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备课笔记系列讲义）历史统编版新教材七年级下册

本讲义聚焦明朝对外关系，系统梳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戚继光抗倭的意义、援朝战争的性质及葡萄牙攫取澳门租住权的过程，展现从“主动开放”到“被动防御”再到“早期殖民应对”的转变脉络，为学生构建完整知识框架。 该资料以史料实证为核心，整合“天妃灵应之记碑文”“《郑和航海图》”“鸳鸯阵示意图”等多元史料，结合时空观念定位史事坐标，帮助学生通过实物与图像分析史事因果。课中助力教师开展史料辨析活动，课后知识拓展与表格总结可辅助学生巩固重点，深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认知。

第16课 明朝的对外关系 1．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戚继光抗倭的背景与意义、援朝战争的性质、葡萄牙攫取澳门租住权的过程。 2．认识明朝对外关系从“主动开放”到“被动防御”再到“早期殖民应对”的转变。 3．能通过史料（如碑文、地图、图像）分析史事因果，归纳明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4．能结合时空定位阐释关键事件的影响，形成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整体认知。 1、唯物史观——用辩证发展视角，结合明初国力强（下西洋）、中期海防松（抗倭）的因果逻辑，及戚家军（群众主体）、郑和船队（集体力量）的作用，理解对外关系从“主动开放”到“被动防御”的转变规律。 2、时空观念——以时间线（1405-1433下西洋、1561台州九捷、1553葡占澳门）和《郑和路线图》（刘家港→三宝垄→天方等），定位史事的时空坐标。 3、史料实证——用“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航海技术）、地图（路线）、图像（《鸳鸯阵》《榜葛剌进麒麟图》）、表格（人物事迹）等多元史料，论从史出验证史事。 4、历史解释——用史料澄清“西洋”（文莱以西海域）、“倭寇”（日武士+中国海盗勾结）、“民族英雄”（戚继光反侵略）等概念，阐释下西洋目的（通好贸易）、葡占澳门方式（借地→贿赂→管理）等史事本质。 5、家国情怀——从下西洋“世界壮举”感民族自豪，从戚继光“抗倭平患”悟爱国精神，从澳门“设官驻军”识主权维护，汲“和平交往+反侵略”的历史智慧。 1．教学重点： ①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与影响：通过“船队规模（200多艘船、27000人）”“到达区域（亚非30多国）”“航海技术（季风利用、航区测定）”等史料，突出“空前壮举”； ②戚继光抗倭的意义：通过“台州九战九捷”“平定浙东、福建、广东倭患”，强调“反侵略的正义性”与“民族英雄”的内涵； ③明朝对外关系的多元表现：梳理“主动开放（郑和）、被动防御（抗倭、援朝）、早期殖民应对（澳门）”三种类型。 2．教学难点： ①分析明朝对外关系转变的原因：从“国力强盛”到“海防松懈”再到“殖民冲击”的逻辑链； ②理解“民族英雄”的时代内涵：区分“内部叛乱”与“外来侵略”，明确戚继光抗倭的“反侵略”性质； ③史料实证中的“证史”能力：引导学生用“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分析航海条件，用“鸳鸯阵示意图”说明戚家军的战术优势 在今天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些地名、庙宇是以“三宝”命名的，如泰国有三宝公庙，马来西亚有三宝山，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庙、三宝井、三宝洞。“三宝”是明朝航海家郑和的小名①，这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什么用郑和的名字来命名地名和庙宇呢？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庙 郑和下西洋期间，在东南亚开展了友好交往、经济文化交流等活动，给当地带来深远影响： 经济层面：带去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也从当地交换香料、珠宝等特产，推动了中外贸易繁荣； 文化层面：传播中国科技（如造船、农业技术）、文化（如礼仪、宗教信仰），同时尊重当地习俗，促进文化交融； 情感层面：郑和船队以和平方式互动（如帮助调解部落纠纷、援建基础设施），塑造了友好的中国形象，赢得当地民众的敬重与爱戴。 因此，东南亚国家用“三宝”（郑和小名）命名地名、庙宇，本质是对郑和及其船队的纪念——感恩他为当地带来的发展机遇、文化滋养，以及推动的中外友好关系，这也是古代中外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 ①郑和下西洋的核心史实 明朝前期，为加强对外交流、宣扬国威，明成祖派郑和率领船队，于1405 - 1433年间先后7次远航，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是重要活动区域）。 郑和下西洋 15世纪初，明朝经济逐步繁荣，国力雄厚，成为世界上的强国①。明成祖时，派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①，提高了明朝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②，同时推动了中外贸易发展③。 ①西洋，地理概念，在不同时期含义有所不同。明初，人们通常把当时东海及其以外的海域称为“东洋”，把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海域及沿岸地区称为“西洋”。 ★地理概念：“西洋”的历史内涵（注释解读）​ 明初“西洋”的范围：不同于今天所说的“西洋”（近代指欧美地区），明初的“西洋”是相对“东洋”（东海以东及日本方向）而言的地理概念，特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包括今天的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等地）。这一划分反映了明初对海洋地理的认知，也体现了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集中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区域。 ★历史地位与评价​ 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船队规模之大、船只技术之先进（如宝船排水量超千吨）、航行范围之广，堪称古代世界航海事业的巅峰，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地位。 局限与争议：由于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的为主，耗费巨大国力，未形成持续的民间贸易网络，随着明朝国力衰退和财政压力，未能长期延续。这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官方主导外交的局限性。 ①背景：明朝初期的繁荣与国力 经济繁荣与国力雄厚​ 15世纪初（明成祖时期），明朝经过洪武年间的休养生息，农业、手工业（如纺织业、制瓷业）迅速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活跃，白银货币化趋势显现，国力达到空前强盛。这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船只建造、物资储备）。 明成祖的政治目的​ 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即位后，希望通过大规模外交活动彰显国威，巩固统治合法性，同时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构建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即“华夷体系”）。 ②政治目标：宣扬国威与建立朝贡体系​ 郑和率领庞大船队（首次航行有2．7万余人、200多艘船只），七次远航（1405—1433年），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船队携带丝绸、瓷器等精美物品，以“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方式，换取各国特产，传播中华文化，使各国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提升明朝在国际上的威望。 ③经济与文化交流​ 推动中外贸易：虽然郑和下西洋以政治目的为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往来，引入胡椒、香料、珍稀动植物等，同时输出中国的手工业品，扩大了明朝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传播与技术交流：船队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文化（如儒家思想、历法），也学习了当地的文化（如伊斯兰教、建筑风格），体现了文明互鉴。 1．人物与时代背景 邮票中的核心人物是郑和（1371—1433），他是明代著名航海家、宦官。 明朝前期，国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发达、造船技术领先世界），为远洋航行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支撑；明成祖为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决定派遣郑和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当时对今文莱以西海域的统称）。 2．