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炽焰破茧的惠英红+“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清华美院硕士放弃大厂转身文眉师？+张雪峰“文科不考公就是销售”+13个月申请改名11次+“玩手机=理想信念缺失？”

拓展视野 提高认知（十八） 阅读目录 炽焰破茧的惠英红 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法律为正义撑腰 清华美院硕士何以放弃大厂转身文眉师？ “文科不考公就是销售”，张雪峰点破了什么现实？ 13个月申请改名11次，行使个人权利莫失了“边界” 专家：赖清德所谓“团结” 实为“谋独”政治要挟 “玩手机=理想信念缺失？”如此校规真能育人吗 一、人物素材 （一）从乞讨到华表奖影后，65岁惠英红的人生比电影还神奇 当65岁的惠英红站在华表奖颁奖台上，哽咽着说出“这个奖我等了四十年”之际，镁光灯下，她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这位从香港湾仔红灯区走出的影后，用半个世纪的光影岁月，在命运的褶皱里镌刻出震撼人心的生命轨迹。 在霓虹灯与廉价香水交织的湾仔街头，3 岁的惠英红捧着口香糖追着美国大兵讨生活。她像株倔强的野草，在红灯区的石板缝里学会察言观色、掌握八种方言，甚至无师自通练就流利英语。13 岁那年，她踩着舞厅旋转的彩光成为领舞，细高跟鞋里浸满血泡，却要跳满十小时才能换取全家温饱。 当武打片黄金时代落幕，惠英红从云端跌入深渊。33 岁那年，她吞下 30 颗安眠药，却在抢救室被镜子里的苍白面孔惊醒。蛰伏十年后，43 岁的她放下影后身段，从《宫心计》的嬷嬷演起。在《心魔》片场，她连续 72 小时观察精神病患者，把自己逼到崩溃边缘的表演，终在 2009 年捧回金马奖杯。 《我爱你！》的拍摄现场，惠英红揣着笔记本走访 27 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七分钟无台词独白戏，她仅凭眼神流转就演尽人间沧桑。当颁奖词念出 "李慧如" 三个字时，这个在湾仔街头讨生活的野丫头，终于集齐金像、金马、华表三大奖杯，成为华语影坛当之无愧的 "演技图腾"。 从红灯区的石板路到华表奖的红毯，惠英红用 65 年光阴诠释着 "向死而生" 的真谛。如今她依旧每天清晨五点练功，戏服内袋永远装着止疼片。正如她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电影是我的命，只要还能动，我就要演到世界尽头。" 这株从水泥缝里长出的野玫瑰，正用带刺的坚韧，续写着永不谢幕的光影传奇。 （二）惠英红：把自己活成传奇，成为华表奖首位中国香港影后 华表奖获奖名单出炉，惠英红获影后，成为华表奖首位中国香港影后，这是她第五次封后。 却鲜有人知，背后真相很残忍。 1 华表奖颁奖典礼在青岛举行，惠英红凭借《我爱你！》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影后。 惠英红凭借电影《我爱你！》荣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香港女演员。经历抑郁症、破产、转型，惠英红从绝境中“破茧重生”。 当她手捧影后奖杯时，全场掌声如雷。惠英红哽咽着说：“这个奖，我等了四十年。”镜头扫过她的脸，皱纹里藏着岁月，眼眸中却燃着少年般的光。 下台后，在群访间里惠英红仍在落泪。她像捧着易碎瓷器般轻抚奖座："很怕这是场梦。我总想着等拍不动时能拿一次这个奖，没想到还能继续演就拿到了。" 当被问及未来规划，她忽然挺直脊背，眼中迸发出灼人光芒。表示只要能为中国电影出力，不管投资大小、导演资历，随时待命。 这是惠英红第五次封后。从香港金像奖到台湾金马奖，再到华表奖，每一次登顶都实至名归。却鲜有人知，这四十年承载着怎样血泪交织的往事。 2 奖杯背后，是十年乞讨换来的生存本能。 1960年代的香港街头。一个3岁女孩攥着口香糖，在码头的人潮中穿梭。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脸蛋脏得看不出肤色。却要像小兽般机警地观察每个路人。今天必须卖够钱，否则回家就是一顿毒打。 这是惠英红的童年。 她的家族曾是满洲正黄旗贵族，父亲带着七箱黄金逃到香港，却在赌桌上输得精光。台风掀翻木屋那天，全家挤进楼梯间，靠餐馆剩饭果腹。母亲把年幼的惠英红和妹妹推上街头：“你们不去讨饭，全家都得饿死！”十年乞讨生涯，她见过瘾君子当街抽搐，见过流浪汉暴毙巷口。 有天她提前卖完口香糖，带妹妹偷玩秋千，却被母亲吊在房梁上抽打。沾水的麻绳抽在后背，她哭喊着求饶。却从此明白，眼泪换不来同情，只能换来更狠的拳头。 这样的环境，催生出她骨子里的生存本能。 后来在片场，她能从四楼纵身跳下，摔断腿后骑在工作人员背上拍完上半身镜头。被对手演员打得鼻青脸肿，她咬着牙说：“再来！”导演们惊叹：“这女人不要命！” 可她心里清楚：“我早就在更残酷的战场活下来了，片场这点痛算什么？” 3 一包薯条换来的光，照亮了半生黑暗。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3岁那年。一个美国水兵连续七天买光她的口香糖。