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讲 两宋政治军事与辽夏金元统治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讲义聚焦两宋政治军事与辽夏金元统治核心板块，以政权并立到大一统为主线，系统梳理宋初中央集权、王安石变法、辽夏金元制度创新等高频考点，通过考情解码明确命题方向、体系构建梳理时空脉络、核心突破靶向攻坚，配合真题训练帮助学生建立知识联系与解题思路。 讲义突出核心素养导向，以唯物史观分析制度变革必然性，结合徐谓礼文书等史料实证培养解读能力，设计制度对比表格（如宋二府三司与元行省）强化时空观念，设置基础巩固与综合应用分层练习，助力学生高效突破难点，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升学生应考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第06讲 两宋政治军事与辽夏金元统治 一、考情解码·命题预警 （一）考查形式与高频考点 本讲是高考命题的核心板块。从近三年（2023—2025年）高考真题来看，本讲覆盖考向广泛且考查频次高：2025年新课标卷以南宋与金关系考查史料实证，浙江1月卷考查宋元科举制，广东卷考查北宋重文政策，安徽卷以小人物反映北宋时代特征，山东卷考查北宋王安石变法与中央集权，黑吉辽蒙卷考查北宋雕版印刷；2024年广东卷考查忽必烈改革与元朝统一，湖南卷考查元朝国家治理，甘肃卷考查辽夏金职官制度设置；2023年海南卷、重庆卷考查宋初崇文抑武，湖北卷考查宋明武举发展，浙江1月卷考查汉唐元清边疆治理机构。考查形式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并重，文言文材料类选择题难度持续提升。 高频考点集中在五大模块： 第一，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二府三司制、文官知州、通判监督、转运使收财权、更戍法、崇文抑武方针等内容频繁考查，尤其注重理解“分化事权”“重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及其造成的“三冗两积”后果。 第二，王安石变法。 变法的背景（三冗两积、内忧外患）、主要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等）与评价（富国强兵短期见效但最终失败）是命题重点，近年考查趋向于从唯物史观角度理解变法的必然性与局限性。 第三，两宋民族关系与南宋偏安。 澶渊之盟、靖康之变、岳飞抗金、绍兴和议及其确立的南北对峙格局，常以史料形式出现，考查历史解释与史料实证能力。 第四，辽夏金元的制度创新。 辽朝南北面官制的“因俗而治”、西夏的蕃汉二元制度、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元朝的行省制度和边疆治理（宣政院、澎湖巡检司等），是近年新增热点，命题尤其关注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宋元时期民族交融。 各政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交融表现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常与新课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进行考查。 （二）命题思路与素养导向 唯物史观是本讲的根本分析方法。命题贯穿“唐宋社会变革→阶级关系变动→制度调整→中央集权强化”的分析逻辑。对于王安石变法，尤其注重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理解变法的必然性——三冗两积的财政危机催生了富国强兵的改革诉求，新旧两党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变法的曲折命运。 史料实证是核心能力要求。命题常以文献记载（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出土文献（南宋徐谓礼文书等）和考古发现为载体设置情境，考查史料解读与辨析能力。徐谓礼文书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重要出土文献，其内容涉及南宋官制、政务运作，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是命题素材的重要来源。 家国情怀是价值引领。少数民族政权“因俗而治”体现的政治智慧、元朝大一统的疆域奠定、“澶渊之盟”维护百年和平的历史功绩、两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等，都是培育学生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素材。2025版课标新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宋元时期各民族从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将是命题的重要价值导向。 时空观念上，本讲涉及多个政权的并立与更迭，时间线索和空间分布较为复杂，要求学生准确把握辽、宋、夏、金、元各政权的建立时间、都城位置、统治范围和相互关系。 （三）复习目标 通过本讲复习，应达到以下目标：掌握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措施及其利弊得失；理解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和历史评价；识记两宋与辽、西夏、金的和战关系，掌握绍兴和议的内容与意义；理解辽朝南北面官制、金朝猛安谋克制、元朝行省制度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制度创新；把握宋元时期从多民族政权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及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体系构建·思维可视 （一）总体特征：政权并立中的发展与统一 两宋辽夏金元时期（960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从多民族政权并立走向大一统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高度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四条主线： 中央集权高度强化。宋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以“分化事权”“重文抑武”为指导思想，将中央集权推向新的高度——既成功防止了内部叛乱和分裂，但也带来了“三冗两积”的深层困境。 多民族政权并立与交融。北宋与辽、西夏长期对峙，南宋与金隔淮水对峙，各政权之间既有战争冲突，更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榷场贸易、文化互鉴），民族交融在冲突与合作的双重维度中不断加深。 少数民族封建化加速。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或控制部分汉地后，纷纷学习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文化，推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在本民族传统与汉族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 从并立走向大一统。蒙古崛起后先后灭西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的大统一。