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单元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统治 导学案--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高考复习知识清单系统梳理了1901-1928年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涵盖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统治、新文化运动四大核心内容，通过课标要求、时空框架、核心概念、关键问题等模块，构建从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变革主线及经济思想辅线。 清单以时间轴划分革命酝酿与军阀统治阶段，标注清末新政等高频考点，通过核心概念解析（如三民主义的双重性）和关键问题探讨（如辛亥革命成败的辩证分析）培养唯物史观与历史解释素养。设阶段特征总结模块，帮助学生系统整合政治经济思想关联，教师可利用其精准定位复习重点，提升备考效率。

第九单元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的统治 【复习导引】 从1901年清末新政的启动，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二十七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之一。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时期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却又迅速被袁世凯的独裁和北洋军阀的割据所吞噬。革命与复辟、共和与专制、民主与独裁的反复较量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核心主题。与此同时，民族工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封建思想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的曙光悄然初现。 本单元在高考中主要考查四个方面的内容：清末新政的内容与影响，这是近年高频考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局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新变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与影响。 复习本单元，要抓住一条主线——从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变革及其曲折反复，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成功了”（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又“失败了”（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同时也要把握两条辅线：经济上，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思想上，新文化运动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课标要求与命题方向 内容标准有三个核心要求：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对中国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意义及局限性；了解北洋军阀的统治及特点；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命题重点集中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背景，其中清末新政的内容及影响是高频考点；辛亥革命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与局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新变化及其影响，重点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背景及影响。 从近年命题趋势看，以下动向特别值得关注：清末新政考查比重增大、角度细化——不仅考查新政的具体措施（如废除科举、奖励实业），还考查新政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及其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三民主义仍是高频考点，且较多以材料分析题形式出现，要求学生在具体语境中解读民权、民族、民生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临时约法》作为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其内容与意义反复考查。新文化运动则重点考查其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间的思想递进关系。 二、时空框架与知识体系 （一）基本时间轴 以辛亥革命为界，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革命酝酿与爆发阶段（1901—1912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改革官制、编练新军、鼓励工商、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后阐发为三民主义。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发起三次请愿运动，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立宪派大失所望。1911年5月保路运动爆发，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4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北洋军阀统治阶段（1912—1928年）：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统治开始。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二次革命”失败。1914年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为总统制，1915年签订“中日民四条约”，12月称帝。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6月病逝。此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军阀割据混战。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终结。 （二）宏观知识结构 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用“革命—反复—新路”来概括。 “革命”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有组织（同盟会）、有理论（三民主义）、有行动（十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反复”指的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专制统治和帝制复辟卷土重来。袁世凯先是破坏《临时约法》、镇压国民党，继而称帝；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段祺瑞拒绝恢复共和制度——民国徒有其名。 “新路”则是在反复的挫折中孕育而生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新文化运动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障碍。到这一时期末，中国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寻找一条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的救国道路。 三、核心概念深度解析 （一）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1900年遭受八国联军重创之后推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场改革常被视为清王朝最后的“自救”尝试，但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了统治者预期的轨道。 新政的背景是庚子之变后清政府统治合法性跌落至谷底，顽固派彻底被打垮，改革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呼声。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开启新政。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新政提供了系统方案：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体制、变革科举、奖励游学；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包括改良吏治、整顿司法；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用西法练兵、发展农业和工业。 新政的主要内容涵盖四个领域：一是改革官制，裁撤冗余衙门；二是编练新军，以新式武器装备和操练军队；三是奖励实业，制定商律、鼓励民间办厂、授予商人商勋和爵位——这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传统的抑商政策；四是推行教育改革，1905年废除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学校制度。 新政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和悖论性。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统治，但客观效果却加速了它的灭亡。废科举切断了士人与传统体制的联系——原本以“学而优则仕”为毕生目标的举人秀才失去了出路，1905年《大公报》报道“有举人、秀才30多人充当兵勇”，这在科举停废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派留学生到日本等国学习，结果这些学生大量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同盟会的骨干中有相当多就是留日学生。编练的新军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骨干力量。鼓励实业使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他们在政治上支持立宪运动和后来的辛亥革命。 还有一个关键细节不容忽视：立宪运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派先后发起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但均遭拒绝。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台，这一背弃立宪承诺的做法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假立宪”面目，大批立宪派人士“心寒齿冷”，转而支持革命。保路运动更是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清政府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筑路，却拒绝退还民间资本，激起四川等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和武装起义。 （二）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它散见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和理论阐述之中，《民报》发刊词第一次将其综合表述为“三大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是单纯的种族复仇，而是将“推倒满洲政府”与“颠覆君主政体”统一起来。孙中山本人说得清楚：“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这种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相结合的意识，使三民主义超越了旧式“反清复明”的狭隘目标。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列强在华特权采取了回避甚至默认的态度，这在“反帝”任务极为严峻的近代中国是一个重大缺陷。 民权主义的核心是“创立民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明确指出：“就算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这已经在理论上区分了“君主”与“共和”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达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最高水平。 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分配问题。孙中山的方案是“核定地价，增价归公”：地主自行申报地价，国家按价征税；申报之后地价上涨的部分归国家所有。他试图以此防止“欧美社会之祸”——资本主义发展后出现的贫富极端分化，力图“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这一方案带有浓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在客观上有利于抑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但它不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缺乏彻底的土地革命内容，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无法真正动员起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推动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其反帝不明确、反封建不彻底、民生不切实际的局限，也决定了它难以指导完成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由临时参议院制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 其核心内容明确规定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的原则：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否定了“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原则，宣告了主权在民的理念。第五条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列举了人民享有的各项自由权利。第十六条规定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使。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四十三至四十五条最为关键——确立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及各部部长均称“国务员”，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有国务员副署。第五十一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 《临时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而非总统制，有着当时特定的政治考量——革命党人希望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约束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权力。这一安排的主观意图是维护共和制度，但也反映了革命派“因人设法”、以制度设计防范政治风险的思路。然而当继任者袁世凯本身缺乏对共和制度的认同和尊重时，这种法律约束就显得极为脆弱。 评价《临时约法》需要一分为二。从历史进步性看，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告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确立了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突破。从局限性看，革命派缺乏使这些法律条文变成现实的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临时约法》在袁世凯手中很快变成了一纸空文——1914年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以总统制取代责任内阁制，破坏三权分立，集大权于一身，《临时约法》名存实亡。 （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 运动兴起的背景有多个层面：从政治上看，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袁世凯独裁、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共和制度屡遭践踏，陈独秀痛切地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从文化上看，袁世凯为了称帝，大力提倡“尊孔复古”，旧思想、旧礼教严重阻碍着思想解放和共和政体的确立。从社会条件看，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热潮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堡垒。 运动的核心口号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称之为“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他说出那段振聋发聩的宣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思想革命——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旧伦理，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揭露“礼教吃人”的实质。二是文学革命——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倡白话文，陈独秀号召“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白话文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三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倡导理性、实证和独立思考。 运动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对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礼教体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新观念开始在青年中传播。它是一场文学革命，促进了白话文的普及，1919年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白话文正式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正是在这场运动中逐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成员，绝大多数都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或撰稿人，新文化运动为他们打开的思想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准备了合适的土壤。 四、关键问题深入探讨 问题一：清末新政为什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清末新政是一个典型的“改革反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案例，其内在逻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为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改革破坏了统治的基础”。 废科举是新政最具标志性的举措。科举制度在中国沿袭了一千三百年，它不仅是一套选官制度，更是一套社会整合机制——通过“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将全国士子纳入体制之内，使他们对皇权保持向心力。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这条管道被骤然切断，数以十万计的士人失去了通过传统路径升迁的出路，对清廷的忠诚大打折扣。部分举人秀才不得不另觅生计，甚至沦落为市井谋生者，这在传统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为后来立宪派转向革命埋下了伏笔。 第二，“控制不了的改革工具”。 编练的新军本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却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反而接受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各省咨议局虽然是清廷用来装点预备立宪门面的工具，却为立宪派和地方士绅提供了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湖南咨议局直接致电军机处要求撤换巡抚，地方绅士的“民主意识”已然觉醒。1911年“皇族内阁”出台后，咨议局联合会随即发表《宣告全国书》，公开抨击清廷“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这些咨议局中的立宪派人士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清朝的对立面。 第三，“立宪的诚意问题”。 清政府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开放的意愿。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却以“君上大权”为核心，规定皇帝总揽统治权、统率海陆军、任免百官——宪政的实质内容极其有限。1910年设立的资政院虽然被称为“议院基础”，但议员由皇帝钦定和选举产生混合组成，其决议须“具奏，恭候圣裁”——既不能独立立法，更无从制衡皇权。1911年出台的“皇族内阁”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皇族占七人，立宪派人士看到名单后“心寒齿冷”——迟至此时他们才彻底认识到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转而支持革命。 新军是武昌起义的骨干力量，立宪派是各省独立的主要推动者，留学生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这些原本都来自新政本身，最终却组合成了推翻清廷的力量。