航海壮举的“空前性” 时间与次数：1405—1433年，郑和率船队7次下西洋，持续近30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远洋航行活动。 规模与范围：船队配备巨型“宝船”（体现明代顶尖造船技术），随行人员超2万，航行范围覆盖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邮票中郑和的服饰、仪态，也侧面反映了明代航海者的风貌与国家气度。 3．历史意义与精神传承 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是人类航海技术的重大突破，彰显了明朝的综合国力。 中外交流的典范：航行以“和平交往”为核心，既向海外传播中国的丝绸、瓷器、技术，也引入亚非的香料、珍宝、文化，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以友好姿态建立邦交，树立了古代中国“开放包容、睦邻友好”的外交典范。 文化载体的价值：邮票作为文化符号，纪念郑和的历史功绩，传递古代中国探索海洋、拥抱世界的进取精神，也让后人铭记这段“和平外交与文明互鉴”的辉煌史。 郑和（1371—1433）（邮票） 1405—1433年，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①。郑和的船队先后到达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今天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郑和的船队都曾访问过②。所到之处，郑和及随行人员都要访问当地的首领，赠送礼品，表达通好的意愿，同时与当地居民进行商品交易。 ★航行内容与中外交流​ 政治与外交： 每到一处，郑和及随行人员“访问当地首领，赠送礼品”，核心目的是宣扬明朝国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加强与亚非国家的政治联系，形成“万国来朝”的外交格局。 经济与文化： 商品交易：船队携带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换取当地的香料、珠宝、药材、珍奇异兽等，促进了中外物资交流，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生活。 文化传播：航行过程中，中国的礼仪文化、科技（如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向外传播，同时也吸收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如伊斯兰教文化、非洲部落文化），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融。 ★历史局限性与启示​ 郑和下西洋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支持，以政治目的为主，经济回报有限。明朝中期后，因国力衰退、海防压力（如倭寇问题）等原因，远洋航行逐渐停止，转向“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这一对比启示我们：开放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持续发展。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明朝强盛的象征，更彰显了中国古代和平交往的外交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遗产。 ①背景与概况​ 郑和下西洋发生于明朝前期（1405—1433年），是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加强中外友好往来而发起的大规模远洋航行活动。这一时期明朝国力强盛，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如指南针的应用）领先世界，为远航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庞大，船只数量众多（其中“宝船”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远洋帆船），人员分工明确，体现了明朝强大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 ②航行范围与历史成就​ 地理范围： 船队先后到达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红海沿岸（如沙特阿拉伯）。文中列举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说明其航线覆盖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沿海，构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路线。 历史意义： 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比欧洲航海家（如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早约半个多世纪，展现了明朝领先的航海技术，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的里程碑。 和平友好的外交实践：郑和船队以“通好”为目的，通过访问当地首领、赠送礼品（朝贡贸易）、开展公平商品交易等方式，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体现了中国“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而非殖民或掠夺。 相关史事 郑和远航，船队最多时有船200多艘，最少的一次也有60余艘。其中最大的海船可乘千人体现明朝造船技术的世界领先（宝船体型大、载重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海船。郑和的船队有严整的编队，船只分工明确，分别承担载人、载货、运粮、装淡水等任务，还有战船护航。仅首次下西洋时，就有27000多人，其中有使臣、官兵、航海技术人员、宗教人士、翻译、医生、厨师、工匠等。郑和的船队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航海技术（测航区、借季风海流）则直接反映航海科技的突破，能够准确地测定航区、航线和船位，有效地利用季风、海流进行航行。 ★历史影响：开创海洋交流的“里程碑” 对中国与世界： 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开创了“西太平洋—印度洋”的亚非海上交通线，推动贸易、文化、技术双向交流（如中国瓷器、技术外传，外国物产、文化传入）。 对航海史： 郑和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壮举，其规模、技术、组织能力远超同时期其他航海活动（如欧洲哥伦布、达伽马远航晚且规模小），为人类海洋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彰显了古代中国的海洋文明贡献。 对明朝自身： 短期强化了“天朝上国”的国际形象，但“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赏赐远超贸易收益）也给财政带来压力，为明朝后期“海禁”“闭关锁国”政策调整埋下伏笔——对比清朝的封闭，更显郑和下西洋“开放性”的珍贵性。 ①背景与条件：明朝前期的“硬实力”支撑 明朝前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手工业（造船、纺织、陶瓷）高度发达，为远航提供了物质基础；航海技术（指南针、天文导航、水文观测）先进，则是技术保障。 ②远航特点：“规模、组织、技术”的全方位领先 规模宏大： 船队船只数量多（最多200余艘，最少60余艘）、人员庞大（首次下西洋达27000余人），且海船“可乘千人”，是15世纪世界罕见的远洋船队，彰显明朝对海洋探索的“大手笔”投入。 组织严密： 船队分工高度专业化——既有载人、载货、运粮、装淡水的“民用船”，也有战船护航；人员涵盖使臣、官兵、航海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多领域人才”。这种“各司其职”的架构，体现了明朝对远洋行动的高效管理与统筹能力。 技术先进： 借助“测定航区、航线、船位”的导航技术，结合季风、海流的规律航行，证明明朝已掌握成熟的远洋航海核心技术，在当时的世界海洋探索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比欧洲大航海时代早约半个世纪）。 ③目的与性质：以“政治外交”为核心的开放性实践 明朝派郑和下西洋，核心目的是“宣扬国威”（展示天朝上国的富庶与强大，强化宗主国影响力），同时兼具“外交联络”（通过使臣建立邦交）、“贸易交流”（朝贡贸易）、“文化传播”（随行宗教、技术、医疗人员输出文化）等功能。 材料中“使臣、翻译、各类专业人才随行”，正是这种“政治+外交+文化+贸易”复合型任务的体现——郑和船队不是单纯的“商队”，而是承载明朝“软实力输出”的官方远洋使团。 一、碑刻背景与历史事件 郑和下西洋的基本史实​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初年（1405—1433年）由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率领船队进行的一系列远洋航行，先后共7次。其目的包括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发展朝贡贸易等，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欧洲航海家的远航早半个多世纪。 碑刻的时间与意义​ 图片中提到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立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夕（1431年），俗称“郑和碑”。