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第一单元
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1、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情况以及早期国家特征;
2、理解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必然性,了解孔子老子学说与百家争鸣局面及其意义;
3、认识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以及秦朝崩溃和两汉衰亡的原因。
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到统一多民族国家
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经济类型、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各个方面,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由于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农业民族在文化上高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形成了一种文化优越感;也由于游牧民族一般而言在经济上需要依赖于农业民族并有时通过掠夺来达到目的,彼此斗争,造成华夏族的敌忾心理。此种对立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双方统治阶级的利用而更趋尖锐,最终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文明起源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一)中华文明特点:多元一体
(二)从文明起源到统一多民族国家
1、原始文化: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2、早期国家:夏商周——氏族社会、公共权力
3、春秋战国:社会转型时期
4、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秦汉时期,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第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1、通过了解石器时代中国境内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认识它们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
2、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特征。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
目前已发现的距今700万-20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全部来自非洲,“人类起源于非洲”是学界的主流观点。非洲的南方古猿和能人演化成直立人后,在距今200万年前后,走出非洲,向世界扩散。中国是早期人类扩散和演化的重要区域,湖北建始人(距今200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和陕西蓝田人(距今160万年)是中国早期直立人的典型代表。
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文明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结构上出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区域性“古国”政体或“早期国家”,形成各地区“相互作用圈”这一“最初的中国形态。
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相继进入早期文明阶段,“古国”——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如“满天星斗”熠熠生辉。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5300年前后,中国一些地区已经拥有更多“文明”社会的要素,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定论,拥有了充分的考古学实证。
内聚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是中华文明传承的客观条件。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式与内涵。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儒家学说为骨干的意识形态,为文明成长繁荣创造了条件。独特的史学传统造就了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文明传承意识。同域外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丰富发展的不竭动力。历经长期发展,中华文明培育出以道为统,以儒为基,以天人合一为根本理念,以民本为政治思想基底,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核心,以通变革新为鲜明品格,以天下大同为崇高理想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符合自己特点的道路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点
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一、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原始社会)
(一)旧石器时代
1、概念:以打制石器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
2、文化遗存:
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北京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
3、社会生活: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着群居生活。元谋人、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
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国早期人类遗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布广泛
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中国各地古人类狩猎采集身影多有出现,连接成一条完整的演化链条。中国境内发现的吉人类主要有:北京人(距今78万-23万年)、陕西陈家窝人(距今65万年)、安徽华龙洞人(距今30万-27万年)、陕西大荔人(距今30万-26万年)……山西丁村人(距今11万-7万年)、湖北黄龙洞人(距今10万-8万年)、广西智人洞人(距今10万年)、广西柳江人(距今6.7万年)和四川资阳人(距今3.5万年)等。中国先民留存着数量巨大的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展示出颇具特色的制作传统。可以归结为:就地取材,机动灵活;制作简朴,加工随机;器类有限,变异性大;南北分异,多样性强。距今15000年前后,随着气候变暖,细石叶技术产品以及磨盘、磨棒、磨光石等“新石器”出现爆发式流行,使食物选择多样化,促成社会群体规模的增长。为适应新气候和人口增长,部分狩猎采集群体建立大本营,降低流动性,出现社会分工,组织任务小组,有针对性地外出获取资源。在这一变革中,农作物得到更多关注和利用,人群游动性减弱为农业革命和新石器时代到来奠定了基础。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
一、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原始社会)
(二)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
1、概念:以磨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
2、生活方式:大量使用陶器,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禽,生活逐渐稳定
3、分布特征:数量多,分布广泛,奠定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新石器时代
距今7000--5000年前(中期) 距5000年(晚期)
主要遗址 仰韶文化 大汶口文化 河姆渡文化 龙山文化 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
彩绘陶器;粟—姜寨聚落 较强地方特色—山东泰安 水稻;养蚕缫丝技术 黑陶;玉器;祭坛神庙;万邦时代 玉器;祭坛神庙 玉器;祭坛神庙
分布地域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长江下游 黄河流域 辽河上游 长江下游