第七天，他掏空口袋把钱塞给她，用蹩脚的粤语说：“我爱你。”第二天，他登上前往越南的军舰，再未归来。 这包薯条的温暖，成了惠英红一生的执念。 她开始疯狂学习京剧、英语，幻想有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让那个男孩看见自己。当导演张彻在舞厅发现她时，她正踩着20厘米高跟鞋领舞，脚踝肿得像馒头，却笑得比谁都灿烂。 张彻说：“这姑娘眼里有团火。”火光背后，是更深重的苦难。 22岁拿下金像奖时，父亲已因赌债缠身病逝。母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她天天守在病床前，像照顾孩子般给母亲喂饭、擦身。她在《幸运是我》里演痴呆老人，每一滴浑浊的眼泪，都是对母亲的告白。更残酷的是，当她凭借《血观音》重返影坛巅峰时，哥哥惠天赐却因过度节食猝死家中。 亲人的相继离去，让惠英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4 吞药自杀未遂后，她把人生演成了妖怪级。 事业低谷期，惠英红把自己关在房间，靠打牌消磨时间。直到某天对着镜子，她突然不认识那张浮肿的脸：“这是谁？是那个在码头追着电车跑的乞儿？还是金像奖颁奖台上的影后？” 她吞下一整瓶安眠药，被妹妹送进医院抢救。醒来时，妹妹哭着扇她耳光：“你死了，妈怎么办？我怎么办？”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醒了浑浑噩噩的她。 复出后的惠英红，像换了个人。 《血观音》里她饰演心狠手辣的棠夫人，一个眼神让观众脊背发凉。导演说：“她不是在演戏，是在用灵魂撕扯角色。” 有场戏需要她边笑边流泪，她愣是盯着母亲的遗像拍了17条，最后哭到虚脱。“人生这场戏，我早就不需要替身了。”她说道。 从武打女星到文艺片女王，她用皱纹和伤疤证明，真正的演员，连灵魂都是可塑的。 如今站在华表奖领奖台，惠英红依然会想起那个教她说“我爱你”的少年。 她曾在美国办过寻人晚会，对着台下老兵喊：“有没有人记得香港码头卖口香糖的女孩？”回应她的只有沉默。有人劝她放下，她却说：“他是我人生的第一束光，就算等不到，也要活成光本身。” 63岁生日那天，她穿上婚纱对着镜头说：“有缘相见，来吧，一起吧。”镜头里的她笑得坦荡，仿佛这些年吃的苦、受的伤，都化作了眼角的风情。 5 苦难不是勋章，是让她站得更稳的根基。 真正的坚强，是哭着把碎玻璃咽下去，还能对着镜头笑。等不到爱情，就把自己活成传奇。 惠英红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她用半生血泪告诉我们，所谓实至名归，不过是把命运给的烂牌，打成了王炸。当她站在领奖台说出“电影是我的生命”时。 我们终于懂得，有些人的奖杯，是用命换来的。 素材卡片——炽焰破茧的惠英红 惠英红凭借电影《我爱你！》荣获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香港女演员。经历抑郁症、破产、转型，惠英红从绝境中“破茧重生”。 二、时评阅读 （一）被打还手”不再是“互殴”，法律为正义撑腰 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新法明确规定，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保护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行为，免除其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保障公民行使防卫权的合法性。（6月27日 央视新闻） “被打还手即互殴”的执法思路将彻底成为历史。时隔20年重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一次简单的法条更改，而是法治进步的生动体现，更是社会对正义的有力托举。 2020年11月22日，山东淄博一饭店的老板张女士被醉酒男子刘某殴打，情急之下用啤酒瓶反击。短短几十秒搏斗却陷入四年维权困境。警方最初定性“互殴”，直至检察机关抗诉才重新认定正当防卫。这种“伤者为大”“和稀泥式”执法，让受害者敢怒不敢言，施暴者肆意妄为，皆因一些基层执法者存在“调解优先”的定式思维，只看结果、不论是非。 新法对这个老问题来了一次精准纠正。它在治安管理领域明文规定，公民面对不法侵害行为时，有权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它不再是“谁受伤谁有理”，而是要求执法者结合侵害的紧迫性、手段强度等因素综合判断防卫合理性。这也把电影《第二十条》里“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精神，从刑事领域带到了与我们生活更贴近的治安管理层面。 新法为公民“撑腰赋权”的意义深远。今后再碰上街头滋事、暴力侵犯，老百姓不用再担心正当防卫会被认定为“互殴”，因而可以没有顾虑地保护自身权益；见义勇为的人也不必害怕承担代价而犹豫，“扶不扶”不再是两难选择。说到底，法律的本质是以“法”制止“不法”，规范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 不过，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法落地面临不少挑战。