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认识费孝通-【启航语文】2025版高中语文思辨性阅读·乡土中国

第一部分 作家印象与《乡士中国》概述 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实际调查研究,对他来说,社会学或人类学是经由搜集社会事实并加 以分析来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依据的一门科学。他深入田野,为振兴农村、振兴中华而做了 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其中的《乡土中国》是最具总结性的著作。全书涉及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 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 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 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是 学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第一节认识费孝通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费孝通(1910一2005),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 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人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 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 漱冥先生之邀,到山东邻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不久,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 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赴英国伦教政治 经济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于 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6年11月访问英国,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 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 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 文藻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 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 1938年,时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从英国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积极投身于抗日民主 运动。他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运动后,他与云南大学的教授 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 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 由于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迫离开云南。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强烈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 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同年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 年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他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 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树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 以求。他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变革的实际,深入探讨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问题、边区与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发表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为推动社会变革、改革开 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广交海内外朋友,努力促进两岸学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了解、交流 与港台知名学者共同倡导举办了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 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 高中语文 思辩性阅读与表达 费孝通1942年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1987年后任民 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他主持民盟中央工作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围绕国家的中心任 务,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作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他的足迹遍及祖国 的山山水水。他高度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 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道路。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他 领导民盟成员探索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他勇于探索、积极开拓的精神,深入实际、认真实践的作风,以及 不凡的学识与智慧、气度与魄力,都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民盟的成员。他为开创民盟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 积极贡献。 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桌越成就为费孝通高得了国际声誉。他1980年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 年度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 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 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 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1999年至2004年相继出版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收集了他从早年至200 年间绝大部分著述,这是费孝通一生重要学术成就的集纳,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项丰硕成果。他的理论 在实践中的应用,卓有成效地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巨大应用价值。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为人们所 钦佩和敬重。 ,大家风范,屡获高评 (1)真诚坦荡的大家风范:费孝通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怀,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1938 年,他带着强国富民的愿望从英国学成归来,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 孝通在西南联大演讲,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他站在会场的最高处呼喊:“不但在黑暗中 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 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 (2)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我们要学习费孝通同志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 年间,费孝通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费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如 今他的这些文字已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宝文 (3)法制建设的推动者:费孝通同志是新时期宪法修改工作的重要参加者。费孝通同志曾担任宪法修 改委员会委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士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 程中,组织民盟成员对宪法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 建议。在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过程中,他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积极推动宪 法与时俱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 (4)“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费孝通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在他的身上,饱含着爱国主义 的情怀。