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2023-2024学年高三上学期中期学科素养调研语文试卷

礼泉县2023～2024学年度第一学期中期学科素质调研 高三语文 注意事项： 1.本试题共10页，满分150分，时间150分钟。 2.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3.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监考员将答题卡按顺序收回，装袋整理；试题不回收。 第I卷（阅读题 共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6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叙事与抒情，是文学写作的两大范畴。以往先秦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囿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的文类划分，大量极富文学意味的叙事由此淡出观照、梳理，甚至造成了中国早期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误解。“说体”的提出和揭示，正是考察先秦叙事文学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和全新视角。 “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说”字取自《说林》《储说》《说苑》等篇题书名之“说”，含义并非说理、辩说，而是述说，用为名词即所说之事。先秦时，除《韩非子》将这种文体题为“说”之外，《吕氏春秋·禁塞》在提到“以说”者“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下称五伯名士之谋”后，称他们“行说语众以明其道”。也都是以“说”指称传闻故事、历史故事。 “说”这种叙事文本在先秦有时又被称为“传”和“语”。叙述故事的文本何以会被称为“说”，或者被称为“传”和“语”？先秦时“说”虽多义，但“说话”为本义，所谓“道听而途说”。如此则称作“说”的文本当与“说话”有关，亦即这些文本最初应是“说”出来的。“语”正好也是“说话”；至于另一个表述“传”，《墨子·经说上》云：“或告之，传也。”“说”“传”“语”三个可以互代的称谓都与说话、告知等口头表述有关。由此可知，先秦存在记录源自讲说的叙述故事文本。口头讲说决定了它的情节性和描述性。 但“说体”不同于“小说”。先秦“小说”限定在“街谈巷语”、不入主流的小道传闻，属“说体”中的“小”者；唐宋之后的“小说”已经展开艺术虚构，开始“有意为小说”。“说体”则是对历史事件、传闻故事讲述、转述所形成的文本，并非有意虚构，但叙事性、情节性、描述性、故事性、增饰性甚至虚饰性与后世小说又有天然契合关系。 遗憾的是，“说休”这一源于述说的故事文本，述说“母本”其实大都已经湮没无存。庆幸的是，援用这些故事以叙史、论说、讲解，乃是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杂说书的普遍现象。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考察，即可发现、揭示“说体”的存在。 《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吕氏春秋》两部著作中的文章几乎是同时写作、同时完成，将两部著作比对，其中不见他述、仅彼此互见的故事，诸如“壬登为中牟令”“夔一足”等，既不存在谁抄自谁的情况，也不可能是作者杜撰，只能是均援引自今已不见的某个故事文本，而内外《储说》又以“说”名篇。这是先秦存在“说体”文本为人们所援用的铁证。互见故事中又有种种差异，则确凿证明了两书所援用的母本是“说体”而非“书体”，因为只有“说”才容易“信口开河”，“白纸黑字”则不会有这么多变异。 “说体”是对已经湮没在历史尘封中、不曾被命名和关注的叙事文本的新揭示，随之而来的研究便都与“新”字关联。 文学史审视对象的新拓展。对先秦“说体”的援用，才形成了先秦两汉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体类和形式。要重现“说体”，必须打破壁垒，不但《左传》《国语》《史记》等会因此被重新梳理，那些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著作，诸如《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出土文献等，更会被纳入考察范围和视野。 传统学术疑难的新回答。比如《国语》《左传》，因被司马迁说同为左丘明所著、重心皆为春秋史且有故事互见者等而关系缠夹，几千年官司不断。其实，改用“说体”视角两相对勘即可发现，两书之所以造成如此复杂局面，乃是皆援用“说体”以成书。两者有多处故事互见，但或叙事相同对话有异，或有同有异有缺有增，或同一事但叙事不同，可以肯定这些故事并非同一人所撰写，也绝非其中一部采自另一部，乃是它们分别采自同源文本或同源异流文本或同事异说文本所致。之所以都被冠于左丘明名下，很可能是所援用的“说体”文本中，大半出自左氏之口。 出土文献价值的新发现。从“说体”角度重新审视出土文献，会发现《汲冢琐语》、汲冢《古文周书》乃是典型的“说体”故事文本，对先秦“说体”的存在有重要印证价值。 总之，“说体”范畴的提出，为先秦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将此研究推向深入，必将结出新的硕果。 （摘编自廖群《“说体”：考察先秦叙事文本的新范畴》)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大量极富文学意味的叙事在以往先秦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