特 点 打磨结合制作石器;大量使用陶器;原始农业;饲养家畜;村落——走向稳定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第一次革命,人类开始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农业的出现促进了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农业的出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的产生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选择性必修二P3、6)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多元性是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一体性是指各民族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中融为一体,形成共同的文化观念。
一、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原始社会)
(三)中国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阶段
1、母系氏族社会: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
2、父系氏族社会: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开始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即将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姜寨聚落遗址反映了由五个大家族组成的一个氏族公社。它有氏族公共墓地,但各个墓葬的随葬
品不多,差别也不大,反映了尚未产生贫富分化的母系氏族公社状况。姜寨聚落是仰韶文化聚落形态的典型代表。
社会等级分化和权力神圣化;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中国即将迈进阶级社会(文明)的门槛
二、从部落到国家
(一)部落联盟时代
1、三皇时代:神话色彩浓重
2、五帝时代:黄帝为五帝之首,黄河上游的炎黄部落联盟被后世尊为华夏始祖
3、部落联盟首领的传承:禅让制
信史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三皇:伏羲氏最早出现在《庄子•人间世》,战过后伏羲靠着《周易•系辞》而成圣人。燧人氏的功业以《韩非子•五蠹》篇最详细。神农氏依《庄子》、《淮南子》而大显。女娲在战国时期仅见于《楚辞•天问》、《山海经• 大荒西经》、《礼记• 名堂位》,可是到《淮南子》里面却极为烜赫。女娲创造人类首见于东汉《风俗通义》,而盘古开天地则是三国时吴国人徐整在《三五历记》中所创。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五帝的周系统以姬姓为主,包含了华夏和东夷两大系统,乃是西周一统的总结。秦系五帝祝融集团楚为大,楚在最南。太皞—少皞系代表东西两极,颛顼—祝融系代表南北两极,黄帝代表中央。整个“天下”,一览无余。秦帝系比周帝系更具大一统色彩。——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
颛顼
帝喾
尧
舜
禹
皋陶
(益)
启
黄帝
二、从部落到国家
(二)国家的产生
1、雏形出现——“万邦”时代:五帝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代(尧舜时期),有些邦国阶级阶层分化明显,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陶寺发现各墓随葬品差异巨大,占89%的小墓几乎没有随葬品,而8座大墓中发现随葬品200多件。
2001年,山西襄汾陶寺发掘出了南墙、东墙,是目前黄河流域所见仅次于陕西神木石卯遗址大型史前城址。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城内外发现了大型“王墓”,礼乐重器,及高等级夯土建筑,显示了复杂社会组织的存在,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
襄汾陶寺遗址
(4300—3900)
二、从部落到国家
(二)国家产生
2、国家的产生
(1)夏朝建立:约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启即位后,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2)夏朝的统治:夏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中央设有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的机构与职官。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夏族生活地区外,对其他地方实行间接控制。
(3)文化遗产: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3800—3550),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
燹公盨:2002发现,西周中期,约公元前800年左右。铭文98字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之语,与 《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相吻合,把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中国古代已具备国家公共权力,但没有形成严密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祭司等神权系统,社会组织仍滞留在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国家形式称为为“早期国家”,以区别于地区组织和公共权力两者都具备的“成熟国家”。
经过6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布局严整的宫殿区与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礼器铸造作坊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二里头都邑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 ——许宏《最早的中国》
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形成
《史记·夏本纪》认为益让位给启;《战国策·燕策一》认为启夺去了益的王位。两种说法都反映了禅让制在禹的时代仍有很大影响,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将位置传给启。说明了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奴隶制萌芽,夏商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与古希腊、罗马等的古典奴隶制不同,夏商奴隶制主要体现为世袭君主制下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
夏商时期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族群突破原有血缘组织,形成跨血缘的大地域政治组织,社会由原来的方国联盟进入国家形态,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得以确立,中央王朝政治模式建立并逐渐推广开来。
在中央王朝形成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由不同地方政治势力组成的方国联盟。实现政治一体化,联盟各成员通过协商方式产生共同的最高首领,并开始建立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一时期即是文献中以禅让制著称的尧舜禹时代。
到禹的时代,为建设大型公共工程和应对经常性军事冲突,首领权威不断加强,王族地位不断提升,最终禹之子启继承首领之位,从此开始王位世袭,中国进入王朝国家模式,最高首领成为天下共主。中央与地方之间转变为主从关系,夏王朝历史的重要特征是不断向外推广这种主从关系。
三、早期国家的发展——商和西周
(一)商和西周的政治
1、商朝
(1)建立: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在其首领汤领导下灭掉夏朝建立商朝
(2)实证: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商朝的部分历史记载
(3)国家管理制度:内外服制
①中央:商王是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官职。
②地方:内服: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
外服: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落。
(4)势力范围: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
商朝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组织中的血缘关系尚未完全被打破,商朝没有能力对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实行直接控制。内外服制是当时能够达到有效统治的最佳方式。
商朝为什么推行内外服制?