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海神），古代航海者常祭拜妈祖以求平安。碑刻的建立既体现了明朝对航海活动的官方支持（郑和下西洋为政府行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航海安全的祈愿，以及妈祖信仰在航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历史价值——实物史料的证据价值​ 碑刻属于一手史料，可印证文献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如《明史·郑和传》），证明郑和航海的具体次数、官方背景及航海者的精神寄托。它为研究明代航海技术、中外交流及民间信仰提供了直接证据。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政治与外交：通过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了明朝与海外的联系，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经济与文化：促进了中外贸易（如丝绸、瓷器输出）和文化交流（如传播中华礼仪，引入异域特产）。 航海技术：展现了明代先进的造船技术（如宝船）和导航能力（指南针应用），体现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地位。 天妃灵应之记碑拓片 此碑是郑和等人第七次下西洋前夕所立，俗称郑和碑。 材料研读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 ——天妃灵应之记碑文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说说支持郑和船队“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历史条件有哪些。 1．技术层面的保障 造船技术先进：明朝前期造船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能建造巨型远洋海船（如“宝船”）。这些船体型庞大、结构坚固（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增强抗沉性与稳定性），载重量可达千吨以上，为长距离远洋航行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载体。 航海技术突破： 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能精准确定航向，让船队在茫茫大海中避免迷失； 天文导航技术（“牵星术”）通过观测星辰高度判断船舶位置，进一步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与准确性。 2．国家实力的支撑 经济繁荣：明朝前期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为打造舰队、储备物资（粮食、淡水、武器等）、维持庞大人员开销提供了经济基础。 政治稳定：中央集权强化，政府对资源调配、人力组织的掌控力强，能有效统筹全国力量支持远洋行动。 3．政策与统治者的推动 明成祖朱棣等统治者积极推动对外交往，以“耀兵异域”“宣示国威”为目标，官方主导派遣郑和下西洋。政府的强力组织协调（如任命郑和为正使、整合多部门资源），是航海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核心动力。 综上，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强盛的国力、统治者的推动，共同构成了郑和船队征服海洋的“历史条件”，使其能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跨越亚非的航线。 船队回国时，一些国家还派出使者随行。在第六次远航返回时，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共1200余人随船队来到中国。 ★历史意义：从事件到时代价值的延伸 中外友好往来的典范：郑和下西洋不靠武力征服，而是以“厚往薄来”的平等姿态开展交流，传播了中国丝绸、瓷器、技术，也带回各国物产、文化（如香料、珠宝、宗教艺术）。各国使团来华，是这种“和平外交、互利共赢”模式的延续，为中外科技、文化、商贸交流搭建了平台。 航海与文明的里程碑：郑和船队的航线覆盖西太平洋、印度洋，其规模、技术（如导航、造船）在当时领先世界，比欧洲大航海早约半个世纪。“各国使团随行”侧面证明，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一次航海行动，更重构了亚非海域的交流格局，为区域文明互动注入动力。 大国风范的历史见证：明朝通过郑和下西洋展现“宣德化以柔远人”的胸怀，各国使团来华则是这种“开放包容”形象的国际反馈。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古代“和平对外交往”的标志性事件，为后世理解古代中外关系提供了关键视角。 综上，这段文字以“外国使团随船来华”的细节，生动展现了郑和下西洋对中外友好交流、航海事业发展、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深远推动，是理解明代对外关系与古代海洋文明的关键切入点。 郑和下西洋后 中外双向交流的深化： 郑和船队以和平方式（传播文化、贸易往来、展示国力）与各国交往，让海外国家对中国产生向往与信任； 各国“派使者随船队来华”，是对明朝的友好回应，既体现明朝对外交往的开放性，也反映郑和下西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成为当时亚非海域中外交流的核心纽带之一。 一、历史背景​ 郑和下西洋发生于明朝初期（1405—1433年），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加强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往来，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远航。这一壮举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成就，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半个多世纪。 二、航海图的价值​ 技术成就： 图中详细标注了航海路线、港湾、岛礁、城市等地理信息，反映了明代航海技术的先进性。船队依靠指南针（罗盘）、牵星术（天文导航）和航海经验，实现了远距离精准航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在航海、测绘领域的卓越成就。 航线范围： 郑和船队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图中路线可结合所学“西洋”范围理解，明代“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印度洋及沿岸地区）。 三、历史意义​ 中外交流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船队带去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换回香料、宝石、药材等特产，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同时传播了中华礼仪、技术，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形成了“万国来朝”的盛况。 和平交往的典范： 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不同，郑和航海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尊重当地风俗，未进行殖民掠夺，树立了中外平等交往的榜样，彰显了明代开放包容的外交理念。 国力与文明的象征： 大型船队的组建（如“宝船”规模宏大）和远航的成功，依赖于明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造船技术，是当时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在航海、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明朝《郑和航海图》（局部） 这幅图描绘了郑和航海路线，以及沿途的港湾、岛礁、城市等。 郑和的远航，时间之长（持续近30年），规模之大（每次航行船只数百艘，人员两万余），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和友好往来，为人类的航海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对中国与世界的深远影响​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郑和远航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阶段，拓展了中外贸易路线，促进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的输出，同时引入香料、宝石、药材等亚非物产，丰富了中外物质文化交流。 增进文明互鉴：通过友好往来，中国与亚非国家在文化、科技（如农业技术、建筑工艺）、宗教等领域相互借鉴，树立了跨区域和平合作的典范。 贡献于人类航海事业：郑和船队的远洋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其航线记录（如《郑和航海图》）为后世航海提供了重要参考，彰显了中国对世界航海文明的开拓性贡献。 ★历史评价的辩证视角​ 尽管郑和下西洋展示了明朝的强大实力，但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政治宣威，经济上缺乏可持续性（朝贡贸易耗费巨大），随着明朝国力衰退，远航未能持续。