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折射的四大变化
(1)从政治角度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主要表现为:分封制崩溃,宗法制遭破坏;诸侯争霸、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国家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集权的趋势。
(2)从经济角度看: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推动了井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与宗法制逐步走向崩溃;新的赋税制度(如初税亩)的出现及经营方式的改变、小农经济的形成,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
(3)从思想角度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提出不同的治国主张,为各国变法及治国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法家大一统思想为秦走向统一提供了思想动力。
(4)从民族关系上看:“华夷”观念削弱,华夏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征伐和交流中逐渐开始了融合。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与古希腊城邦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
古希腊城邦
政治结构
逐渐走向统一的帝国
始终以独立的政治单位分立于希腊世界
经济发展
大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
商品经济发达,农、工、商并重
政治制度
各诸侯国权力日益强大,最终发展为君主专制制度
出现共和政体,王权衰微,个别城邦建立较发达的民主政治
文化特征
依托大河和农耕创造辉煌的文明,文化具备多元化特征,但不能改变封闭和保守的特点
依托海洋孕育灿烂的文明,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和多元性特点
一、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1.民族关系与民族交融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史金波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中指出,要从中华民族发展趋势、从历史上统一和“分裂”以及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等方面来认识中国的民族关系,中国各民族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从我国历史特别是新疆历史上的民族交融过程来看,文化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主要形式和必由之路。
2.关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马大正《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指出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文化认同具有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识等功能。
李振宏《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认同》指出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主要的不是民族认同或宗教认同,而是一种文化认同。人们固守一种以文化差异为区分的国家观念,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面貌,使之成为中国的象征;这种文化的获得,或者是向这种文化的靠拢,则成为是否获得华夏族资格(即中国资格)的主要判断依据。
韩震在《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中指出,在文化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强化国家认同的维度上,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放在高于民族(族群)认同的地位;强化国家认同还必须有政策和法规的支撑,譬如,共同的语言、政治仪式、文化符号等等的规定。总之,在历史进程之中,我们必须把国家认同置于文化认同之上,用公民的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
二、宗族观念
鲁先瑾在《宗族的传统与现代》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存续了几千年的国家,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盛与衰落。从西周开始,经历代倡导, 宗族势力在农村逐渐成长为一种自在的秩序,宗族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统治的行政序列合二为一。统治者以政权控制王朝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础。宗族成为仅次于官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并作为封建国家的细胞和社会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自秦以来,就有“王权不下县政”的史实。权力的网络虽一直延伸到州县,但并没有延伸到乡镇。在乡村,最多也仅带有准行政机构色彩的里社、保甲。对农户来说,宗族组织的建立大大降低了其“交易成本”,它不仅维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还能在物质上提供公共福利和安全保障,组织与协调生产和生活。
杨国安在《宗族文化为何具有生命力》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严格来说应该算是一种制度宗族。制度宗族有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在维系它的运转。这套系统主要是以族长、族规和祠堂为核心。
从组织结构来说,宗族是由族长、房长以及下面各个分支结构的管理人员组成。族长由公开选举产生,一般为地方上的长老或者权威人士。
祠堂最初是宗族祭祀祖先的地方,后来渐渐演变成为族长办公的地方。祠堂在乡村社会里,相当于是一个执行族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