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32课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阶段特征】探索与成就、失误与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二十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呈现出复杂的双重面相：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伟大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取得关键性突破，外交领域打开新局面，这些成就为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积累了宝贵的制度前提和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探索的道路充满艰辛与曲折。造成曲折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存在偏差，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导致在指导思想上一度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深刻反思这一困境：“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理解这一时期的全部历史，需要把握两条核心线索：其一，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正确探索与严重失误交织并存的时期。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和“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提出代表了正确方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纠正错误、自我革新的可贵品质。其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此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始终没有停止，在尖端科技、外交战线上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亦表明，即便在“文革”动荡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仍主持了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整顿与调整。 正如课程标准所强调的，要理解这一时期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奠基性意义；了解和感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以下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建设成就”三大板块，梳理本课的核心知识与内在逻辑。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探索中前进 1.1 良好开端：中共八大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此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对这些问题，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于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成功探索。大会作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判断。其一，在主要矛盾上，八大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17年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次大会都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到不同阶段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其二，在主要任务上，八大明确宣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 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极为宝贵的探索，为此后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1.2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发展：从整风反右到阶级斗争扩大化 1957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初衷是发扬民主、改进党风。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党中央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有统计显示，从1957年夏到1958年夏，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55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此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错误的政治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思想根源之一。 1.3 经济上的“左”倾冒进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高速度，在实际执行中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总路线提出后，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的主要表现为：工业上“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农业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生产关系上，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求成，所谓“穷过渡”的冒进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左”倾冒进加上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1959至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不少地方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七千余人，故称“七千人大会”——比较深入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1.4 政策的调整与反思：八字方针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的核心内容包括：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明确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生产，恢复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流通。 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6%，其中农业年均增长11.1%，工业年均增长21.3%。同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目标。这是一个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和希望的宏伟蓝图，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斗志。 关于如何评价1956至1966年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出了科学而权威的总结。《决议》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十年探索的成就与代价、贡献与教训，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大革命”：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内乱 2.1 “文革”发生的原因与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政治、思想和历史根源。从政治层面看，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逐渐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从思想层面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状况作出了极端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极端判断；从制度层面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逐步滋长。教育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将“文革”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有逻辑的关联。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组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大量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遭到批斗和迫害。 2.2 “文革”的主要历程与广大干部群众对错误的抵制 “文革”期间有两件大事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第一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此后，林彪集团为抢班夺权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后，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促使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对“文革”进行严肃反思，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件大事：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致力于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生产秩序，使国民经济出现转机。1975年，周恩来病重，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队等领域的工作都有了明显起色。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较上年增长11.9%，国民经济摆脱了停滞下滑的局面。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虽然这一整顿后来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扑并受挫，但它为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三件大事：粉碎“四人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同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采取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2.3 “文革”的性质和教训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而权威的结论。《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一系列深刻而惨痛的历史教训。第一，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决不允许任何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特权。第三，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第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一切从国情出发。正如1981年《决议》所深刻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 三、伟大的建设成就：奠基性贡献与曲折中的突破 3.1 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从“一五”计划开始，经过十年的全面建设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涵盖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化工、国防等各行各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正如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3.2 三线建设：备战思想下的工业布局大调整 从1964年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开展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即“三线建设”。一二三线的划分大致为：沿海和边疆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西南、西北内陆的云、贵、川、陕、甘、宁、青等省区及豫西、鄂西、湘西等为三线。 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数百万建设者响应号召，从东部沿海和东北工业基地奔赴条件艰苦的内陆山区，在物资匮乏、技术封锁的困境中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等一大批骨干项目和新型工业城市。数据显示，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了4.28倍，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三线建设的功绩不应被低估。第一，它极大地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使工业过度集中于沿海的不平衡状态得到显著调整。第二，它建成了一批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第三，它推动了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播下了早期火种。第四，它铸就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三线建设是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也是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精神丰碑。当然，三线建设也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由于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部分项目布局不合理，选址过于分散，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和长期运营困难。但总体而言，其历史贡献是主要的。 3.3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科技与国防成就 在敌人封锁、技术被卡、援助中断的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尖端科技突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中远程弹道导弹等一系列尖端武器也陆续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极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打破了大国的核垄断。 