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教材深挖讲义)--2025-2026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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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教材深挖)

一、《论十大关系》与中共八大: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开端

教材指出,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这个判断精要地概括了八大的历史地位,但近年来的研究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探索的思想含量与历史分量。

《论十大关系》:从“以苏为鉴”到“第二次结合”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建设道路,是新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此前,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中国共产党也提出过‘学习苏联’的口号”。但在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和经验与中国国情有较多差异”。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

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用43天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的汇报。他曾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动脑筋。”他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当前国家和社会中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方针对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苏联的经验并吸取教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毛泽东曾回顾说,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了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贯彻毛泽东过去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生动地解释道:“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page numbe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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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百花齐放”。这就是“双百方针”的由来,它成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指导方针”。

中共八大:里程碑式的理论贡献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从政治层面确立了此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党的工作重心将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政治革命转向生产力发展。八大还制定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规划,“设想用3个五年计划或再多一点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使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结合起来”。周恩来在“二五”计划报告中提出,“根据中央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要合理地规划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报告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新党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增加了可以设立中央名誉主席的条款,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埋下了制度伏笔。这些论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具有极为宝贵的前瞻性。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探索在此后的实践中未能一以贯之。

二、经济建设中的失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错位

教材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置于“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分析之中,指出“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一评价兼顾了历史语境与历史批判,近年来的教学研究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失误的不同性质。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对需要辨析的概念

一份2026年初发布的教学设计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辨析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主要不同:“‘大跃进’属于生产力范畴,根源在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忽视了中国page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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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落后的国情。人民公社化运动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根源在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

这一辨析精准地揭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错误。“大跃进”是在经济建设领域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搞全民大炼钢铁,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在实际操作中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自然条件,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在社会制度变革领域“急于过渡”——推行“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实行政社合一、供给制和食堂制,试图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前者把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经济规律之上,后者把生产关系推到了生产力根本无法承载的高度。两类错误的性质不同,但都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这在教学中需要予以区分。

三个维度的深层反思:从主观愿望到客观现实

毛泽东曾在1961年工作会议上坦率地总结:“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这不是矛盾吗?”他还坦诚地承认,1960年的经济困难局面“既有天灾,也是人祸”,并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这份坦率的自我检讨折射出了几重深层问题。第一,经济规律对主观意志的刚性约束。当主观热情取代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经济决策便注定要付出沉重代价。毛泽东在会议上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制度建设与科学决策的关系。决策的失误固然有个人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缺乏一套能够有效制衡主观冲动、保证决策科学性的制度保障。第三,在困境中主动纠偏的历史自觉同样值得重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陆续发出一系列紧急指示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打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信号弹,展现出一种直面错误、纠正错误的巨大政治勇气。

三、在困境中主动纠偏:“八字方针”与调整的历史智慧

“八字方针”的酝酿与出台:一场艰难的转向

八字方针并不是某一时刻灵光一现的产物,而是在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逐步酝酿成形的。1960年7月,李富春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8月底,周恩来总理采纳了这一建议,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二字”。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page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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