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讲　晚清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 讲义 --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4讲　晚清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

导言：欧风美雨下的近代化起步

如果说前面两讲我们关注的是晚清“政治史”——列强的侵略、主权的丧失，以及各阶层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政治探索——那么本讲的目光将转向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政治是骨架，经济和社会是血肉，文化是灵魂。只有理解了晚清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动，才能真正理解那些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为什么发生、由谁来推动、又为何屡屡受挫。

晚清七十余年，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经历了一场全方位的“被动近代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生产方式逐渐萌芽；通商口岸出现了近代工厂、银行、铁路、电灯和煤气；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和科举；西式医院和公共卫生观念传入中国；大量华工远赴海外谋生，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唐人街。与此同时，报纸、图书馆、博物馆等近代公共文化设施也在中国落地。这一系列变化，用陈旭麓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赶往近代的最初的一步”。

本讲的核心线索是：在侵略和压迫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哪些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样的特征和局限？

知识点一：晚清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一、“欧风美雨”下的经济结构变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有着极强的抵抗力，这是英国工业品在中国长期滞销的根本原因。然而，大炮强行轰开了国门之后，情况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是晚清经济结构变动最基础的一环。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低关税特权，将大量廉价的机制棉纱、棉布、煤油等商品倾销到中国。洋纱代替了土纱，洋布挤占了土布的市场——“耕”与“织”开始分离，纺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农产品日趋商品化——农民不再仅仅为自己种植，而是为市场、为出口而种植。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若干条件——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解体是被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而非内部；解体是不平衡的，沿海通商口岸地区快，广大内地慢；解体也是不彻底的——在整个晚清时期，小农经济始终在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外资企业的出现，是列强经济侵略的直观体现。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陆续开办了一批工厂企业——早期主要是船坞、制茶厂、缫丝厂等。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规定，外资工厂日益增多。这些外资企业是列强掠夺中国原料、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据点，但它们在客观上引进了近代工厂制度和机器生产技术，也推动了中国最早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

洋务企业是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工业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以“求富”为口号，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引进了西方的工厂制度和机器大生产，其中民用企业还采用了股份制经营——例如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都发行了股票，上海甚至出现了最早的专营股票交易的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因素，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尝试。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是晚清经济中最具生命力的新因素。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洋务运动的刺激和外资企业的示范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如方举赞在上海创办的发昌机器厂、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加之“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周学熙、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等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积极投资实业，民族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

从整体特点来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呈现出明显的“先天不足”：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长江的通商口岸大城市；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主要集中在轻工业（纺织、面粉等），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在与外资企业和洋货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些特点从根子上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革命的勇气。

二、商业经营方式的近代化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商业经营方式也经历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银行方面，外资银行率先进入中国——1865年英国在香港开办汇丰银行。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盛宣怀在奏折中明确表达了“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的愿望——创办本国银行的目的，就是与外商争夺利权。股份制企业方面，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股份制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上海还出现了专营股票交易的平准股票公司。百

货业方面，1900年香港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标志着近代百货业的诞生。这些新的商业组织和经营方式的出现，既是经济近代化的结果，也反过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城市化的起步与交通通信的变革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密切相关。从五口通商到甲午战争前，全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达三十四个。在这些口岸城市，外资工厂、洋务企业和民族工业相继建立，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人口从1843年的约二千零七十二万人增加到1894年的约二千三百五十一万人。然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不平衡性——它主要发生在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沿江城市，内地和广大农村的面貌变化极为有限；而且城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外国资本对中国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的需要。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变化更为直观。铁路是近代交通最重要的标志。1881年，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轮船航运方面，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标志着中国近代航运业从外资垄断向民族航运的突破。邮政方面，1897年创办的大清邮政总局，是近代中国国家邮政的开端。电报和电话也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极大地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

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对社会变迁产生了多方面的推动：它加强了各地的沟通联系，促进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方便了物品的传递和信息的交流；它也影响了城市的兴衰——淮安因大运河漕运而兴，又因漕运改走海路和津浦铁路建成而衰落。

四、医疗卫生的近代转型

晚清时期，西医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后，西式医院在通商口岸逐步建立起来，分科完备、技术先进。此后，西医院校也开始涌现，将教学、科研与临床结合在一起，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西医人才。一些大城市还借鉴了西方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初步发展起来。孙中山早年就曾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鲁迅也曾赴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这些留学海外学习医学的经历，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知识点二：晚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传承

一、华工出国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晚清时期，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美洲、大洋洲乃至遥远的加勒比海地区谋生。华工出国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东南沿海民众自愿结伙出洋谋生，人数较少，多分布在东南亚。但从鸦片战争到清末，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十九世纪初黑奴贸易受到国际社会限制，西方殖民者急需新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人口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