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2024-2025学年高三上学期12月期末考试语文试题

试卷类型：A

汕头市2024-2025学年度普通高中毕业班教学质量监测

语  文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考生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再用2B铅笔把考号的对应数字涂黑。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简言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述殷商世系的可信度，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情势有关。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顾颉刚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认为古史是后人不断构造出来的。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有鉴于此，王国维希望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王氏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中华文明的信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方法。但学界中也有异议。李幼蒸对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论断提出批评：“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

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其实王氏此话是有个人的偏向的。他提出二重证据法，是为了“古史新证”，用证古抗衡疑古。王氏的“否定”是指“抹杀”，他曾说：“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氏的意思是：不能证伪，则不能被疑古派否定或抹杀。因为疑古派对于古书古史的态度多是存疑、否定或认为晚作，抹杀了很多。王氏的理想是相信“容有可证明之日”。

（摘编自李锐《“二重证据法”界定及规则探析》）

材料二：

顾颉刚的层累说强调古史中包含后人的虚构、想象甚至是编造。王国维也意识到传世文献关于古史的记载不可一概而论，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不过，相较于层累说关注对“非信史”的“破”和“疑”，王氏则强调在“破”和“疑”的基础上，还应有对信史的“立”和“信”：既要清理古史记载中的缘饰附会之成分，还要证明其确实性之原型。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取未经后人篡改、相对可信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去伪存真，这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既可证明，也可辨伪，具有“疑”与“信”、“破”与“立”两方面的功用。不过，出于对当时学界疑古风气的拨正。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局限在“证明”或“立”与“信”上，而对补正或证伪则基本没有涉及或重视不够。

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大超越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首先，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指向一致时，前者作为证据证明后者。出土文献一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同时又有相对确定的考古年代，故其作为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当传世文献存在错讹、附会或后人篡改的情况时，出土文献证明其有伪或不可靠，王国维称之为“纠正”，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此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缺失、遗漏，出土文献。对其作出补充。

人们往往认为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是对立的，疑古派的最终“破产”是大量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结果。但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情况，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而应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阔应用范围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

（摘编自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材料三：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者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可能有“伪”。这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文本，均包含着撰述者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未必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间的关系。杜勇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只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较好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也许我们将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文本才更合理。

（摘编自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期望扭转疑古学风，恢复学界对中华文明的信仰，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B. “有个人的偏向”是指王国维用证古抗衡疑古，李幼蒸没有考虑这一点，对王国维的批评失之偏颇。

C. 材料一突出展现王国维和疑古派的分歧，而材料二则认为两者的学术观点除了对立，另有共通之处。

D. 相较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同样可能出现文字错讹，其中记载的史事也并不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

A. 顾颉刚用西方理论考察中国上古史，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

B. 王国维并未认识到二重证据法在补正和证伪方面的功用，窄化了其使用范畴。

C. 材料二和材料三均着重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但对比的用意不同。

D. 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不一定高于传世文献，这启示我们应以传世文献为依归。

3. 下列选项最能体现材料二中“二重证据法”“破”和“疑”的功用的一项是（   ）

A. 古史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后世怀疑两人是同一人。银雀山发掘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

B. 《荀子》中提到“五行”，但又没有具体说明，后人不得其解。郭店出土的竹简中记载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

C. 《史记》载，契是作为“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儿子，出土的楚简中却记载子羔向孔子询问契之父亲是否“贱而不足称”。

D. 徐旭生认为“周秦民族迁移之地，由史传所言迁都之地，略可考知。”他依据文献的线索，在陕西进行考古调查。

4. 请结合材料二和材料三，为以下材料中的反驳者列举出恰当的理由。

上海博物馆现藏的战国楚竹简中有记载周朝始祖后稷的诞生传说。简文大意谓，后稷之母踩足迹，祈祷，而后诞下后稷。而《史记》中记载，后稷之母姜原踩巨人足迹，而后生子。两种文献记载基本一致，有人据此判定后稷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物。但亦有反驳者认为这两种文献可靠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