然而，其和平交往、开放包容的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彰显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中“和而不同”的智慧。 总之，郑和远航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壮举，更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其规模、技术与和平理念，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道。 ①历史条件与技术支撑​ 明朝初期国力强盛，为远航提供了物质基础（如丝绸、瓷器等贸易物资）。同时，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如指南针、天文导航）、庞大的“宝船”（当时世界最大的木质帆船）及成熟的航海经验，保障了远洋航行的可行性。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科技和手工业的高度发达。 ②和平交往的核心特点​ 郑和远航以“宣扬国威”“友好往来”为目的，而非殖民扩张或掠夺。船队携带大量中国特产，与各国开展“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即馈赠远超所得），同时尊重当地风俗，学习异域文化，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外交关系。例如，在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建立仓库作为中转站，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立碑纪念，展现了中国“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与近代西方殖民航海形成鲜明对比。 读地图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 吕宋……在今菲律宾吕宋岛 浡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 三宝垄……今印度尼西亚三宝垄 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 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 柯枝……今印度柯钦一带 阿丹……今也门亚丁 小琉球……今台湾 苏禄……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新村……今印度尼西亚泗水一带 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一带 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 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 佐法儿……今阿曼佐法儿 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 1．观察郑和远航的路线和方向。 1．路线梳理 起点：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中国东部沿海）； 途经区域（自东向西）： 从中国东海出发，进入南海，依次经过： 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东南亚）； 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东南亚）； 淳泥（今加里曼丹岛北部，东南亚，属文莱/马来西亚）； 三宝垄（今印度尼西亚三宝垄，东南亚，以郑和小名命名）； 柯枝（今印度柯钦一带，南亚）； 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一带，南亚）； 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继续向西到达南亚（如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西亚（如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非洲东海岸（如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 终点：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索马里一带）与红海沿岸（沙特阿拉伯麦加）。 2．方向判断​ 整体路线呈“自东向西”的跨洋航行（从中国东部沿海出发，向西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到达亚非大陆西部）。 2．找出郑和航海到过的国家和地区。 古地名 今址 所属国家/地区 刘家港 江苏太仓浏河镇 中国（东部沿海） 吕宋 菲律宾吕宋岛 菲律宾（东南亚） 淳泥 加里曼丹岛北部 文莱/马来西亚（东南亚） 三宝垄 印度尼西亚三宝垄 印度尼西亚（东南亚） 占城 越南中南部 越南（东南亚） 榜葛剌 孟加拉国、印度西孟加拉邦 孟加拉国、印度（南亚） 柯枝 印度柯钦一带 印度（南亚） 相关史事 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访过榜葛剌①，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②。永乐时，榜葛剌的国王遣使送来长颈鹿。当时的人们将长颈鹿视为瑞兽麒麟③。 ★史料价值与图像解读 右侧《榜葛刺进麒麟图》（局部）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直观见证： 画面中长颈鹿的形象与侍从的服饰，印证了文献记载中中外交往的细节，属于图像史料，可与文字史料相互佐证。画作风格具有明代宫廷绘画的特征，体现了官方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也反映出当时中外交流在艺术领域的反映。 ★历史意义与启示 对外交往的典范​ 郑和下西洋及榜葛剌进献长颈鹿的事件，展现了明朝前期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与西方近代殖民扩张形成鲜明对比，是古代中国“以德睦邻”“和谐万邦”理念的实践。 文明交流的见证​ 事件本身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缩影（动植物交换），而“麒麟”的文化附会则体现了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理解，说明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并非完全排斥，而是具有一定的包容性。 ①榜葛剌（今孟加拉地区）是郑和船队的重要访问地之一。双方在交往中建立了友好关系，体现了明朝前期“和平外交”的理念。 ②朝贡贸易与友好往来​ 永乐年间（明成祖年号），榜葛剌国王遣使向明朝进献长颈鹿。这一行为属于朝贡体系的典型表现——外国以“献礼”形式表达对明朝的臣服或友好，明朝则以“厚往薄来”的政策回赠丰厚赏赐，彰显大国气度。 本质：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目的是通过“万邦来朝”巩固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强化“天朝上国”的形象。 ③文化认知的差异与融合​ 当时中国人将长颈鹿视为“瑞兽麒麟”。 麒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神兽，象征太平盛世。将长颈鹿附会为麒麟，既反映了古人对异域珍奇动物的好奇与想象，也体现了本土文化对异域文明的诠释与接纳。 这一现象背后是明朝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局限（缺乏对非洲物种的了解），但也展现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戚继光抗倭 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①。元末明初，日本的一些武士①和奸商，组成海盗武装集团，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和抢劫，被称为“倭寇”。明朝中期，随着日本国内社会动荡加剧②，特别是由于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懈，倭寇与我国海盗、奸商等相互勾结③，对我国沿海的武装抢劫日益猖獗。所到之处，他们杀居民，劫财货，无恶不作，沿海各地遭到重大破坏，造成严重的倭患④。 ①日本武士是大封建主的侍卫。很多失去军职的武士沦为强盗。 ★应对：抗倭斗争与民族英雄​ 海禁政策的矛盾​ 明朝初期实行“海禁”（禁止民间私自出海贸易），本意为防范倭寇，但因限制了沿海百姓的生计（如渔业、海外贸易），反而促使部分人铤而走险，加入倭寇或与其勾结，加剧了倭患。 名将抗倭与胜利​ 明朝后期，通过改革海防、启用良将，最终平定倭患： 戚继光：组建“戚家军”，针对倭寇特点发明“鸳鸯阵”，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随后进入福建、广东等地剿灭倭寇，基本解除东南沿海威胁。其军队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被誉为“威震寰宇”的民族英雄。 俞大猷：与戚继光配合，多次击败倭寇，主张“剿抚并用”，在军事和治理上均有贡献。 胜利原因​ 军队战斗力提升：戚家军等抗倭武装训练有素，战术灵活。 民心支持：沿海百姓配合官军，提供情报、协助作战。 政策调整：后期加强海防建设（如修筑堡垒、添设火器），并放松部分海禁，缓解社会矛盾。 ★历史启示​ 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倭患并非单纯的“外来侵略”，而是日本国内动荡与中国海防腐败、社会治理问题交织的结果，体现了古代边疆问题的复杂性。 