从夏到商早期国家的演化
夏朝是在原政治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禹、启原是众多联盟首领中的一员,经过特殊的神圣化,才将权力与出身固定在一起,成为至高无上的世袭君主,完成从禅让制到家天下的转变。夏朝建立,是中原、东夷等广大地域内的人群融合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原地区人群率先组织紧密化的结果。夏朝建立过程中,中央权力主要通治水等大型公共工程逐步集中和加强起来,中央王朝协调能力很强但强制力十分有限,因此,夏王朝的政治构架呈现出以中央为中心,从内向外的波次变化,形成国家治理上最早的内外服制。内外服制基本保留诸侯和方国原有的氏族组织、权力结构和信仰风俗,使得血缘属性和各地信仰较完整地保留在王朝政治体系当中。
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中央王朝,商人从“地方百里”的地方势力发展起来,自身没有足够力量直接控制所有被征服地区,所以商人采取把新征服地区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管理的统治方式。在分封制影响下,商代内外服制与夏朝存在显著差异,夏朝内外服制是基于空间、时间因素,长期演化的结果,而商朝是通过战争和分封快速建立内外服,地域和职官成为确定内外服的标准。在地域条件下、王畿内称内服,王畿以外称外服,分封制下的内外服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治原则超过血缘原则成为主要组织原则,由夏朝的等级化同盟关系转化为王与诸侯的君臣关系,整个国家的结构和组织原则发生根本性变化。
商朝问题的结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血缘组织强大,另一个是分封制度尚不完善。商王朝的社会基础依然保持原有状态,分散的宗族和拥有相对独立行政权的地方势力,导致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方式之间产生矛盾。商王朝没有能力改变社会基层组织情况,也不愿放弃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使得社会运行方式与权力集中趋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小邦周与大邑商:明德保民与商周之变的实质
西周的天命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西周人施政的指导思想,把人提升为天命观中最核心的因素,奠定了中国思想史中人本化思想的基础。
西周的制度建设:西周以分封制为核心,形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礼乐制、国野制度,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方式。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封邦建国”,是中文“封建”一词的古典意义来源,以血缘为纽带的西周封建制,不同于商朝的氏族分封制,也不同于基于契约关系的欧洲领主封建制,可以称为宗法封建制。西周通过分封把王室于弟整体转化诸候,王子弟成为诸候的主体。王室原有的血缘关系同时成为政治关系,亲疏差异成为等级差别、血缘和政治融合在一起。为适合血缘与政治融合的情况,周人建立了完善的宗法制。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用嫡庶和长幼关系确定亲疏关系,由亲疏关系决定享有政治权力的大小。周王既是国家最高首领,又是姬姓诸侯最高家长,国与家相融合,君统与宗统相表里。以宗法封建制为基础,周人又建立起姻亲制度、姓氏制度,为国家提供了兼容血缘和政治的规则体系。在这一体系下,血缘原则和政治原则同时发挥作用,血缘温情和政治威严并重,由此形成独特的礼制,称为“周礼”。周人血缘与政治融合的制度,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族作为国家基层组织的形势,为社会运行提供了适合的规则。宗族与国家、血缘原则与政治原则相融合,是周王朝在制度上超越商王朝的重要成就。
——许倬云《西周史》、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三、早期国家的发展——商和西周
(二)西周
1、建立: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商,定都于镐京。
2、国家管理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
(1)贵族等级分封制:①天子:天子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控制着镐京和洛邑附近的王畿地区。
②诸侯: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与周天子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贵族、异姓功臣或旧贵族,在各地建立诸侯国。
(2)权力继承原则:以宗法制为基础,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3)特征:分封制与宗法制相配合,政治权力分配与血缘关系相结合。
(4)评价: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政治统治;宗法制与分封制相互补充,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在权力和财产分配方面的冲突与矛盾;诸侯拥有较强的独立性。
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宅兹中国: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三、早期国家的发展——商和西周
(三)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
1、地位:商和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时期
2、成就
①工具: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青铜农具极少。
②土地制度:历史文献中所说的井田制是土地经营的基本方式。
③手工业:青铜铸造繁荣,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四)早期国家(夏商周)政治制度的特点
1、神权与王权相结合
2、以部族联合或分封制为基础,管理比较松散,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3、以血缘为纽带关系
这两则材料反映了西周统治者从重神观念向重人观念的转变,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这一转变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孔子、孟子的“仁”与“仁政”思想,以及历代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呼声,在治国理政上发挥出积极作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比较好的时期,也是民本思想受到重视的时期。
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
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呈现出多源性。但中华文明起源又表现出统一性,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主干,并对周边产生了深刻影响。夏商西周早期王朝国家都是在这一区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不间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融汇各地域文化的涓涓细流,内涵不断丰富,影响逐渐扩大,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气象。
选择一个地域,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以具体史实阐述该地域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要求:选择的地域与史实须相互吻合,表述清晰,观点正确。)
地域:黄河流域。
观点: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
