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专题二十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
课标要求
认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认识“一国两制”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大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的徘徊局面,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一国两制”构想到港澳回归,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思想禁锢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此后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处于徘徊状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这一方针的实质,是“文革”中“左”倾错误的延续,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打破,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场讨论具有重大意义:它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历史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邓小平后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被称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
思想路线: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三)拨乱反正与民主法制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党和国家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各领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整顿。其中最重要的是平反冤假错案。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同时,党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科学分析和总结。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对统一全党思想、开展改革开放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82年宪法”)。这部宪法在结构上作了一项重要调整: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凸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同时也是吸取“文革”教训、完善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保障的重要体现。此后,全国人大陆续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入正轨。
二、改革开放进程
(一)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
1. 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当时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平均主义严重,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签订“大包干”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小岗村的探索,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
在安徽、四川等地的带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到全国。其主要内容是:经营管理上,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品分配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需要注意的是,土地依然属于集体所有,公有制性质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产生了巨大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面貌。1977年全国粮食产量约3亿吨,到1984年就突破了4亿吨。人均粮食消费从195公斤增加到250公斤,猪肉、牛肉和禽蛋消费增长更快。农村改革的成功,也为后来的城市改革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中二、三产业产值合计增加到4854亿元,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农民和国家的收入。
2. 城市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标志着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所有制上,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前,企业缺乏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革后,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此后,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推行股份制改造;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配套推进。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二)对外开放: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
1. 经济特区的创办
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建省并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选择在广东、福建率先开放的原因在于:临近港澳台,靠近国际市场;地处沿海,交通便利;是著名的侨乡,历史上与海外有密切交往,有利于吸引侨资。经济特区的“特”主要体现在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办法,如减免税收、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外资进入等。
经济特区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展示改革开放成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特区内试行新的经济政策,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深圳速度”。
2. 开放格局的形成
经济特区成功后,国家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14个沿海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起),随后向沿江(长江沿岸)、沿边(边境口岸)和内陆省会城市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浦东的开发,不仅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张名片。
3.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了机遇: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扩大出口、利用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参与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同时也面临挑战: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使国内一些产品、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可能导致部分企业倒闭和失业人口上升。实践证明,中国抓住了机遇、应对了挑战,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快速发展。
旧中国的开放与新中国的开放有着本质区别:旧中国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开放,通过不平等条约丧失主权,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中国的开放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主动开放,按照平等互利原则进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目的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三)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成就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探索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进入深化阶段;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高铁、高速公路、港口、通信网络等)居世界前列。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三、“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大业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伟大构想。其基本含义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前提是祖国统一。
这一构想最早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但首先成功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二)香港、澳门回归
香港回归:香港自1842年《南京条约》后被英国割占。中英两国经过谈判,于1984年12月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回归,标志着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结束,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
澳门回归:澳门自1887年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中葡两国于1987年签署《中葡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香港、澳门回归后,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回归以来,港澳保持了繁荣稳定,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后,台湾与祖国大陆处于暂时分离状态,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叶剑英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92年,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九二共识”,其核心内容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这一共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此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08年实现两岸“三通”(通邮、通航、通商),2015年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但与此同时,“台独”分裂势力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不断进行分裂活动,成为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不利因素。
影响台湾问题解决的因素中,有利因素包括: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依据);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根本保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切实可行(正确方针);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与繁荣稳定(榜样借鉴);两岸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现实需求);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群众基础)。不利因素主要是“台独”势力猖獗和国际反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政府对待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台湾,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全专题小结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进程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先导,冲破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推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一国两制”为方针,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在祖国统一大业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它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正朝着“强起来”的目标稳步迈进。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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