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之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和边疆治理的深化，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二）政权更迭时间线 北宋时期（960—1127年） ：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建宋，定都开封→979年宋太宗基本统一中原和南方→与辽长期对峙（1004年澶渊之盟达成和平）→与西夏长期对峙（1044年宋夏和议）→1069年王安石变法→1127年靖康之变，金灭北宋。 南宋时期（1127—1279年） ：1127年赵构称帝建南宋，定都临安→岳飞抗金→1141年绍兴和议，南宋与金形成南北对峙→1234年蒙古灭金→1279年元灭南宋，全国统一。 辽、西夏、金：916年耶律阿保机建辽（契丹）→1125年金灭辽；1038年元昊建西夏→1227年蒙古灭西夏；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金→1234年蒙古灭金。 元朝（1271—1368年） ：1206年铁木真建蒙古政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大都→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1368年元朝灭亡。 （三）制度框架 宋朝：中央——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地方——文官知州、通判监督、转运使收财权；军事——枢密院调兵与三衙统兵分离、更戍法；选官——科举制高度完善（糊名、誊录）；国策——崇文抑武。 辽朝：南北面官制（北面官治契丹、南面官治汉人）、四时捺钵（行营政治）、五京制度。 金朝：猛安谋克制（兵农合一的社会军事组织）、入主中原后推行汉化改革。 元朝：中央——中书省（行政）、枢密院（军事）、御史台（监察）、宣政院（管西藏）；地方——行省制度（中国省制开端，犬牙交错划分原则）；边疆——澎湖巡检司（经略台湾）、北庭都元帅府（管理西域）；民族——四等人制、回族形成。 三、核心突破·靶向攻坚 考点一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核心考点） （一）时代背景：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 宋朝建立于五代十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废墟之上，其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吸取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唐玄宗时期设节度使，本为防御外敌，但节度使逐渐集军权、财权、行政权于一身，安史之乱后演变为藩镇割据的根源，“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成为政权更迭的基本方式。赵匡胤本人正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对武将专权的危险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因此，宋初的治国方略可以概括为两条核心原则：一是收权——将地方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全面收归中央，彻底消除地方割据的制度土壤；二是分权——在中央内部将权力分散到不同机构和官员手中，使其相互制约，保障皇权的稳固。 （二）主要措施 1. 收地方之权归于中央 行政方面，派文官担任知州，取代武将治理地方，并设通判监督知州，重要公文须知州与通判联署方能生效，通判实为朝廷派驻地方以牵制知州的代表。财政方面，在各路设转运使，将地方财政收入除必要开支外全部运往中央，切断地方割据的经济根基。军事方面，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拱卫京师，削弱地方武力，“强干弱枝”以达到“内重外轻”的格局。司法方面，死刑须报中央复核，剥夺地方长官的专杀之权。 2. 分中央之权相互制衡 中央实行二府三司制。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同平章事（宰相），但参知政事（副宰相）分割了宰相的行政权。枢密院掌调兵权，与中书门下并称“二府”，分割了宰相的军权。三司掌财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称“计相”，分割了宰相的财权。由此形成“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的权力格局，宰相权力被大大削弱，皇权得以巩固。 3. 军事制度上的防弊设计 军事上，“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开国大将的兵权；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管，三衙只统兵而无调兵权，调兵权归属枢密院，形成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的机制；实行更戍法，禁军定期更换驻防地点，做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彻底杜绝了武将拥兵自重的可能。 4. 崇文抑武的国策 宋朝大力提倡文治，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取消唐代科举中的公荐制度，全面推行糊名法和誊录法，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大量中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形成“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士大夫群体壮大，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宋朝政治的突出特征。与此同时，武将地位被刻意压制，形成“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伴随科举扩招和朝廷礼遇，士大夫群体“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空前高涨，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 （三）影响与评价：三冗两积困境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积极方面，各项措施有效地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局面，保障了宋朝三百余年未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分裂和武将叛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强化。正如学者所言，宋代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彻底扭转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奠定了此后近千年中央集权的基本格局。 消极方面，制度设计的过度防弊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三冗两积”。冗官——分化事权导致机构重叠、官员数量激增，一官多设、人浮于事。冗兵——将地方精锐编入禁军，加上灾年大量招募流民入伍以消弭动乱隐患，军队数量不断膨胀但战斗力低下。冗费——庞大的官僚和军队开支，加上对辽、西夏的巨额岁币，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积贫——国家财政收入虽高（农业、商业税收增长），但开支更大，长期入不敷出。积弱——分权防弊和重文抑武政策严重影响了军事效率，“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使军队在对辽、西夏作战中屡屡失利。 【深化思考】唐宋制度沿革的辩证关系 宋代制度既继承又革新了隋唐体制。二府三司制实则三省六部制的变体——三省逐渐成为闲职，宰相权力被枢密院和三司大幅分割。