论述:黄河流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中国先民很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旧石器时代有丁村人、蓝田人等,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代代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动,刻画出中华文明的成长轨迹。
新石器时代,先民使用磨制石器工具,开创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工具,生活逐渐稳定,由此进入农耕文明。农耕的发展促进了制陶等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精美的陶器代表:彩陶和黑陶。生产的发展还催生了文字的出现,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就表达了先民的需求和意愿。
由于农耕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化随之出现。新石器晚期大汶口文化、山西陶寺遗址中有宫殿建筑、天文建筑、礼器,阶级阶层分化明显,中国即将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传说中的黄帝就是黄河中上游一带的部落首领,他联合另一部落首领炎帝,结成炎黄部落联盟,他们被后世尊称为华夏始祖,成为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核心。因此,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了中心的地位。
地域:长江流域
观点: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述: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生活着长阳人、和县人等。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这里的居民开始种植水稻,并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出现了良渚文化,这里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且出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城墙和宫殿等遗址。这些遗迹的出现,证明良渚文明已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所以,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伊尹曾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汤死后,伊尹继续相辅佐汤之孙太甲。下表为有关伊尹的历史叙述。
材料1 因太甲不能施行仁义,伊尹放之于桐宫。后太甲悔过自责,于是伊尹迎回太甲。重新当政的太甲注重德行,使国泰民安。 (汉)《史记·殷本纪》
材料2 商汤死后,伊尹囚禁太甲于桐宫,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逃出,杀死伊尹,夺回王位。 (战国)《竹书纪年》
材料3 辛亥卜,至伊尹,有一牛。甲戌卜,其执伊,侑,岁。(甲骨文记录显示,伊尹死后的300余年间一直受到商王的尊崇,祭祀地位介于殷先王与先公之间) (商)甲骨卜辞
提取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信息,得出一个结论,并结合所学的历史知识予以阐释。(要求:结论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结论:商朝时期相的权力比较大,最高统治者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2分)
阐释:依据材料可知,伊尹是开国功臣。在汤灭夏和制)政制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汤死后,伊尹继续为相,辅佐了汤的孙子太甲。从材料1的“伊尹将太甲放逐,令其闭门思过。三年后,太甲悔改,伊尹又迎他回来执政。”和材料2中的“商相伊尹流放太甲”两则材料可以得出,相是商朝中央最高官吏,权力很大,包括参定政制、主持政务、辅佐商王等,甚至有时可废立君王。(8分)
因此,商朝时期最高权力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相作为商朝中央最高官吏,相权很大,对商朝的君王有一定的制约作用。(2分)
示例
结论:商朝时期的伊尹并未自立为王。(2分)
阐释:据材料一的《史记》记载,伊尹因太甲“不能施行仁义”,伊尹为了教育君王将太甲流放,后因太甲改过自新便重新迎回。材料二《竹书纪年》则记载伊尹流放囚禁了君王太甲后自立为王,后“太甲逃出,杀死伊尹,夺回王位”,两本古书对伊尹的记载截然相反,前者的伊尹是忠臣的形象,后者则是篡位者。《史记》和《竹书纪年》均是研究商史的二手史料,应注意对其进行辨别并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材料3中的殷墟甲骨卜辞是地下出土文物,作为研究商史的实物史料,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信度更高。甲骨文记录显示,伊尹死后的300余年间一直受到商王的尊崇,说明伊尹生前劳苦功高,德高望重,死后才得到商朝帝王高度尊重,因此伊尹不太可能篡位自立。(8分)
因此,对三则材料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结论,商朝时期的伊尹并未自立为王,《竹书纪年》中有关伊尹篡权的记载应是战国纷争的时代产物。(2分)
结论:历史叙述会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2分)
阐释:据材料一的《史记》记载,伊尹因太甲“不能施行仁义”,伊尹为了教育君王将太甲流放,后因太甲改过自新便重新迎回。材料二《竹书纪年》则记载伊尹流放囚禁了君王太甲后自立为王,后“太甲逃出,杀死伊尹,夺回王位”,两本古书对伊尹的记载截然相反。《竹书纪年》倾向于直接陈述事实,并且认为伊尹自立为王后被太甲杀死。《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曾出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礼崩乐坏的现象,《竹书纪年》对伊尹的记载可能是假托古人之举,影射当时的社会乱象。而《史记》认为太甲没有施行仁义才被放于桐宫,司马迁在陈述事实的同时带有主观色彩,有作者本人对该事件的评价。《史记》成书于汉代,而汉代儒学居于正统地位,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以儒家历史观为宗旨,在表述的时候更侧重于从儒学的角度去进行叙述。(8分)
由此可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历史叙述。(2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二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周时期礼乐文化的历史意义。(6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礼法传统”与“现代法治”展开论述。(6分)(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1)意义:巩固周朝统治;规范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儒学兴起;对传承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每点2分,共6分)
(2)主题:礼法传统为现代法治提供有益借鉴。(2分)
论述:礼法传统强调礼法结合,注重道德教化,这为当今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提供了参考。礼法传统重视家庭价值,强调政府的亲民和德政,崇尚实践理性并追求实质正义,为现代法治中国提供了有益借鉴。总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接续、转化、弘扬传统,进一步推进现代法治文明建设。(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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