基层民警要尽快改变“调解优先”的定式思维，提高精准判断案件性质的能力。尤其像界定“合理限度”、给“瞬时侵害”取证这种难题，要抓紧建立科学合理、让人信服的标准，不能让防卫者再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同时，加大典型案例宣传，消除公众误解，让法律知识深入人心，让老百姓知道法律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他们这边的。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将高空抛物、无人机“黑飞”等新型公共安全威胁纳入处罚范围，兜牢民众的安全底线；同时，打破14-16周岁未成年人一年内二次违法或情节恶劣者“不拘留”的惯例，明确特定年龄段且违法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要依法拘留，强化矫治教育，实现惩戒与保护的平衡。这些改变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犯罪成本，降低好人出手的代价，以此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民众安全。 随着明年元旦新法的施行，我们期待法治力量进一步彰显——让每一位公民的尊严，都被法治稳稳托起。 （二）“文科不考公就是销售”，张雪峰点破了什么现实？ 近日，考研名师张雪峰“文科生不考公大多就是做销售”的言论引发热议。这一观点既有现实依据，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值得我们辩证看待。 不可否认，部分文科专业毕业生，尤其是非名校背景的学生，确实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一些挑战，更多会进入销售岗位。以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专业为例，其课程设置往往偏重理论，而企业更看重市场拓展、客户维护等实操能力，导致部分学生“学用脱节”。此外，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销售因其门槛较低、需求量大，成为许多文科生的“兜底选择”。张雪峰的观点，某种程度上只是点破了这一现实，而非刻意制造焦虑。 然而，将文科生出路简单归结为“考公或销售”，也过于绝对。实际上，文科生的就业选择远比这丰富：教育行业需要文科生传播知识、培养人文素养；传媒行业需要内容创作人才；法律、心理咨询等领域也提供了大量专业岗位。即便是市场营销专业，其就业方向也不仅限于销售，还包括市场调研、品牌策划等高附加值工作。 张雪峰在回应争议时强调：“销售并非不好的职业，我本质上就是销售。”这一说法值得肯定，因为他挑战了社会对销售行业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销售被部分人视为“求人办事”“低声下气”的工作，甚至被贴上“低端”标签。但事实上，销售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优秀的销售人才往往具备极强的沟通能力、市场敏锐度和抗压能力。 许多高薪职业，如金融行业的客户经理、科技公司的商务拓展、咨询公司的业务顾问，本质上都是“高级销售”。张雪峰本人作为教育行业的“销售者”，通过推广考研课程实现商业成功，恰恰证明了销售的价值。因此，与其争论“文科=销售”是否合理，不如思考如何让销售职业更受尊重，让文科生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 张雪峰的言论之所以引发争议，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表达方式过于直接，甚至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不可否认，他的核心逻辑是“就业导向”——即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专业和职业方向。对于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这种现实主义的建议可能比空洞的“理想主义”更有参考价值。 从更深层次看，这场讨论反映了社会对文科价值的认知偏差。文科教育培养的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和文化素养，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理工科人才推动技术进步，也需要文科人才守护精神家园。 因此，我们既要理解张雪峰观点的现实意义，也要看到其局限性。