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华美实验学校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第二次月考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书院之称谓始于唐代。宋王应麟《玉海》论及书院时说：“院者取名周垣也。”这就是说用一圈土墙将书围起来，好似古代的图书馆。唐代京都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始于玄宗开元年间。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称：“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也就是说，丽正、集贤书院之设，只是书院名称的始用，并非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始建。 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是在私家聚书、藏书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说:“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这与古来的士子肄业之所——“精舍”、“精庐”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自汉至隋，私家授学之地称“精舍”，亦称“精庐”。《后汉书·姜肱传》载：“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盗掠其衣资，后悔，乃就精庐求见，皆叩头谢罪”。《后汉书·刘淑传》载：“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后汉书·檀敷传》称：“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后汉书·李充传》载：“李充，字大逊，陈留人”，亦“立精舍讲授”。《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往东海立精舍讲授”。陈登原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文化史》中说：“在唐以前，私人授学之所，名曰精舍。谢承《后汉书》云：陈实，字仲弓，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人。董春，会稽余姚人，立精舍，远方门徒从学者常数百人。诸生多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此即书院之前身。六朝以后，此风愈盛，僧道又各有精舍，以授其徒。此盖书院之前身云。” 汉代人讲学“精舍”，重师承关系。主要依靠师长讲授，讲究师法、家法。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汉“以经术造士”，“大师众至千余人。前汉末已称盛”，而《后汉书》所载：“比前汉为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而载也。” 隋唐之时，情况逐渐变化，这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脱离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增多，求学之士剧增，学校勃兴,势在必然。二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流传，逐渐造成求学方式的转变，使“训诘句读，皆由口授”的局面一变为“可视简而诵”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书堂、书舍、书楼、书院之建设，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书的流传有密切关系。这也为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唐以后，由于宦官乱政、军阀混战、土地兼并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官学废坏。也正由于天下大乱，士人只得相机避乱于比较安定的山林；再由于禅林大师立精舍、设讲坛，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的影响，或者还有道观法师的影响，从而使前述这种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书堂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的场所。这就使过去仅有图书馆性质的书院或书堂发生了质变，成为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书堂。 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存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文化的积累、知识的传递、人材的培养以至于中国人民思维发展方面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积累了丰富的办院与教育、教学经验。所有这些，使我们看到过去，而且通过对过去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古往今来教育发展规律，以及教育科学领域多种范畴、多种矛盾、多种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 （摘编自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 材料二： 2020年9月17日，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了解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情况。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来到这里讲学授徒、读书著述、藏书刻书，致力于文化传承发展。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近年来，岳麓书院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在弘扬传道济民的书院文化上下功夫，在研究和推进“真理本土化”上下功夫，在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上下功夫，坚定文化自信，赓续千年文脉。 （摘自2023年7月2日新华网：习近平的文化足迹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赓续文脉 使命惟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