宋代创立的通判监督、转运使集中财权、死刑复核等制度，实质上是将隋唐时期临时性的使职差遣制度常态化和制度化。理解唐代“三省六部制”与宋代“二府三司制”在权力配置上的重大差异，切勿混淆，是准确分析宋初制度变革的关键。 史料实证素养提示：近年高考常以宋人笔记、奏章、诏令等原始文献为材料，要求分析宋初制度设计的利弊。考生应学会从史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解读和评价。 考点二 统治危机与应对：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 （一）变法的背景与必然性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财政危机。到北宋中期，三冗两积问题日益严峻，国家财政收入远不足以覆盖官僚薪俸和军费开支。为应对财政困境，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但因触犯官僚权贵利益而遭强烈反对，仅一年左右即告失败。此后财政问题更加恶化，仅军费开支就已超过国家财政收入，变法迫在眉睫。 内忧外患。内部，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尖锐。外部，辽和西夏威胁着北宋的安全，边防压力持续加剧。 变法目的。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富国以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库，强兵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应对边患。 （二）变法的主要措施 富国之法：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收获后还本付息，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募役法——百姓缴纳免役钱，官府雇人服役，原来免役的官僚、地主也需缴纳助役钱，增加了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鼓励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地，提高农业生产；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和肥瘠征税，打击了地主隐瞒土地、逃避赋税的行为；市易法——政府在东京等城市设市易务，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卖出，以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垄断；均输法——调整物资的运输和供应，减少浪费，节省开支。 强兵之法：保甲法——将农户按十家一保、五保一大保编制，农闲时训练武艺、维持治安，战时编入军队，使民兵制度与基层治安相结合；保马法——百姓代养官马，减少官府养马开支；将兵法——由固定将领训练固定部队，改变“更戍法”造成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状况；置军器监——统一管理武器制造，提高武器质量和产量。 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取士，改以经义和策论为主，注重选拔经世致用之才；整顿太学，设置武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培养实用人才。王安石还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过去“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弊端。 （三）变法的评价 性质定位：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为挽救统治危机而推行的改革运动。 积极方面，变法在短期内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政府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的财政和军事危机。 失败原因：一是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和富商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如司马光、文彦博等守旧派的抵制）；二是变法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部分官员借变法之名敛财扰民，惠民之政沦为害民之策；三是宋神宗在变法后期有所动摇，动摇了变法的政治基础。 历史评价与启示：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改革事件。国家以管控与干预为变法特征，体现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动作为。变法失败深刻揭示了改革必须“慢工出细活”的道理——在“人治”的古代社会中，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坚定程度，而政策执行的偏差也是改革难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应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局限来理解——既要看到其因何失败，也要看到其“富国强兵”的初衷和部分措施的积极价值——历史地、辩证地加以分析。 考点三 南宋偏安与宋金对峙 （一）南宋的建立 1127年，金灭北宋（靖康之变），掳走徽、钦二帝。同年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定都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初期，岳飞等将领积极抗金，取得郾城大捷等战果。但宋高宗和主和派大臣秦桧担心抗金胜利后武将功高震主、迎回徽钦二帝会危及高宗皇位，于1141年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 （二）绍兴和议与南北对峙 绍兴和议的主要内容为：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朝纳贡银绢（岁币）；双方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南宋割让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约一半土地予金。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此后，南宋与金之间又发生数次战争，但金朝始终无法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格局一直维持到蒙古灭金（1234年）之后。南宋凭借江南发达的经济基础维持偏安局面，与金在边境接界地区设置了互市贸易的市场（榷场）。 南宋最终灭亡于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中击溃南宋残军，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殉国，南宋彻底灭亡。 考点四 辽夏金元的统治：制度创新与国家治理 （一）辽朝：南北面官制与“因俗而治” 辽朝（916—1125年）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区域既有北方游牧地区也有中原农耕地区。针对这一国情，辽朝实行了“蕃汉分治”的制度安排。 南北面官制是辽朝最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等游牧民族事务，南面官以汉制治理汉人州县事务，“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 四时捺钵是辽朝的行营政治制度。