反侵略的正义性：戚继光等将领领导的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史实，彰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的决心。 治国教训：明朝中期的腐败和海防松弛导致危机，说明国家治理需兼顾军事防御、民生稳定和吏治清明，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威胁。 ①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因古代日本人身材较矮，“倭”含贬义），这一称呼可追溯至汉代（如“汉委奴国王”金印）。元末明初，日本的一些武士（日本封建社会中效忠于大封建主的专业军事阶层，以武艺和忠诚为特点）和奸商勾结，组成海盗武装集团，频繁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被称作“倭寇”。 ②明朝中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国内社会动荡加剧，大量失去军职的武士沦为浪人（无主武士），经济贫困导致部分人转向抢劫。这些武士熟悉军事战术，成为倭寇的核心力量。 ③明朝政治腐败（如官员贪污、军队纪律松弛）、海防松懈（沿海防御设施年久失修，兵力不足），加之部分中国沿海海盗、奸商（为谋取暴利参与走私）与倭寇勾结，形成“中外勾结”的武装集团，使倭患日益严重。 ④危害：沿海地区的深重灾难​ 倭寇的侵扰具有明显的侵略性和破坏性： 手段残暴：所到之处“杀居民，劫财货，无恶不作”，烧杀抢掠导致沿海百姓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 社会动荡：沿海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村庄、城镇被洗劫一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 国防危机：明朝中期国力虽强，但沿海防御体系失效，暴露出统治阶层的腐败和军事制度的弊端，威胁国家领土安全。 在东南倭寇最猖獗的时候①，明朝派年轻将领戚继光到东南沿海抗倭。戚继光南下浙江，多次击退倭寇的侵犯。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彻底打败倭寇，戚继光大力整顿军队，并招募农民和矿工，进行严格训练，操练新阵法②。他统领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善战，被誉为“戚家军”。 ★历史意义：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军事成就：基本肃清东南倭寇​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浙江、福建等地多次取得大捷，如 台州九战九捷（1561年），基本摧毁倭寇主力；后又与俞大猷配合，消灭福建倭寇，至1565年彻底平定东南倭患，保障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民族英雄的形象​ 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明朝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役，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成为当之无愧的 “民族英雄”。其行为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至今仍被铭记。 对后世的启示​ “戚家军”的成功不仅在于军事技术，更在于制度创新和军民协作（招募普通民众而非依赖世袭军户），为后世军事改革提供了借鉴；其事迹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彰显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责任感。 ①历史背景：明朝中期的“倭患”危机​ 明朝中期，日本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一些失意的武士、浪人（日本海盗）与中国东南沿海的不法商人勾结，形成“倭寇”，频繁骚扰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他们烧杀抢掠，严重破坏沿海经济和社会稳定，威胁明朝海防安全。由于明朝初期“海禁”政策的局限及后期军事腐败（如军队战斗力弱、将领贪污），倭寇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东南倭患最猖獗”的局面。 ②戚继光抗倭的核心举措与“戚家军”的特点​ 整顿军队与创新编制​ 戚继光针对明军原有弊端（如纪律松弛、训练不足），大力整顿军队，并创造性地招募农民和矿工组建新军。这些人出身底层，吃苦耐劳、服从性强，且无旧军队积弊。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支军队具备极高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战术革新：“鸳鸯阵”与实战能力​ 戚继光根据东南沿海多丘陵、水田的地形特点，设计出 “鸳鸯阵”（以12人为一队，长短兵器配合，协同作战），攻防兼备，尤其适合对付倭寇的灵活战术。这种新阵法改变了传统明军“各自为战”的弱点，使戚家军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力量。 “戚家军”的美誉​ 文本中“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能征善战”体现了戚家军的核心优势。例如，戚继光强调“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杜绝军队扰民，深得民心；其严格的考核制度（如“连坐法”）确保军纪严明，与当时腐败的明军形成鲜明对比。 1．时代背景 明朝中期，东南沿海面临倭寇侵扰。倭寇是日本的一些武士、商人与海盗勾结中国沿海不法分子形成的武装集团，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 2．主要事迹 戚继光作为明朝抗倭名将，为平息倭患做出卓越贡献： 组建“戚家军”：他招募农民、矿工等群体，通过严格训练打造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军队。“戚家军”不仅是军事力量的代表，更因保家卫国的信念深得民心。 创新战术，屡立战功：针对倭寇作战特点，戚继光创造“鸳鸯阵”等灵活战术。在台州九战九捷中，他以少胜多痛击倭寇，迅速平定浙江倭患；后又率军进入福建、广东等地，与友军配合，基本肃清东南沿海倭寇。 3．历史意义与人物评价 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他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安宁生活，因此被尊称为“民族英雄”。其事迹不仅体现了明朝对抗外来侵略的决心，更彰显了“保家卫国、反抗外敌”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戚继光（1528—1588） 1．背景：明朝中期的“倭寇之患” 明朝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倭患严重。日本国内战乱不断，部分武士、浪人勾结中国沿海走私商人，组成“倭寇”集团，频繁侵袭浙江、福建等省份。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与国家海防稳定。 2．鸳鸯阵的“创新性”与战术特点 为破解倭寇“单兵战斗力强、擅长近战”的优势，戚继光针对性创造了鸳鸯阵，核心是“兵器互补+团队协作”： 人员与兵器分工：以11人为一队，包含盾牌手（前排持盾防御，抵挡倭寇刀砍）、狼筅手（用长柄“狼筅”扫击倭寇武器，破坏其进攻节奏）、长枪手（刺杀被狼筅牵制的倭寇）、短刀手（近距离补刀，防止倭寇近身突围）等角色。 战术逻辑：通过不同兵器的“防御→控制→攻击→补刀”环环相扣，弥补明军此前“各自为战、配合不足”的弱点，实现对倭寇的高效压制。 3．鸳鸯阵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军事胜利：鸳鸯阵让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战斗力暴增，成为抗倭“王牌部队”。在台州大捷等关键战役中，戚家军凭此阵大败倭寇，基本肃清东南沿海倭患，保卫了百姓安全与国家海疆。 民族精神象征：戚继光抗倭是明朝“反抗外来侵略”的典型事件，鸳鸯阵体现的“智慧创新、团队协作、保家卫国”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智慧与民族抗争精神的缩影；戚继光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综上，鸳鸯阵不仅是一套“克敌制胜”的战术阵法，更是明朝军民抗击外敌、守护家园的历史见证，反映了古代中国“以智御敌、团结抗敌”的军事智慧与民族气节。 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鸳鸯阵示意图 1561年，倭寇大举侵犯浙江①。戚继光率军英勇作战，在台州九战九捷，先后歼灭倭寇数千人，烧毁倭船无数，平定了浙东地区的倭患。此后，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与广东地区的抗倭将领带领广大军民，消灭当地的倭寇，使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②。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他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③。 ①历史背景：明朝中期的“倭患”危机 明朝中期，国内政治日益腐败（如宦官专权、官员贪污），导致海防松弛（卫所制度瓦解，军队战斗力下降）。