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 国的生产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怀着一颗“志在富民”的仁心,总结出了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内 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包括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 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他提出 的“文化自觉”理念、他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他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 想,都将指引着我们坚实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 (5)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弹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 怀念。 (搜狐网评) 2 第一部分 作家印象与《乡土中国》概述 (6)费孝通至少有两件事会被历史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面对着专制者的残 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第二件事是在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 暗杀后,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道:“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 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两段叙述让世人感觉到了费孝通作为民主斗 士坚定激进的一面。翻看同一时期费孝通的文章,会发现与其说费孝通是一个民主斗士,倒不如说他是一 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陈远评) 研究方法启示后人 费孝通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极端刻苦和天赋才情外,与他的学术研究 方法也息息相关,这对于我们今天做学术研究不乏启示。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调查研究 费孝通提倡务实的学风,他始终强调搞学术研究的人,不能只坐在书斋里空谈,要老老实实去做调查研 究,要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资料,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自已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 发表的观点都是根植于泥土之中的真知灼见,无论对什么他都不轻易下结论,有根据的才说,不知道就说不 知道;材料不翔实,数据不准确,他宁可再等等,绝不乱推测,不求惊人,但求细水长流,一步一个脚印。他一 生把70余年的精力用在了对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和文化思考上,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努力追随社会变 革的脚步,目的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来促进实际的发展。 费孝通强调要从兴趣出发去获得认识,而不是背负着要写报告的心态来做研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真 诚地面对一个未知的领域,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热心生活,事事留心,事事关心,观察力惊人,视角多样,思 考深人。在《小城镇大问题》一书中,他从农民到镇上的电影院看《少林寺》、农村妇女烫头、男女青年社交 农村教育等这些小事上体察到城乡乃至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于调查对象,无论是家庭生活、经济 支出、农事、婚姻、宗教活动,还是生产、财产、习俗、职业、饮食、服饰、消费等,事无巨细都在他的观察之中. 都有详细的记载和细致的分析。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正如他自已所说,身为这样的研究者,也许“做 媳妇”也没有那样难。“要学会见颜辨色,在不使人讨厌的情况下获得人家说出自已所发生兴趣的话。人家 正讲得起劲,就算自已累得只想躺下,也非得抓住这个机会打起精神来应付、来记忆、来分析、来追究。当自己 精神好,而人家说不上来时,自已也不能露出半点着急的意味。” 看费孝通的文章,就好像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体会他的视角,体味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仿佛可以想象 得出他走村串巷、访民问苦,仔细聆听、细致分析的画面,可以品出他做学问的严谨细致、态度专注。他自己 是一个观察者,他没有把自已活在被观察的人生里面。他的文章,既有社会学的视角,又有文化的视角,既 有学理的理性分析评价,又有文学艺术性的表象描绘和人文关怀。对于很多章节,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欣 赏。他写到农村家庭生活,惟妙惟肖,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语言时而客观冷静,时而风趣幽默。卖糖果的 小贩引起的孩子吵闹和母亲苛责的戏剧化的场面,乡下夫妇相处的方式等,都让人感到很生活化、很接 地气。 二是鼓励对话 费孝通提倡“习明纳尔”式教育,改变过去“先生讲,学生听”的教育方法,采取学生讲,通过师生平等对 话和先生与学生一起讨论,最后由先生总结的教育法。他在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时候也经常采用这样的 方法。先由成员各自到田野中开展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思考,过一段时间再聚在一起互相汇 报心得,在民主讨论中,吸收别人的意见。费孝通认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不可能由 一个学科单独解决,所以我们要提倡多学科综合性的研讨会,使各科专业的学者能有机会听取其他学科的 看法,从中得到启发,提高专业水平。” 三是注重反思 当很多人看到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进步带来的巨大贡献的时候,费孝通却警醒人们这个力量是一把双 刃剑,既可以为人类服务,也可能变成这个世界的消极和破坏因素。他善于反思,看问题从多个角度出发 在晚年,他更多地进行的是自我反思。他“补课”,重温社会学的著作,回过头来多读几遍自已过去发表的文 章,把自己新的体会写下来,自我讨论,自我对话,针对自己过去的学术成果,通过自己的重新思考,进行自 我反思。回顾自己60年的研究生涯,他认为自已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 3 高中语文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四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区域到整体,从生态领域到心态领域 早期,费孝通从事社会学研究采用的是实地观察、解剖麻雀、由点及面、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方法。他 对广西大瑶山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云南禄村等的社会学调查就是微观分析。从一个微观的小世界来认 识中国农村的类型,认识中国社会。以微型调查为基础,把基础打扎实,再由点及面,找典型、立模式,逐步 进人宏观格局的探索,勾画出比较全面的轮廊。费孝通从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出发,由近及远地开拓出 去,先是苏南四市,随后到江苏全省。之后他走出江苏省,分两路走,一路走边区,一路走沿海各省。之后他 再走遍全国。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要重视小城镇建设,之后他发现各个地区的发展有不同的路子 需要因地制宜,采用多种模式,于是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经济发展模式。90年代,他 的研究着眼点逐步从微观分析确立模式走上宏观思考区域规划的路子,形成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多民族经济协作区等区域经济的思路,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宏观 格局的认识,接近“全国一盘棋”思想,考虑东西部发展的关系,经济阶梯,城乡一体化,沿海与内地、边区等 到了老年,他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及思想状态的 变动,即从生态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他思考人类共同价值体系,考虑构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的生 态格局和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秋序。 从费孝通的研究历程、思路来看,他的视野在逐步扩大,最后做到了高瞻远瞩、脚踏实地、胸怀全局。他 晚年对全人类问题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已经超出了一般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是从更高、更宽的 视角来着眼和思考。 五是类型式的比较研究 魁阁时期是瑶山、江村调查的继续,费孝通加强了比较研究,比较沿海和内地不同农村在社会结构上的 差异。即使同在沿海或内地,农村也会因受到不同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类型,他将这些类型进行比较研究 他把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称为经济模式,并进行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 研究,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进行时间上的比较。他九访江村、七下定西、六上 瑞山等,对同一个地方,经常跟踪走访,观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地方的不同变化,以此来把握时代的 脉搏。 