辽帝在一年之中从事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射猎活动，即“春水”“秋山”“坐冬”“纳凉”。捺钵时，皇帝在营地召集北方各少数民族酋长，处理政事，捺钵成为整个辽朝的政治中心。四时捺钵的主要目的在于保留契丹传统和增强各部族的政治认同。 五京制度也是辽朝“因俗而治”的体现。辽朝设上京、东京、南京、西京、中京五京，各地采取适应当地情况的体制，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与契丹制度兼而有之，充分体现了契丹与汉族杂糅的统治特色。 南北面官制增强了民众的政治认同，使辽朝灭亡前夕北宋进取燕云十六州时，再也没有出现宋太宗北伐时“箪食壶浆迎王师”的现象。 （二）西夏：蕃汉二元制度 西夏（1038—1227年）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制度基本仿照宋朝，设官分职，推行科举。西夏还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西夏太祖李继迁“潜设中宫，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体现了西夏统治者深受汉文化影响。 （三）金朝：猛安谋克制与汉化改革 金朝（1115—1234年）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猛安谋克制是金朝特有的社会军事组织制度——将女真族人按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编制，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兵农合一。金灭北宋后入主中原，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仿照唐宋制度建立官僚体系，迁都燕京（今北京），尊孔崇儒。金朝初年在东京等地“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利用女真民族制度管理被征服区域。金世宗时期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减免灾区赋税，鼓励垦荒，整顿吏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强调“女真旧风最为纯直”，禁止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在推进汉化的同时力图保留民族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金朝统治者以儒家孔孟思想为宗，金太宗完颜晟修立孔庙，敕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以中华正统自居，反映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 （四）元朝：大一统与制度创新（重点） 1. 元朝的统一 蒙古崛起后先后灭西夏（1227年）、金（1234年）、南宋（1279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的大统一。元朝疆域空前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统一王朝之一。为统治如此庞大的国土，元朝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创新。 2. 中央制度 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元朝中书省集行政大权，地位远超隋唐时期的中书省），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设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今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西藏自此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行省制度（核心考点） 行省制度是元朝最具深远影响的制度创新。除大都周围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外，全国设十个行省（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拥有较大的军政权力，但受中央有效节制。行省划分的原则是“犬牙交错”——打破山川地理的自然界限，使行省之间相互牵制，防范地方割据。行省制度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对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4. 边疆治理 元朝在边疆治理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西藏：由宣政院管理，朝廷在当地清查户口、征收赋税、设置驿站、驻扎军队，实行有效管辖。台湾：在澎湖设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琉球（今台湾）和澎湖地区，这是中央王朝首次在台湾地区设立正式行政机构。西域：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西域军民事宜。驿传系统：以大都为中心修建遍布全国的驿站网络，设急递铺传递紧急文书，有效加强了中央对广阔疆域的控制。 5. 民族关系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存在民族等级划分。但这种等级制度并非绝对的隔离——汉人中的上层同样可以入仕为官，各族之间也存在广泛的民间交流和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元朝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回回）。来自中亚、西亚的色目人在中国长期生活，与汉、蒙古等民族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回族。 〖家国情怀〗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其一，制度创新——南北面官制、猛安谋克制、行省制等，丰富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其二，疆域奠定——元朝的空前统一和行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此后中国疆域的基础框架；其三，民族交融——各民族在政权并立和交流往来中加深了解、相互融合，回族等新民族的形成正是民族大交融的产物；其四，文化认同——辽夏金统治者纷纷尊孔崇儒、沿用汉制，表明中华文化对各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势，这一时期的民族政权建设正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两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错综复杂而又气象万千的时代。宋朝以空前的制度设计强化中央集权，在内部取得了长期稳定和文化繁荣的巨大成就，却也因过度分权防弊而在外部军事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以“因俗而治”的智慧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从多民族政权并立到元朝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统”与“分”的辩证关系——从局部分裂走向更高层次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推动中国历史前进，这是理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视角。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