同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大量失意的武士、浪人勾结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奸商，形成“倭寇”，频繁劫掠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倭寇烧杀抢掠，严重破坏沿海经济、威胁百姓生命安全，明朝被迫开展抗倭斗争。 ②军事过程与关键成就 台州九战九捷（1561年，浙东战场）​ 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是抗倭主力。这支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如“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且战术灵活（发明“鸳鸯阵”，结合长短兵器协同作战）。1561年，戚家军在浙江台州一带与倭寇展开9次战斗，九战九捷，歼灭数千倭寇、烧毁大量倭船，迅速平定浙东倭患，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与指挥艺术。 福建、广东协同作战（浙东之后） 倭寇受挫后逃往福建、广东等地。戚继光率军进入福建，与当地及广东的抗倭将领（如俞大猷）联合作战，同时依靠沿海百姓的支持（提供情报、物资），彻底肃清闽、粤倭寇。至16世纪6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倭患基本解除，沿海百姓重回安稳生活。 ③战争性质与戚继光的“民族英雄”定位 战争性质：反侵略的正义之战​ 倭寇是来自日本的外来侵略者（并非中国内部矛盾），戚继光率领军民抵抗的是外敌入侵，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安全，因此这场战争属于反侵略战争。 人物评价：民族英雄的内涵​ 戚继光因领导抗倭战争取得胜利，被尊为民族英雄。初中历史对“民族英雄”的定义是：反抗外来民族侵略、捍卫本民族利益的杰出人物（注意：“民族英雄”针对“外来侵略”，而非国内民族矛盾）。戚继光的事迹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与军事智慧，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典范。 一、历史背景：倭寇肆虐，沿海告急 明朝中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部分失意的武士、浪人勾结中国东南沿海的奸商、海盗，形成“倭寇”集团，频繁侵扰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和明朝海防，史称“倭患”。由于明朝初期海防松弛（如卫所制度废弛）、官军战斗力弱，倭寇一度横行，成为明朝中期的重大边疆危机。 二、抗倭过程：军民协作，英雄辈出 面对倭患，明朝政府派官员督修海防，并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抗击倭寇。 戚家军的战绩：戚继光招募浙江义乌的农民和矿工，组建“戚家军”，制定严格的军纪，创新战术（如“鸳鸯阵”），并配备适合江南水田作战的武器。1561年，戚家军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迅速平定浙江倭寇；随后与俞大猷配合，于1565年彻底肃清福建、广东的倭寇，基本解除东南沿海的倭患。 图卷的直观体现：画作中“明水军与倭寇交战”的场景，可能是对戚家军或其他水师作战的艺术再现（如海战、登陆战等），展现了明军在抗倭中的英勇表现，也反映了当时海战的基本形式。 三、历史意义：反侵略的正义之战 维护国家主权与稳定：抗倭斗争是明朝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战争，成功保卫了东南沿海的安全，巩固了海防，为明朝后期的统治稳定奠定基础。 彰显民族精神：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将领和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体现了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戚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纪律也成为古代军队的典范。 推动海防建设：倭患的平息促使明朝反思海防问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沿海防御体系的完善（如加固城池、增设炮台等）。 总结 《抗倭图卷》是研究明代抗倭斗争的珍贵图像史料，它以艺术形式记录了明朝军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场景，印证了课本中“戚继光抗倭”这一重要知识点，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的不屈精神。这一事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育意义 明朝《抗倭图卷》（局部） 画面描绘了明水军与倭寇交战的情景。 想一想 为什么说戚继光是民族英雄？ ★戚继光的抗倭实践：捍卫民族利益 戚继光作为明朝爱国将领，针对倭寇特点做出了关键行动： 组建精锐军队“戚家军”：他招募农民、矿工，严格训练，打造出一支纪律严明、战术灵活、战斗力强的队伍。 创新战术破倭寇：针对倭寇的作战风格，戚继光创造“鸳鸯阵”等战术，以团队协作弥补兵力短板，在战斗中屡屡获胜。 取得关键战役胜利： 1561年，在台州九战九捷，迅速平定浙江倭寇； 之后率军进入福建、广东，与当地抗倭力量配合，彻底肃清东南沿海的倭寇势力。 ★为何是“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的核心内涵是反抗外来民族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戚继光所抗击的“倭寇”，本质是来自日本的外部侵略势力；他的抗倭斗争，不仅保护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更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抵御了外来势力的侵扰。因此，戚继光的行为完全契合“民族英雄”的定义。 综上，戚继光因领导抗倭斗争，击退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机，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援朝战争 明朝继承了我国历代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方式①。朝鲜、琉球、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仰慕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向中国纳贡称臣，并和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对这些周边国家的国王进行册封。 ★朝贡体系的本质与影响 本质：以中国为中心的单向度国际秩序，强调“礼治”和“文化认同”，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平等外交。其经济基础是明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垄断性优势），政治目的是维护“四夷宾服”的天下观。 积极影响： ① 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如儒家思想、汉字、科技向外传播，同时引入番薯、玉米等外来作物）； ② 推动了区域贸易发展，周边国家通过朝贡获得丰厚回赐，中国也获取稀缺资源； ③ 维护了东亚地区的相对稳定，减少了大规模战争。 局限性： 过度依赖“天朝上国”心态，忽视对海洋的实际控制（如后期海禁政策导致民间贸易萎缩），且未跟上近代国际关系转型的步伐，为近代中国的外交困境埋下伏笔。 ①明朝对外关系的核心特征：延续并发展了“朝贡体系” 内容体现了明朝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典型模式——朝贡贸易与宗藩册封制度。这一模式是中国古代“天朝上国”观念的体现，也是东亚地区长期形成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的核心内容。 “仰慕中国文化”：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先进性（如农业技术、手工业产品、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对周边国家形成强大吸引力，朝鲜、越南等国甚至直接借鉴汉字、科举制，形成“中华文化圈”。 “纳贡称臣”与“册封国王”：是宗藩关系的核心。周边国家向明朝进献当地特产（如马匹、珠宝、药材等），明朝则回赐丝绸、瓷器、金银等更丰厚的物品（体现“厚往薄来”的原则），并对藩属国君主进行正式册封，赋予其统治合法性。这种关系更多是政治象征意义，而非直接领土管辖，藩属国仍保持内政自主。 典型事例与历史背景 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 明朝主动派遣舰队远航，除了宣扬国威，更重要的是加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的联系，巩固朝贡体系。例如，满剌加（马六甲）、苏禄等地区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密切往来，部分国家君主接受明朝册封。 对朝鲜、越南的册封： 朝鲜（李朝）自明初便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定期遣使纳贡，明朝承认其国王地位，双方贸易频繁（如开城、平壤与明朝边境的互市）。 越南（后黎朝）同样接受明朝册封，文化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甚至模仿明朝官制和科举制度。 