解决文科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推动文科教育改革，让文科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打破职业偏见，让销售等职业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最终，职业无贵贱，能力定高低。 （三）13个月申请改名11次，行使个人权利莫失了“边界” “朱雀玄武敕令”13个月申请11次改名遭拒，警方认定其扰乱公共秩序，该事件一经报道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与讨论，同时也抛出了一道复杂的社会治理命题：公民姓名变更自由的边界在哪，又如何与公共秩序达成平衡？ 首先，姓名权是人身权重要组成。《民法典》赋予公民依法变更姓名的自由，这是对个体自我表达、身份重塑需求的尊重。“朱雀玄武敕令”因担忧高考录取通知书签收问题想改回曾用名，其诉求出发点有一定合理性——姓名关联学籍、档案等关键信息。然而变动可能引发事务衔接难题，个体对身份连贯性的在意，本质是对自身权益确定性的追求。 但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当个体权利行使触及公共秩序，平衡的砝码便需重新校准。13个月11次改名的高频操作已超出正常更名需求范畴。行政资源是有限的公共财富，户籍管理部门的审核、档案系统的调整，每一次更名背后，都消耗着人力、时间成本。若人人都因非必要理由频繁更名，户籍管理秩序将陷入混乱，公共服务效率也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看，警方认定其“扰乱公共秩序”是对行政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管理有序运行的维护。 更深层看待这一事件折射出权利与秩序的永恒博弈。现代社会中个体权利的伸张与公共秩序的构建需协同共进。姓名变更自由，应建立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妨碍社会管理效率的基础上。制度设计层面既要保障公民合理更名需求——比如因宗教信仰、谐音歧义等正当理由的变更，给予充分通道；也要对滥用权利的行为设限，通过明确审批标准、强化法律宣传，让公民知晓权利边界。 对于“朱雀玄武敕令”本人频繁更名或许源于对姓名意义的个性化执着，但也需理解：社会是一个庞大协作系统，个体行为若过度突破秩序框架，最终也会反作用于自身权益保障。而对社会治理者而言，在处理此类纠纷时，需秉持法治原则，既坚守公共秩序底线，又要柔性沟通、释法明理，让个体理解秩序并非压抑权利，而是为了更公平、高效地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姓名变更自由与公共秩序的平衡不是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一场动态的、需要持续调适的社会治理实践。唯有在尊重个体权利的温度与维护公共秩序的力度间找到精准支点，才能让“我的姓名我做主”的个体诉求，与“社会运行有章可循”的公共期待，共生于法治轨道之上，推动社会在多元张力中稳健前行。 （四）清华美院硕士何以放弃大厂转身文眉师？ 清华美院硕士毕业的五华柚（化名）是一名文眉师，她从清华美院服装设计硕士毕业后曾考到深圳教师编，之后又在互联网大厂工作过，因不习惯被分配任务，干起了文眉工作。然而，当五华柚选择文眉创业时，母亲难以接受。即使现在她靠文眉也能月入三四万，母亲的态度仍未完全转变。（6月28日 《广州日报》） 在传统认知中，清华硕士往往与高起点、高社会地位的职业紧密相连，如继续深造、留校任教或进入知名企业。五华柚的过往经历让人重新审视“成功模板”。在大厂工作的日子里，她往往被动地执行各项任务，像一枚由人肆意“安排”的螺丝钉，每一点成就感都被组织分割成了碎片。虽说文眉行业被贴上“低端”“美容”相关标签，却让她从设计眉型开始，到落笔上色结束的每一步都自己掌控。既能发挥专业审美，还能直接感受到劳动成果带来的经济回报。 回顾她的职业成长轨迹，事实上并非是一时冲动。从2016年算起，五华柚两次去做文眉服务，差不多花了六千元，这让她惊喜地意识到行业的利润十分可观。读研时期虽对自己身上这份“学术光环”倍感骄傲，却也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对“金钱回报”与“兴趣驱动”怎样平衡的疑问。读完硕士阶段后，她最初在深圳体制内试岗，接着到大厂里历练，每一次抉择好像都踩在了“社会期待”的主流上，却始终无法满足她对工作自主性的追求。最终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舍去了原先的道路，转而投身文眉师这个行当。 选择的背后，呈现出当代年轻人价值观的进步，不再盲目去追“光环职业”，而是更看重工作舒心、回报与付出成正比。五华柚说道：“我不觉得做文眉是低端活儿，也不认为做博物馆策展就是高端的工作。”在广州这座务实的城市，跑车与人字拖包容共存，让她更坚毅地去寻觅能让自己发挥特长、实现经济独立与成就感的岗位。 这场“清华硕士转行记”也反映出家庭与社会观念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她母亲曾因“面子”这一缘由坚决反对，害怕女儿从名校的光辉里跌落；而父亲“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的务实态度全程支持。