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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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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选读(教师备用)
1.唐代三省地位变迁
唐前期尚书、门下、中书三省机构在中央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是不断变迁的。唐高祖时,尚书省在中央体制中居核心地位。太宗贞观年间,门下省取代了尚书省在中央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唐高宗与唐中宗之际,中书省又取代门下省在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唐玄宗开元年间,由于宰相制度的变革,中书省也失去了在中央体制中的核心地位,逐渐演变为撰写制敕的机构。自此,中书门下成了超越于三省机构之上的宰相机构。三省机构在中央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全面下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设置印信、公文和僚属,仅仅是宰相制度的改革,从三省制度变迁的进程看,此时三省机构在中央政治体制中的地位虽然全面下降,但“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的制度依然存在。
——贾玉英《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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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省六部制的作用
从两汉到明清,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较量。同样是“寓分权于分工”,两汉和宋元时期注重对相权职责的分工,隋唐更看重的是权力的制衡,把立法与执法、决策与行政分离开。相权分散到三省,更兼中书门下相互制约,皇权得到了加强。同时三省都是从宫廷独立出来而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宰相由个人变成了集体,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权。隋唐的三省六部是一个严密而精致的体系,尽可能地实现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君臣共治的理想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延续到两宋。这是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新政治。
——《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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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门阀士族的衰落
门阀政治的腐朽性带来了严重的弊端:一方面,高级士族凭门第而不必凭才能就可以做至公卿,于是不思进取,终日沉湎于清闲、放荡的生活而不关心政治,拒绝担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另一方面,只要门第不垮,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家的门第看得最为重要,无论怎样改朝换代,高门大族依然是高门大族,它与皇帝和官位没有关系,因此任何时候都不会考虑为皇帝而殉节,结果养成了高级士族在王朝更迭的斗争中畏葸退缩,明哲保身,甚至见风使舵,随声附和的习性。此外,高门大族的子弟由于长期纵情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使得他们愈来愈文弱,有的人玩物丧志,甚至连汉魏以来士大夫必须掌握的传统文化知识也完全荒废了,成为高级文盲。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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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举制
(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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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尽管其内容改变了,但它的技术、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下来。从这个方面看,我不赞同科举制度是落后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它是进步的,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大家都把它与清政府联系在一起,因为清政府是腐败的,所以与之有关的东西都要废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举考试被废除后,考试制度还是得到了继承,如孙中山时期的考试院,实际上是把科举制度现代化了。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美]本杰明·艾尔曼《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据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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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代行省
“行省”原是“行中书省”或“行尚书省”的简称。从渊源看,表面上像汉地官制,实际上是蒙、汉二元体制。行省名称及官职设置,与魏晋隋唐的大行台和金朝的行尚书省十分接近。其实质内容,直接按照窝阔台以后燕京、别失八里和阿姆河三行断事官模式建立,起初是中书省临时派出,世祖末成宗初演变为地方最高官府。为控驭行省,元政府主要实行了四项重要举措:
第一,在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行省大体是七员正官圆坐连署。每个行省内,各个种族,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交参任用。蒙古人和色目人地位高,以形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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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省辖区内的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侯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或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行省虽然权力很大,但对属下官吏的管理只是辅助性的。尤其是任命和迁调大权,都掌握在吏部、中书省和枢密院手中。即使是云南、两广、福建等偏远地区,元廷也会每隔三年派官,会同行省就地迁调官员。
第三,实施以行省为重点的地方监察。元朝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组成的监察网,监察的重点就是行省。两个行台和诸道肃政廉访司,常常和行省官员发生抵牾冲突。元统治者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