奠基对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认识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1935年8月,离开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后,他随即选择以 社区研究为切入点。在认识中国的雄心的驱动下,他和王同惠于1935年进行了第一次大瑶山调查。这是 他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调查和研究的开始,由此奠定了他“到实地去”的学术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 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定位和走向的认识概貌。 基于大摇山的田野调查经历,他认识到,在没有明了一个特定文化的结构之前,不应任意评判该文化特 质的“好”和“坏”“文明”和“野蛮”。他指出,研究者只能用极为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和叙述,这种撇开价值问 题的研究是一个严谨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不能先入为主地对研究的文化事项进行批评,“没有了 解的批评是误会!”应该说,在当时,费孝通的这个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但这只是他来自大瑶山调查的真切体 验,是围绕王同惠所言而引发的感想性的回应文字,是基于社会调查田野体会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感悟。客 观地说,很难认为,当时的费孝通已经有了上升到学科及其追求层面的认识。 1.关注学科定位和学术研究本身 在《社会研究能有用么》中,费孝通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时候,由于受困于外力,本来有用的社会研 究并不能为研究者所在的国度所用。费孝通还针对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的学术命运,不无遗憾和感伤 地指出,国人对这样的调查不予重视,该是“令人畏惧的事”。在他看来,社会研究之有没有用的问题,是一 个知行分工的大社会中能否合作的问题,是研究者和决策者在各自的领域各尽其责、共同以济世救民为责 任的问题。他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我们不怕研究的没有用,只怕有用的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用途。”在笔者看 来,这样的观点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因为,这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具体的调查研究的关注。它表明,费孝通 的思维领域和学术视角已经很自觉地转移到学科定位和学术研究本身。 费孝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学探索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进行实地的社区 研究。他认为,在社会学还没有达到一个为所有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研究领域时,社区研究因为具体化、生活 第一部分 作家印象与《乡土中国》概述 化而成为社会学的一个趋势。本来,社区研究趋向是人类学早先开创的,而当中国社会学吸收了人类学的 这一研究方法之后,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自然具有了人类学的面相。 不过,费孝通并没有停止对理论的探讨。回国以后,他一方面依旧从事社区调查和研究,同时也开始了 社会结构分析,这是偏向于理论性质的探索。这是第二个阶段,《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当属其中的代表性 著作。费孝通在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工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现在看来,这样两个方面的 侧重在很大程度上对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定位和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强调对中国人伦关系的研究 费孝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人伦关系的社会里,社会学,这样一门强调以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现象 的学科的发展既有其方便,也有其困难。方便之处在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伦理规 范约束自已的行为,从而,我们特别容易看到社会所施加于个人的力量。困难之处在于,一般地说,科学研 究始于“怎么会这样”的疑问,而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伦关系的重视非常注重伦理道德实践,聚焦于人和人之 间“应该怎样”。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研究总是集中于为什么这样相处是“好的”和“应该的”,至于“怎么会 这样相处”的问题则不甚重视。因此,在中国传统思想系统中,诸如“怎么会这样相处”的问题是没有地位 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没有科学研究的精神,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客观的社会学研究取向的萌生和发 育。这也就说明了,在中国,社会学为什么只能是航来品,而不是从中国传统学术里演化出来的。 费孝通站在中国文化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预言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在人类文化发展 到极为严重的危急关头,西方文化因为过于偏重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和人的关系会继续加剧这种危 机。他进而指出,如果能对中国重视人伦关系的文化以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整理,则很可能用它来 补足现代人类文化失去平衡的缺陷。 3.呼吁社会学的实际应用性 在阅读美国社会学家梅奥的著作《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时,费孝通认识到,如果说,一切自然科学都是 人类在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具体困境的努力中发展出来的,那么,社会科学则缺乏从实践经验中寻找其基础 的勇气,而是试图借助于逻辑的推理去建立其理论基础和体系,这与推陈出新地处理和对付实际人事的技 术无关。它导致的结果是,如果认为社会科学有助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也只能是“自愧无地”了。很明显 费孝通明确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的成长是靠了实验室”,因此,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这一点,也应该拥有像自 然科学一般的“实验室”。不过,他清楚地知道,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能否认的。针对“社会现象不能像自然 科学一般有个实验室来控制我们的观察的对象”,费孝通指出,这种认识“似是而非”。之所以“似是”,是因 为我们不能为社会科学造出一个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验室来,如果非要建造出来,“实验”本身会改变所观 察和研究对象的性质,人们所观察到的充其量也只是“实验中的现象”,而不是生活中的现象。之所以“而 非”,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虽然不能像对自然现象的研究那样有根有据,但它在一定限度内,毕竟也是 “有根有据”的,这说明造设社会科学的“实验室”确有困难而非绝不可能。这样,虽说非要在社会科学中进 行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室”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退而求其次,从人类学中学习实地研究的方法,在人类 学和社会学书本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和研究对象的当面接触以求获得对他们的客观观察,从而保证研究的 尽量“仿真”。费孝通的《禄村农田》以及他指导的在云南所进行的若干研究都是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指导下 完成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孝通终于慢慢地发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他看来,这样的研究虽有进 步,但很难保证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书本而是具体问题。自然科学的理论要直面现实应用,这就要求其理论 所依据的前提不能有半点差错。研究者和实际应用者二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及陈 述者总是脱离实际进行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则是靠没有系统知识却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个人,从而导 致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实际之间是互有隔膜的。这种对学术“责任”的缺失即为社会学研究工作的致命 缺点。为走出一条正确的研究途径,防止社会学研究的空洞无物,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研究的问题必 须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真问题;第二,研究的材料必须是来自直接的社会生活中的真材料;第三,研究的结 果必须能够得到社会实际的真检验。质言之,费孝通在这里强调的是,要打通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隔阁,进而 使研究和行政打成一片。虽然,费孝通后来也曾认为,社会学可以将实际的社会生活抽象出来而专门研究 剩下的具有历史性和地域性的部分,但这个真正的社会学园地,毕竟构成了纯粹社会学的任务。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