两种声音在五华柚的心里交织在一起，最终给了她“听从内心”的勇气，既表达了对家人的尊重，也做到了对自我价值的坚守。 对正在面临高考志愿填写、专业选择和规划未来职业轨迹的年轻人而言，从五华柚的故事中可得到三点启示：一是要坦然自若地做选择，光环固然夺目，但幸福感来自做原本的自己；二是需同时考量兴趣与市场，兴趣可让你满怀热爱，市场需求保证你不会被生活抛弃；三是培养持续学习以及转型的能力，不管是啥行业，都需要专业能力和精细打磨，才能打造长期的竞争实力。 站在更高的角度，五华柚以实际行动重新赋予“职业尊严”新的定义，它并非凭借社会标签赋予，而是由个人能力加上创造价值的过程铸就。处于碎片化与多元化共存的这个时代，社会更需去欣赏那些有胆量打破固有思维框架、敢于追求自我成就的另类逆行者。就如五华柚所说：“有些所谓的光环，不一定是你真正所追求的。”在人生的大舞台，唯有按自己的节奏起舞，才能跳出最动人的精彩。 （五）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专家剖解赖清德所谓“团结国家十讲”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所谓“团结国家十讲”，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受访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刻意篡改台湾的历史，否认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事实，否定台湾先住民系从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罔顾中国历代政府管辖台湾的事实，是对历史的歪曲和践踏。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认，是非不能颠倒。有关台湾的全部历史、事实和法律证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文化台独”，用心险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汪小平说，赖清德此番“历史奇谈”，完全是胡言乱语，从所谓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生态系”说起，从古生物化石讲到人类头盖骨化石，企图以此建构台湾的所谓“独立性”，否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事实。研究证实，远古时代，台湾岛与大陆相连，后由于海平面上升、地质变化，相连的陆地部分被淹没，才形成台湾海峡，出现台湾岛。 　　从上世纪开始，“台独”势力操弄南岛语族概念，搞“南向认亲”，企图强行割断两岸历史联系。“赖清德再次老调重弹，强行割裂南岛语族与大陆的联结，谎话连篇。例如，他提到的大坌坑文化相关遗址，起源地正是在大陆东南沿海，是大陆史前移民渡海至台的文化遗存。”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介绍，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出土的陶器纹饰、磨制石锛与贝器等，与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关联度很高；遗址群中的墓葬人骨DNA分析显示，其母系遗传与台湾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南岛语族人群高度相关。 　　“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是世界南岛语族的原乡，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先民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并由此扩散至南太平洋各岛屿。台湾在信史时代以前就有文化、有动物、有人，但这些文化、动物和人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雪春表示，台湾岛本就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台湾的史前文化就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组成部分，赖清德用似是而非的案例来拼凑建构其“文化台独”，用心险恶，其“台独”思想也暴露无遗。 篡改历史，蓄意挑战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海峡两岸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赖清德在讲话中刻意篡改台湾的历史，声称在荷兰人侵略台湾之前，台湾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其言论数典忘祖，用心险恶。”