新政的历史悖论在于：它在为旧制度“进补”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旧制度的掘墓人。 问题二：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是本单元最核心的评价性问题，需要从多个维度辩证分析。 从“成功”的方面看——辛亥革命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最核心的一项任务：结束帝制。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时报》的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辛亥革命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它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此后再有人想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八十余天即被迫取消，张勋复辟仅十二天就宣告失败——都说明“帝制不可为”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政治共识。它还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剪辫放足、废除跪拜等社会风俗的变革。 从“失败”的方面看——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它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目标，未能触动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发布公告表示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这与革命的反帝性质之间有着明显落差。它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仍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袁世凯上台后，专制统治卷土重来，此后是军阀割据混战，国家统一只是表面的，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仍然控制在各地军阀手中。孙中山痛心地说：“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度量衡的混乱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这种分裂状态——公秤、私秤不同，库平、漕平、关平互异，“各色各样的名目”反映的是统一市场的缺失和军阀割据的现实。 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革命纲领、发动广大民众、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武昌起义后各省的都督大多是旧官僚、旧军官和立宪派，他们宣布独立只是为了自保，并非真心拥护革命。讲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因缺乏足够权威的领袖，竟把刚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这本身就预示着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革命的果实落入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手中。 总的评价应当是：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里程碑地位。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宣告了共和政体的诞生，这一政治成果本身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它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正如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所总结的：“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完成这一任务的使命，落在了继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问题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治特点是什么？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年）的政治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民主共和的外壳与专制独裁的内核并存。 北洋军阀在形式上保留了民国的招牌——国会、宪法、大总统选举等形式一应俱全，但这层外壳无法掩盖专制的实质。袁世凯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直至悍然称帝。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民国已经成为一块无用的招牌，但军阀们又不敢将它公然抛弃——这恰恰说明辛亥革命所传播的民主共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第二，军阀割据混战，政治上分崩离析。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等，他们各有地盘、军队和后台——直系依靠英美，皖系和奉系依靠日本。军阀之间为了争夺中央政权和控制更多地盘连年混战——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第三，革命派为维护民主共和进行了一系列斗争，但均告失败。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1915年护国战争虽然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却未能阻止他死后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1917年护法运动也以失败告终。革命派屡战屡败，说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新的出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挫折中酝酿。 问题四：民族工业为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短暂的春天”？ 1914年至19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战前注册的工业公司共146个，资本总额约4100万元；而1914年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公司就达272个，资本额约1.17亿元——企业数量和资本总额均大幅超过此前十几年的总和。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涌现出了张謇的大生纱厂等一批代表性企业。 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华民国的建立扫除了政治上的一些束缚，新政府鼓励民间兴办实业提供了政策支持。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对华商品输出大幅下降，为中国民族工业留下了市场空间。三是反帝爱国运动（如抵制日货、爱用国货）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市场条件。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随之壮大，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阶级力量。 “短暂”的原因同样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重新承受外国资本倾销的压力；军阀割据导致政局不稳，缺乏统一的市场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外国资本的排挤——许多民族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资金薄弱，难以与外国企业长期竞争。这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却无法独立成长为改变社会结构的力量。 五、阶段特征总结 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发展，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袁世凯掌权后坚持独裁卖国，复辟帝制失败。此后军阀割据混战，民国徒有其名。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虽屡遭失败，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经济上：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中华民国建立后，在鼓励政策、一战列强暂时撤离和市场需求的共同推动下，民族工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军阀割据阻碍统一市场形成，民族工业再次陷入困境。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壮大，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新变化——剪辫、放足、废除跪拜、改行阳历，社会风俗正在悄然改变。 思想文化上：三民主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发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文学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到这一时期末，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为中国革命带来新的思想武器。 六、单元小结 辛亥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阵痛期。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终结，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建构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远比推翻旧制度更加艰难。民国建立后的十余年间，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民主与专制的持续博弈、统一与分裂的此消彼长，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复习本单元，要始终扣住“从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变革及其困境”这条主线。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一根本性的“不彻底”决定了此后中国革命必然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的补课，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根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从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的下一幕，已经在这二十余年间悄然拉开。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