此外，这一时期在农业科技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南优二号”杂交水稻，对解决中国庞大人口的粮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3.4 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各行各业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品质至今仍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把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石油工业；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工作，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数学家华罗庚、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和邓稼先等科学家，怀揣赤子之心毅然归国，将毕生心血献给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崇尚劳动、敬业守信、精益求精、敢于创新——这些时代精神是那一代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3.5 外交领域的新突破 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处境。 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同时将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历史性胜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国政府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也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对中国的宝贵支持分不开。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中国从此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美国在公报中声明，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日建交。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111个。 这些外交成就不仅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3.6 本课成就总论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理解本课成就与失误关系的权威依据和科学指南。它深刻指出：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而“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这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一时期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和否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从这段曲折而光辉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继续砥砺前行。 【关键史实串联】从良好开端到十年内乱：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历程 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中共八大召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 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 → 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 1959至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 1961年八字方针开始调整国民经济，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 → 到1965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 → 1964年起三线建设大规模展开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全国陷入内乱 →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左”努力使经济出现转机 →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外交取得重大突破 →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国民经济明显回升 →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关键概念辨析】 中共八大与中共十九大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比较。 这是近年高考的高频考点，需要准确把握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判断依据。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八大对主要矛盾作出“先进工业国要求与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判断。201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则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次大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国情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结果。高考中常见的干扰项是将主要矛盾的变化归因于“社会性质的变化”或“指导思想的调整”——正确理解应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 “八字方针”的时间定位与核心内涵。 这是理解从“大跃进”到国民经济恢复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概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于1960年冬正式提出，1961年起开始实施。其核心是“调整”——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失衡比例关系，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巩固”即巩固国民经济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充实”即以少量投资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提高”即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八字方针的实施使国民经济从严重困难中逐步恢复过来。高考中最常见的干扰项是将八字方针提出的时间误记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或1966年“文革”初期，正确的时间节点应为1960年冬。 三线建设与“一五”计划工业布局的对比。 这是理解新中国工业布局演变的关键切入点。“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项目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和沿海大中城市——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形成了以东北为核心的工业基地格局。三线建设则是自1964年起在西南、西北内陆腹地展开的以备战为直接目的的大规模工业转移，工业布局从“东重西轻”转向注重战略后方建设，二者的时代背景、战略目标和空间布局均显著不同。高考材料题常见的考查方式是提供历史地图或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要求考生能够从工业布局变化中提取备战思想、经济调整等关键信息。 “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科学表述。 对“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定性依据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高考中最常见的干扰项是将“文化大革命”简单表述为“一场坏人的破坏活动”，忽略了其复杂的历史成因和多重性质；或将“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定性”与“全部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正确的理解应掌握“错误发动”“反革命集团利用”“内乱”三者的完整定性，同时认识到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备考提示与命题趋势】 1. 核心素养指向 本课是高考的核心考点之一。根据课程标准要求，需要了解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和伟大成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教训；理解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新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了解和感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时空观念：准确掌握中共八大（1956年）、总路线的提出（1958年）、八字方针的提出（1960年冬）、七千人大会（1962年初）、“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1964年底1965年初）、“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与结束（1976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2年2月）、中日建交（1972年9月）、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1975年）等关键时间节点。 唯物史观：能够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理解“左”倾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急于求成的空想倾向。 历史解释：能够辩证评价“大跃进”与三线建设等历史事件，分析“左”倾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及其教训；能用发展的眼光对比中共八大与中共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断深化的历史逻辑。 家国情怀：从“两弹一星”元勋和广大三线建设者扎根深山荒野的感人事迹中，深刻理解和感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感。 2. 思维拓展 辩证唯物主义的评价视角：近年高考特别注重考查学生能否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分析历史事件的双重性。一方面，需要通过三线建设等重点内容看到国家在面对外部战争威胁时布局国防纵深、均衡生产力配置的战略远见；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由于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部分项目脱离了经济规律，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既要看到“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也要理解这是建立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成果。 中外关联的比较分析：可将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苏联模式的弊端、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结合起来，理解“自力更生”方针背后的国际战略考量。高考命题有时会从“冷战”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角度设题。 思辨性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从中应吸取什么教训？（原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国情认识存在偏差，“左”倾错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滋长。教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这一时期为后来改革开放积累了哪些宝贵的制度前提和物质基础？（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国际地位的提升为改革开放赢得了国际空间、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 3. 热点关联 三线建设与当代战略腹地建设的历史呼应。 2025年恰逢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这一重大纪念事件使三线建设成为高考命题的热点方向。高考真题和模拟题中已多次出现考查三线建设背景与影响的题目。在备考中应理解三线建设与当今日益重视中西部战略腹地建设之间的历史呼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三线建设者是那一代人艰苦奋斗的缩影，其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与历史意义。 高考中有时出现关于毛泽东功过评价的题目，备考时应注意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权威依据，辩证理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红色文化传承与革命精神的当代教育。 近年来高考历史科目在“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方面注重考查学生对革命文化、红色基因的理解与传承，如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三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应将本课涉及的英雄模范和时代精神（王进喜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三线精神等）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结合，理解这些精神财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激发出的磅礴伟力。 考情定位。 本课近五年高考考查频率较高，考查题型涵盖选择题、材料题和小论文题。从高考命题趋势看，以下三个方向特别值得关注：其一，从三线建设等历史中提取其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核，注重“家国情怀”的考查；其二，将中共八大与中共十九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进行跨越时代的对比分析，考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其三，以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或“两弹一星”元勋等杰出科学家的人生抉择为切入点，考查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备考中应从这些角度加强对经典题型的掌握和对高考试题的分析能力。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