汪小平说。 　　汪小平表示，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公元230年，三国时期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隋朝政府曾三次派兵到时称“流求”的台湾。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1885年改设台湾为行省，是当时中国第二十个行省。在清朝200多年治理期间，台湾人口从20万增至250万，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东南重要粮仓。赖清德刻意贬低清朝治理成果，轻描淡写地说建省“时间只有8年”，“关系本来就不深”。 　　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包承柯说，赖清德的讲话充满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台湾地方志”的无知和编造，扩大外部势力在台湾地区的存在感，否认和蓄意挑战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事实，妄想用谎言和断章取义为“台独”分裂制造根据。可悲的是，他找不到历史史实的佐证。与其说他不学无术，不如说他是为了“台独”分裂主张编造所谓“历史”。 掩盖事实，蛊惑民众 　　“赖清德在讲话中无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勠力同心、共御外侮、付出巨大牺牲打败外族侵略、让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事实，把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爱土的感情与所谓‘台独’挂钩，企图蛊惑台湾民众。”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说。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赖清德称清朝官员唐景崧‘曾经设置台湾民主国’，还特意用‘回中国了’形容唐景崧内渡大陆，这个说法居心叵测。”刘相平介绍，在日军压境的紧迫情况下，1895年5月25日，清朝官员唐景崧等和地方绅民创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拒绝接受《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澎的条款，改号“永清”，表示永远忠于清朝之意；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与清朝的青龙旗相对应：龙在天，虎在地，表示虎卑低于龙；虎头内向，尾高首低表示心向大陆，臣服于清廷。“台湾民主国”的电讯、文告、“盟约书”都清清楚楚声明：“变出非常，改省为国，名为自主，仍隶清廷”“永戴圣清”“恭奉正朔，遥作屏藩”“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学界早有定论：“台湾民主国”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仓促间组成的“抗日团体”。 汪小平表示，赖清德故意掩盖台湾同胞在抗战中的家国情怀，将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爱土的反抗行动包装为“抗日建国”叙事，他在讲话中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台湾在日据时期，所有的抗日活动都指向台湾光复。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在讲话中妄称“台湾不属于中国”、鼓吹“互不隶属”，完全违背国际法，是对国际法权威的公然挑战。 （六）专家：赖清德所谓“团结” 实为“谋独”政治要挟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发表所谓“团结十讲”的第二讲，多位台湾问题专家指出，赖清德嘴上高喊“团结”“民主”的口号，实为政治清洗异己的动员，将岛内不同政见者污名化，并企图胁迫台湾民意与“台独”分裂强行绑定，两岸民众应提高警惕，坚决反制。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指出，赖清德第二讲中的观点，不过是“台独”歪理邪说的老调重弹，编织虚假叙事，将台湾地区的族群多元性生硬扭曲为所谓“台湾主体性”。 　　“这些说法有非常强烈的‘台独’意识形态色彩，妄图欺瞒台湾民众，切割两岸历史血脉连结。”朱松岭说，赖清德挖空心思，企图借由歪曲和践踏历史来制造仇恨，加剧岛内社会撕裂，营造“反中抗中”社会氛围，以攫取“台独”政治私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副主任陈桂清指出，赖清德延续上台以来的恶劣言行，刻意曲解历史、偷换政治概念，妄称“两岸互不隶属”，鼓吹“台湾主权独立”，诬称“五大统战威胁”，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大肆煽动挑衅，升高两岸紧张。 　　