琉球与明朝的关系： 琉球（今日本冲绳）长期作为藩属国，向明朝进贡土特产（如马匹、硫磺），明朝赐予瓷器、铁器，并设立“闽人三十六姓”帮助其发展航海和文化，琉球国王更替需经明朝册封认可。 明朝万历年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①。明朝应朝鲜请求，两次出兵援助，都取得了胜利②。援朝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政治军事势力，明朝的国力因此也受到削弱。这场战争对东亚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③。 ★战争影响​ 对日本：丰臣秀吉的扩张计划失败，国内权力格局动荡，丰臣氏逐渐衰落，德川家康后来建立江户幕府，日本进入“闭关锁国”时期，长期停止大规模对外侵略。 对朝鲜：战争导致朝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但成功抵御了日本侵略，巩固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战后逐步恢复国力。 对明朝： 积极方面：维护了东亚宗藩体系的稳定，挫败了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彰显了明朝作为区域大国的影响力。 消极方面：长期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如“万历三大征”叠加导致财政危机），加剧了明朝内部的统治危机，为后期辽东女真（后金）的崛起埋下隐患。 对东亚格局：战争暂时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日本退出东亚大陆争霸，明朝虽胜却元气受损，间接为明末农民起义和清朝入关创造了条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东亚政治军事格局。 ①战争背景​ 日本方面：16世纪末，日本权臣丰臣秀吉通过“关原之战”统一日本后，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明朝，实现其“假道入明”的野心。 朝鲜方面：当时朝鲜处于李氏王朝统治下，长期奉行“事大主义”（依附明朝），军事力量薄弱，无力抵御日本入侵。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日军大举进攻朝鲜，短短两个月便攻陷汉城（今首尔）、平壤等重要城市，朝鲜国王逃至义州并向明朝求援。 ②明朝的决策与战争过程​ 援朝原因：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朝贡体系下的保护义务），同时面临日本威胁东北边疆的潜在风险，决定“抗日援朝”，维护东亚宗藩秩序。 两次出兵： 第一次援朝（1592–1593年）：明朝派遣李如松等将领率军入朝，取得平壤大捷，收复汉城，迫使日军退守釜山。 第二次援朝（1597–1598年）：日军再次入侵，明朝联合朝鲜展开反攻，在露梁海战中（邓子龙、李舜臣等名将参战）重创日军，基本驱逐倭寇。 ③战争影响​ 对日本：丰臣秀吉的扩张计划失败，国内权力格局动荡，丰臣氏逐渐衰落，德川家康后来建立江户幕府，日本进入“闭关锁国”时期，长期停止大规模对外侵略。 对朝鲜：战争导致朝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但成功抵御了日本侵略，巩固了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战后逐步恢复国力。 对明朝： 积极方面：维护了东亚宗藩体系的稳定，挫败了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彰显了明朝作为区域大国的影响力。 消极方面：长期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如“万历三大征”叠加导致财政危机），加剧了明朝内部的统治危机，为后期辽东女真（后金）的崛起埋下隐患。 对东亚格局：战争暂时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日本退出东亚大陆争霸，明朝虽胜却元气受损，间接为明末农民起义和清朝入关创造了条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东亚政治军事格局。 葡萄牙人攫取在澳门的租住权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①。葡萄牙殖民者几次侵入我国广东、福建、浙江地区，都被我国军民赶走②。 ★历史影响与启示 殖民扩张的本质：葡萄牙的侵略行为是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表现，具有掠夺性、野蛮性特征。 中国的应对态度：明朝虽整体实行保守的“海禁”政策，但对直接武力侵犯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击，反映出古代中国“华夷之辨”下的主权意识（尽管与近代民族国家主权概念不同，但客观上维护了领土安全）。 历史联系：材料中葡萄牙的早期侵略，为后来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以“晾晒货物”为名骗取澳门居住权埋下伏笔。这一过程表明，欧洲殖民者对中国沿海的渗透是渐进式的，而中国的应对既有成功的抵抗，也有后续因国力变化导致的被动局面（可作为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影响的铺垫）。 ①时代背景：新航路开辟与欧洲殖民扩张 16世纪正值新航路开辟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各国为争夺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展开激烈竞争。葡萄牙作为最早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15世纪末迪亚士、达伽马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率先将侵略矛头指向东亚沿海。此时中国处于明朝中后期，虽实行“海禁”政策，但东南沿海的民间贸易依然活跃，成为欧洲殖民者觊觎的目标。 ②葡萄牙的侵略活动与中国军民的抵抗 侵略目的：葡萄牙殖民者试图通过武力侵占中国沿海据点，垄断对华贸易（如香料、丝绸、瓷器等高利润商品），甚至扩大殖民势力范围。 侵略过程：材料提到葡萄牙“几次侵入我国广东、福建、浙江地区”，结合所学可知，早在1513年（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欧华利就首次抵达广东屯门岛，后被明军驱逐；1521年（明嘉靖元年）爆发屯门海战，明军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下击败葡萄牙舰队；此后葡萄牙又多次试图在福建、浙江沿海登陆，均被军民击退。 抵抗意义：这些斗争体现了中国军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证明即使在封建王朝晚期，中国人民仍积极反抗外来侵略，维护领土完整（可联系后续明清时期的反侵略史实，如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等，形成“反侵略”的历史主线）。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借口遇到风浪，请求暂时借地晾晒货物①。他们许诺每年缴纳白银500两，买通了广东地方官员②，得以在澳门上岸，搭篷建屋，进行贸易。1573年，葡萄牙殖民者将500两白银改交明朝地方政府。后来，明政府在澳门设置守澳官，驻扎军队，加强对澳门的管理②。 ★历史启示：区分“殖民渗透”与“主权丧失” 明朝对澳门的主权从未丧失： 与近代鸦片战争后香港、澳门被迫割让或租借不同，明朝时期中国政府始终在澳门行使主权——包括行政管理、军事驻防和司法权等。葡萄牙人仅在明朝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与近代不平等条约下的殖民统治有本质区别。 警惕殖民扩张的隐蔽性： 葡萄牙人的行为警示后人：西方殖民者常以“贸易”“通商”为幌子，逐步渗透势力。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虽限制了民间海外贸易，但面对殖民者的新手段，需保持警惕并强化中央管理。 ★知识联系：与明清对外政策的对比 明朝的“朝贡贸易”与有限开放：明朝前期实行“海禁”，但中期后因海外贸易需求增加，允许在特定区域（如澳门）进行官方管控下的贸易，体现“有限开放”的特点，与清朝前期的“闭关锁国”（仅留广州一口通商）有所不同。 殖民者的后续扩张：到19世纪，葡萄牙趁清政府腐败衰落，逐步扩大在澳门的控制权，并于1887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永驻管理澳门”。但明朝至清中期的历史证明，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归属从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否认。 ①时代背景：新航路开辟与西方殖民扩张 时间与新航路影响：1553年处于明朝嘉靖年间，此时欧洲正处于新航路开辟后的殖民扩张阶段（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葡萄牙作为最早进行海外殖民的国家之一，试图向东拓展势力范围。 殖民者的本质目的：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货物”为借口，实质是通过欺骗手段谋取在中国的据点，以便开展贸易并逐步扩大殖民势力。这体现了早期殖民者“以通商之名行侵略之实”的典型策略。 ②明朝的应对与管理：有限妥协与主权维护 地方官员的腐败与短期妥协： 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员获得暂时许可，反映了明朝中后期地方吏治的腐败问题。但这种“借地”并非明朝中央政府的正式决策，仅是个别官员的不当行为。 