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正文:
五、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孔子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细细品味孔子的这句话,你会感到其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人格的尊严,还有一种处世的达观。
饭
疏
食
饮
水
曲
肱
而
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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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激进”
钱 宁
今人看孔子,多见其“复古”,见其“守旧”,其实,回到2 500年前,孔子却属激进一派。他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有“不同政见”,还能看到未来。
春秋之际,诸侯们一心想的是争霸天下,谋士们建言献策,谈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诸子百家中,兵家讲攻伐之道,法家说刑罚治国,墨子“非攻”,研究的却是攻城之术,要“以战止战”,就连老子的《道德经》,虽为道家经典,“无为”中也暗含着“帝王术”。这其中,只有孔子的政见卓然不同。他说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绝非“大道”,“仁政”才是“大道”。
可惜,没有君王愿走他的“大道”。君王自有君王的道理,但孔子不肯放弃自己的理念。“仁政”之路在鲁国行不通,他便毅然辞别父母之邦,周游列国,游说每一位可能给他机会的诸侯,甚至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与海”的毒誓。这完全是一个流亡者的作为,没有一点忠臣的样子。显然,他忠于的是自己的理念,而不是各国的国君。
孔子不仅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还将“仁政”上升为“大道”,行于天下的“天意”,并以“天意”来抗衡君王的“寡人之志”。正是这高悬于所有君王头上的“天意”,将君王们置于被衡量和被评判的地位,千百年来,让皇权威压下的儒生士子,多少有一点抗衡君王的精神武器。
孔子的激进更体现在对“大同”之世的向往。他追寻的政治理想不是“天下一统”,而是“天下大同”。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
“仁政”之路通往的就是天下“大同”。对此,《礼记·礼运篇》里有着详尽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是一个托名于“复古”的未来社会,以“天下为公”为特征,人人都有生活保障,关爱他人,也被他人关爱,有点社会主义性质,也有些“和谐社会”的色彩。
对天下“大同”更深的体悟,是在《论语》“各言其志”一章。一天,孔子与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等闲谈,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抢先说,他能让弱国在三年里变为强国;冉求说,他能让穷国在三年里变为富国;公西华说,他更愿意主持宗庙祭祀,会盟典礼。待问到年纪稍长的曾点,曾点正在鼓瑟,一曲弹完,才缓缓答道,自己的志向与上面三位有些不同。孔子鼓励道,不妨说出来,大家“各言其志”嘛。于是,曾点说出了自己著名的向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描述,让孔子喟然而叹:“吾与点也!”(《先进篇》)——我赞同曾点呵!
孔子赞同曾点所言,深有意味。宋儒说,从曾点描绘的景象中,可以看出“尧舜气象”;近人也说,其中蕴含有“太平社会之缩影”。其实,更深一层说,在孔子看来,强兵也好,富国也好,文化建设也好,都是手段,人类文明社会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人类回归最自然的嬉戏状态——就像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形容的那样,“人诗意地栖居”——那才是天下“大同”的最高境界。
孔子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终极梦想。像所有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窘境,但他一个人的“大同”之梦,历尽千载,超越时代,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并最终会成为人类的梦想。
课内素材
孔子的义利观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后人因此慨叹孔子之“重义轻利”,把 “义”摆在首要位置,而置“利”于不顾;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又有人认为孔子是肯定利,追求利与富贵的。通过对本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孔子并没有把义与利尖锐地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义”能够成为兼济天下、成就功业的一项重要前提,孔子把讲义、重义、行义看成是修身养性、平家治国匡天下之重要根本。这足以看出孔子对义的高度重视。孔子在《里仁》篇中也曾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最能代表孔子的义利观的本质,孔子认为对于君子,对于通晓大理的人,重义先义,而后谈利,甚至可以为义而舍利。这种观点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运用角度
《史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追利求物,是人之本性。《论语》是一部讲伦理道德的经典著作,但是孔子并非不谈“货殖富贵”,并不回避“财富钱物”,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名利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