拒不解除赴大陆旅游的“禁团令”，阻挠两岸客运直航航点航班全面恢复；持续对大陆人员赴台参访交流设卡设限，禁止岛内与一些大陆高校交流合作；清查台湾民众领用大陆证件、明确岛内艺人言行查处范围……受访专家指出，赖清德在讲话当中，对于其上台以来限缩两岸交流的种种恶政避而不谈，反而倒打一耙，肆意抹黑两岸交流合作，把民众对和平稳定的期盼、大陆对同胞的善意诚意污蔑为“统战渗透威胁”，极力操弄“抗中保台”，煽动升高两岸对立。 　　陈桂清分析，赖清德此番演讲有双重目的，一是继续向台湾社会兜售“台独”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强化所谓“台独”认同；二是服务绿营主导的“大罢免”政治斗争，鼓动更多绿营支持者出来投票，帮助民进党拿回在立法机构的控制权，以巩固“台独”势力在岛内“执政”地位，谋求长期“执政”。 　　在此次演讲中，赖清德公然将岛内不支持他的多数民众称作“杂质”，扬言“淬炼”“打掉”，引发岛内公愤。朱松岭认为，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赖清德此次讲话中暗含一个非常危险信号——“只要你不够绿，不够‘独’，就会被扣上‘中共同路人’的帽子”，这既是对绿营的政治动员，也是在对台湾民众发出政治要挟。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陈桂清指出，赖清德此番演讲看似是呼唤“团结”，言必称“主流民意”“最大公约数”，实则是谋“独”挑衅的“战斗动员”，不仅加剧台湾社会撕裂，更意图将岛内民意强行绑上“台独”的战车。 受访专家表示，“台独”是绝路，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期盼台湾同胞擦亮眼睛，识破赖清德当局虚伪面目和拙劣伎俩，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携手共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七）“玩手机=理想信念缺失？”如此校规真能育人吗 近日，据《现代快报》报道，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一份高中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在网上引发热议。根据这份处分决定书显示，该校一同学在上体育课时玩手机，学校认为该同学无视校纪校规，纪律观念淡薄，理想信念缺失，对自己的生涯前途，班级、年级的集体荣誉极不负责。其行为严重违反《四川省旺苍东城中学违纪学生处罚条例》的相关规定。为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该同学留校察看半年处分。 一名高中生因在体育课上玩手机，被处以“留校察看半年”的重罚，并被扣上“理想信念缺失”的帽子。校规执行固然有其刚性，但当惩戒的尺子如此严苛地丈量一次课堂违纪行为，我们不禁要问：这份处分背后，究竟是育人理念的坚定守护，还是教育惩戒权在焦虑中的变形走样？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强调：“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适当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对比这份处分决定书，最刺眼之处在于其惩戒措施的“过”与归因逻辑的“空”。“留校察看半年”作为一种仅次于开除学籍的严重纪律处分，通常适用于性质恶劣或屡教不改的行为。而一堂体育课上使用手机，其性质与后果是否真的严重至此？ 更令人忧心的是，“理想信念缺失”这一宏大标签，被轻率地贴在一名普通学生身上。这种“上纲上线”的归因方式，既缺乏对学生具体行为动机与情境的细致考量，也粗暴地矮化了“理想信念”的深刻内涵。它折射出部分教育管理者思维上的简单化——即将复杂的青少年行为问题，武断地拔高到思想品德层面，似乎重罚就能一劳永逸。 这份处分决定书所暴露的，实则是当下教育惩戒实践中三个亟待正视的问题。其一，惩戒目的的异化。教育惩戒的根本目的应是“治病救人”，促其自省与改正。但过重、失当的处罚，极易异化为单纯的管理震慑手段，甚至成为校方推卸管理责任的“挡箭牌”。其二，教育目标的错位。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但当“理想信念缺失”出现在学生的处分决定中，当一次行为偏差就被定性为“缺失”，这本身便偏离了教育引导的初衷，折射出育人目标的虚浮化。其三，责任主体的窄化。学生行为问题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家庭引导、社会影响、学校管理及学生个体认知等。将过错全然归咎于学生个体并施以重罚，是学校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的窄化与转移。 