增大,这个制度安排为此后历代的“内廷”“内阁”等权力运作模式提供了原型。
削弱王国:推恩令。 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诸侯王国的规模依然庞大,对中央的威胁依然存在。汉武帝没有选择硬碰硬地直接削藩——那很容易引发新一轮叛乱——而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推恩令的内容看上去充满了“善意”:诸侯王死后,不再仅仅由嫡长子继承全部王国封地,而是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封给自己的其他子弟作为侯国。这看似是皇恩浩荡、泽及诸子,实质上等于将庞大的王国肢解为若干小侯国——而且这些侯国不再归诸侯王管辖,而是划归临近的郡直接管理。一代一代“推恩”下去,结果就是“侯国越来越多,诸侯王的封地和势力越来越小”。在此基础上,汉武帝还辅以其他限制诸侯的措施,如“左官律”(限制诸侯的属官,对其加以歧视性管理)、“附益法”(禁止诸侯与中央官僚勾结)、“酎金夺爵”(以诸侯所献祭祀用金的分量或成色不足为借口,一次性废除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到武帝后期,诸侯王已经“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只拿俸禄不掌权力,王国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
完善选官:察举制。 汉初的选官制度沿袭了秦的“以吏为师”和军功爵制,但在统一和平时期,行政事务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仅靠打仗立功的军人无法胜任治理国家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制。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求才,各级地方官员将本辖区内民间公认的德才出众之人向上推荐,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予官职。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荐举制度。察举的科目非常多元,有孝廉(孝悌清廉之士)、茂才(优秀才能之士)、明经(通晓儒家经典之士)等,适应了国家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要。与此同时还有“征辟制”作为补充:皇帝直接征召有声望者入朝为“征”,高级官员自行聘任僚属为“辟”,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拔方式。察举制度的推行,开辟了一条从社会基层向官僚体系输送人才的制度化通道,一方面扩大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将人才的评价标准从一开始的“军功”逐步转向了“德行”和“学问”——这对于儒学后来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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