中央政府的有效管控： 缴纳白银的性质：1573年起，葡萄牙人将“贿赂款”改为向明朝地方政府缴纳白银（每年500两），本质上是承认明朝主权的“租金”，而非割让领土的费用。 设置守澳官与驻军：明政府在澳门设立专门行政机构（守澳官）并驻扎军队，表明中国对澳门拥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葡萄牙人仅享有有限的居住权和贸易权，主权仍由中国政府掌握。 一、妈祖信仰与古代海上活动的关系​ 民间信仰的起源与发展​ 妈祖（天妃）信仰起源于宋代，最初是福建沿海渔民和航海者崇拜的地方神祇，因传说其能保佑航海安全而逐渐传播至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这一信仰的盛行，反映了古代中国海洋经济活动（如渔业、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航海安全的心理需求。 初中历史关联：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如泉州港），明清时期虽有“海禁”政策，但民间海上活动仍持续，妈祖信仰成为维系海上社群的精神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象征​ 妈祖信仰随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传播至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符号。澳门地处南海贸易要冲，妈祖阁的存在印证了其作为古代海上贸易节点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密切联系。 二、澳门妈祖阁与中西文化交融​ 历史背景：澳门的特殊地位​ 明清时期，澳门是葡萄牙人最早在中国沿海获得居住权的地区之一（16世纪中叶）。妈祖阁作为华人祭祀海神的场所，见证了中西方在澳门的共处与文化互动——葡萄牙人尊重当地信仰，未强行改变华人社区的文化传统，使得妈祖信仰得以保留至今。 初中历史关联：“一国两制”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既保留了中华文化（如妈祖信仰），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特色，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历史传承。 文化遗产的价值​ 妈祖阁不仅是宗教建筑，更是澳门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澳门从明清时期的港口聚落，到近代中西交流窗口，再到现代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历史变迁，印证了中华文化在澳门的延续性和生命力。 三、妈祖信仰的现实意义​ 民族认同与文化纽带​ 妈祖信仰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桥梁。尤其在当代，妈祖文化被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促进了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初中历史关联：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中华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如汉字、思想、习俗的传播）。 世界文化遗产的启示​ 2009年，“妈祖信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这启示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澳门妈祖阁），既是传承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 总结 澳门妈祖阁是古代中国海洋文明、民间信仰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其存在既彰显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也反映了澳门独特的多元文化传统。通过妈祖阁，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海上活动的繁荣、中外和平共处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自信与包容。 澳门妈祖阁 妈祖，又称天妃，被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部分人民看作护航海神。 知识拓展 明初的对外交往 明太祖时，积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友好关系，“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明成祖时，除了派郑和下西洋，还向各国派遣使臣50多次，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往来。其中，1414年，他派陈诚携带国书和丝绸、布匹等礼品出使中亚各国。一些国家也纷纷遣使来中国，还有几个国家的国王到中国访问。其中，浡泥国、苏禄国的国王来中国访问时因病去世，就安葬在中国。 江苏南京浡泥王墓 山东德州苏禄王墓 原创题 （1）明成祖派遣使臣出访、外国遣使来华、国王访华等现象，反映了明初对外交往的什么特点？ （2）结合所学知识，说说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派遣陈诚出使中亚，在对外交往方式上有何不同？ 答案： （1）反映了明初对外交往以和平友好为基础、双向互动（中国主动交往且欢迎外国来访）的特点。 （2）郑和下西洋以 大规模远洋航海为主要方式，航线覆盖亚非众多国家和地区；陈诚出使中亚以 陆上遣使出访为主要方式，重点前往中亚各国。 1．结合本课所学，完成表格。 人物 活动区域 主要事迹 主要作用 郑和 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或印度洋沿岸、红海沿岸） 明成祖时期，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访问超30个国家和地区 加强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展示明朝国力，是世界航海史壮举（早于欧洲远洋航行约半个世纪） 戚继光 中国东南沿海（浙、闽、粤等地） 组建“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浙东倭寇；后入闽、粤协同抗倭，消灭当地倭寇 基本肃清东南沿海倭患，保卫沿海人民生命财产与国家海防安全，是抗倭民族英雄 明朝对外关系主要人物表 2．查阅相关资料，说说澳门的历史沿革。 澳门的历史沿革可按阶段梳理： 明朝前期（归属与初步接触）： 澳门自古是中国领土。明朝时，澳门属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管辖。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贿赂明朝地方官员，获准在澳门暂时居住，但明朝政府对澳门仍握有主权（如征收赋税、管理司法等）。 明清时期（逐步渗透与主权坚守）： 葡萄牙人后来逐渐扩大在澳门的聚居范围、开展贸易，但明清政府始终未放弃对澳门的主权——澳门的行政、军事、司法等核心权力仍由中国官方掌控。 近代（被侵略侵占）： 1887年，葡萄牙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通过不平等条款强行“永驻管理澳门”，澳门自此被葡萄牙长期占据。 现代（回归祖国）：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依据《中葡联合声明》，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保持繁荣稳定，与内地协同发展。 ★相关最新考古发现 肯尼亚曼布鲁伊村明代瓷器与郑和船队的东非足迹​ 本课提到郑和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如木骨都束、天方），2010年肯尼亚曼布鲁伊村（今属拉穆群岛）的考古发现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物佐证： 考古队在该村附近海域打捞起明代青花瓷碎片（包括碗、盘、罐等），经碳14测定，年代为15世纪早期（与郑和下西洋时间吻合）；同时出土了中国铜钱（如永乐通宝）、陶制水壶（符合郑和船队“装淡水”的船型特征）；当地传说“曾有中国船队在此停靠，船员与村民通婚”，与碑文中“所到之处，访问当地首领、进行商品交易”的描述一致。 拓展价值​ 印证了本课“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史实，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已延伸至东非；补充了“中外文明互鉴”的细节：中国瓷器、货币传入东非，当地的手工制品（如椰壳纤维织物）可能也传入中国，体现了“和平交往”的双向性。 原创题 材料中提到郑和下西洋 “体现了‘和平交往’的双向性”，请结合材料与所学初中历史知识，分析这一 “双向性” 在东非地区的具体表现，并说明考古发现对研究中外交流的价值。 答案与解析： 实物佐证史实：明代青花瓷、铜钱、陶制水壶等实物，为“郑和到达东非”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细节空白（如船队“装淡水”的船型特征由陶制水壶体现）； 深化史论认知：“碳14测定年代与下西洋时间吻合”“传说与碑文相互印证” 等，让 “中外和平交往”“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东非” 等历史结论更具科学性与说服力，也帮助我们更全面理解古代中外交流的多元形式（如贸易、技术、人口互动等）。 1 / 36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