要匡正惩戒之尺，使其回归育人本位，关键在于构建科学、规范、有温度的惩戒体系。首先，惩戒必须恪守“适当性”原则。在具体实践中，应建立清晰、分级的惩戒细则，根据行为的性质、情节、影响及学生个体情况，匹配相应的、递进的惩戒措施。体育课玩手机与破坏课堂秩序、考试作弊等行为，在惩戒力度上理应有显著区别。其次，惩戒必须伴随充分的“教育性”引导。处罚本身不是终点，学校有责任在惩戒前后，与学生进行深度沟通，帮助其理解规则、认识错误、明确改进方向。最后，必须畅通权利救济与监督渠道。当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时，应有便捷、有效的申诉途径，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同时，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学校处分决定的监督与指导，防止惩戒权的滥用。 （八）高中生体育课玩手机被留校察看，过度惩戒为哪般 近日，四川旺苍东城中学一份处分决定书引发舆论关注：一名高中生在体育课上玩手机，被学校给予“留校察看半年”的处分，并将处分材料记入学籍档案，半年后表现良好可以申请撤销处分。 　　留校察看可以说是仅次于开除的严重处分，还要记入学籍档案，对孩子的未来求学都会有影响。体育课玩手机当然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已经上升到如此恶劣的程度？在处罚决定书上，学校将之定义为“纪律观念淡薄，理想信念缺失”的性质，这是不是有上纲上线之嫌？ 　　对于媒体采访，学校的态度拖延且回避。当地教育部门则解释说，学校处分是根据《中小学教育管理条例》以及学校自己的违纪学生处罚条例作出的，很明显也有一种敷衍的味道。 　　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学生上课不遵守纪律是很常见的。比如上课看课外书或和同学说话，或课堂上睡觉、走神，玩手机和这些情形相比没有本质区别，属于在可控范围内的轻度违纪。多数学校的处理方式是批评教育，暂时没收手机，严重一点的事后通知家长，怎么也不至于到“理想信念缺失”的地步，“留校察看+记入档案”也明显违背了惩戒的比例原则。尤其是当一项处分决定会影响到学生的学籍档案、升学机会时，下决定就必须慎重。 　　有网友猜测，会不会是学生屡教不改，或者还做出了别的不良举止对抗老师管理，毕竟十几岁的高中生正处于叛逆期，脾气倔起来也颇让人头疼。但这只是猜测，处罚决定书上只有“体育课玩手机”这一句简单描述，处罚也只是针对“体育课玩手机”做出的，并且决定书上的行文有“警示”其他学生的意味。这不免让人担心，学校是不是想以“杀一儆百”的方式应对手机管理难题？究竟事实如何，处分是否过度，程序是否合规，还需要教育部门给出更细致的解释。 　　不可否认，在当今校园管理中，学生沉迷手机、课堂注意力分散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高中阶段，手机成为学生课余时间的主要“依赖品”，成为令学校十分头痛的管理难点。湖南某学校曾让学生轮流上台，拿起自己的手机用力砸向地板；河南某学校曾让学生排着队把手机扔进水桶销毁；河南周口一位老师因为没收了学生的手机而被学生刺入颈动脉不幸身亡……这些极端案例都指向了同一个“疑难杂症”：如何让孩子放下手机？当他们想不出更有效的应对措施时，惩罚也就成了最后的手段。 　　事实上，手机是支付工具、社交工具、娱乐工具、生活学习工具的总和。同时，大量App都是以“让人停不下来”为目标设计算法，青少年并不成熟的大脑更难以抵抗其诱惑。曾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只要智能手机在场，哪怕它在视线之外，也会严重分散大脑的注意力，这一现象被称为“脑力流失”。从这个角度说，让孩子放下手机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品德或是校园纪律问题，更是对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的系统性考验。 　　当孩子们管不住自己时，教育工作者应该进一步思考的是，是否有意识地训练孩子的专注力，以对抗这个正在被“碎片化”的信息世界？能做些什么丰富校园生活，让孩子们享受线下的学习、社交与娱乐，以减少对虚拟空间的依赖？还可以专门以此为课题，加强师生之间的对话和讨论，建立合理的手机使用规则，引导学生思考使用边界，提升学生的自控能力。越是简单粗暴地惩罚、禁止，往往越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引发更深的对抗。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但千万不要忘了，惩戒的目的不是把某个不听话的学生变成反面教材，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长，是教育始终不能忘的初心。 2 / 14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