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2027学年高二上学期期中自编模拟历史试卷4(史料与实证，湖南省适用)

湖南省普通高中2026—2027学年高二年级上学期期中自编模拟 历史（第4套　史料与实证） 适用范围：高二（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考查范围：第1—3单元，以制度史史料研读与实证方法为主线｜难度定位：较难（难度系数约0.50）｜满分100分｜考试用时75分钟 试卷结构：单项选择题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非选择题4小题，共52分（第17题14分、第18题14分、第19题12分、第20题12分）。 班级：＿＿＿＿＿＿＿　姓名：＿＿＿＿＿＿＿　学号：＿＿＿＿＿＿＿　得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6小题，每小题3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一千余枚，内容多为秦律条文、律文解释与司法文书，其中有《田律》《仓律》《徭律》等篇。就史料类型而言，这批简牍属于 A．出土文献，属一手史料 B．传世文献，属二手史料 C．口述史料，需谨慎辨析 D．文学作品，史料价值有限 2．甲骨卜辞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的记载，“众人”在商王命令下集体耕作，卜问是否会有好收成。这条卜辞可用于研究商代 A．集体耕作的组织方式 B．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C．铁制农具的推广 D．个体小农经济的形成 3．传世文献对秦朝在湘西的行政建置记载简略。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秦简三万六千余枚，其中“洞庭郡”文书涉及迁陵、酉阳等县的户口、赋税、驿传，行政链条完整。这批简牍的史料价值主要在于 A．弥补传世文献的缺略，印证秦朝郡县制的推行 B．证明秦朝已在全国推行郡国并行制 C．说明秦朝地方享有高度自治权 D．证实秦朝已普遍使用纸张书写 4．《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而睡虎地秦简所见秦律，对官吏失职、刑徒管理均有细密规定，并有“课”与“谇”等考核奖惩。研究者据此认为，对秦律的评价不能只依汉人的政论。这一做法体现的方法是 A．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B．以文学想象补充史料空白 C．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 D．以年代先后判定史料真伪 5．清代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从“地理名称与时代不合”“文句蹈袭他书”“历法推算不符”等方面，论证东晋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伪作。其辨伪的基本思路是 A．从文本内部矛盾与外部参照寻找破绽 B．依据作者名声判定文献真伪 C．以官方定本作为判断标准 D．凭个人直觉提出怀疑 6．敦煌出土的唐代“差科簿”，逐户登记户主姓名、年龄、丁中身份、应服色役种类，并注明“见在”“逃亡”“死”等状况。这类文书最可用于研究唐代 A．赋役征发与户口控制 B．科举考试的录取程序 C．边疆军事防御体系 D．佛教寺院的土地经营 7．明清徽州文书中的“鱼鳞图册”，将田地按形状编号绘图，注明业主、面积、四至、土质与等则，遇买卖、分家则“过割”推收。这一文书 A．是官府掌握土地与赋税的依据 B．由民间自行编制，与官府无关 C．仅用于记录家族世系 D．标志着租佃关系已经消失 8．明清族谱多载“始迁祖”事迹，称其“来自某省某县某村”，并附以“忠孝节义”行状。研究者利用族谱时须注意 A．族谱多经追述美化，须与他证参校 B．族谱为当事人手记，可信度最高 C．族谱所载世系多属虚构 D．族谱不能用于人口与迁徙研究 9．《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分类汇录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其材料多取自前代史志与档案。使用这类文献时最应注意 A．区分编纂者的转述与原始记载 B．其成书较晚，故全无史料价值 C．所载制度均为编者主观设计 D．只可采其议论，不可采其事实 10．某研究统计唐代进士录取人数如下： 时期 年平均录取人数 备注 贞观年间 约10人 登科记残缺较多 开元年间 约25人 含制科、科目选 晚唐 约20人 部分年份记载缺失 仅据该表得出“唐代科举取士规模稳定”的结论，其主要风险是 A．统计口径不一且数据残缺 B．唐代根本没有科举制度 C．进士科不是唐代的选官途径 D．录取人数与选官制度无关 11．有学者统计，北宋元丰年间官员约二万四千员，南宋庆元年间约四万员。若据此断言“南宋官僚机构比北宋臃肿一倍”，须首先考虑 A．统计范围与口径是否一致 B．南宋是否仍设三省六部 C．北宋是否实行科举制 D．两国人口是否相同 12．北宋《耕织图》描绘农夫耕田、蚕妇织帛的全过程，画面布置整齐，人物衣饰洁净。以此图说明宋代农业生产水平时，应注意 A．图像经艺术加工，须与农书、考古材料参证 B．图像为写实记录，可以径直采信 C．图像只反映画家的个人想象 D．图像不能作为任何研究的依据 13．颜真卿所书《大唐中兴颂》摩崖，记安史之乱及肃宗即位、收复两京之事，立于祁阳浯溪，同时代人所目睹。作为史料，其优势与局限分别是 A．时代接近、信息原始；但有溢美，须与他证参校 B．书法精美、流传广泛；但纯属文学虚构 C．由朝廷敕撰，故绝对可信 D．经后人翻刻，故价值有限 14．某回忆录记抗战时期某县“保甲编组、壮丁抽签”之事，作者当时任县政府科员。使用该回忆录研究基层制度时，主要局限是 A．个人视角与事后追忆可能影响记述的准确 B．作者不熟悉基层事务 C．回忆录不属于史料 D．保甲制度在抗战时期并不存在 15．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大型宫殿基址、青铜礼器作坊与“井”字形道路，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年至前1530年；《史记》记“太康居斟鄩”。学者据此推断二里头可能是夏都，但仍有争议。争议的关键在于 A．遗存与文献的对应尚需更多证据 B．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无法测定 C．《史记》的记载全属神话 D．夏朝的存在已被学界否定 16．研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演变”，下列步骤最为合理的是 A．广泛搜集史料，辨析后归纳规律 B．先确定结论，再挑选符合结论的史料 C．仅依据一部正史的地理志作出概括 D．以今人的行政层级比附古代制度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4小题，共52分）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十余万枚，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两千余枚，为孙吴嘉禾四、五年间长沙郡临湘侯国佃田吏民的券书。每枚木牍开列佃田者姓名、身份、佃田顷亩、旱熟收成、应纳租米与布的数量，末署“嘉禾×年×月×日×丘×佃田×男子×”及田户经用曹史某人核对之语。蒋福亚研究这批券书，指出其所载租税率为“依亩定租、按旱熟分等”，且“税米”“税布”分别征收，可与《三国志》吴书所载孙吴“算缗”“租调”之制相互印证；他并据券书统计，认为孙吴初年长沙一带的租佃关系已相当普遍，佃田者中既有“男子”“大女”，也有“复民”“限口”等特殊身份。 ——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整理 材料二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大量涌现：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皆属当时人记当时事的第一手材料。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相比，出土文书多为簿籍、律令、券书、书信，所记细碎具体，不经史家剪裁，然往往残缺不全、真伪杂糅，须经缀合、释读、断代方可使用。王国维因此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据王国维《古史新证》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嘉禾吏民田家莂”属于何种史料，并说明其史料价值。（6分） （2）根据材料二，比较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差异。（4分） （3）综合材料，说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制度史应注意的问题。（4分）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分）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主要王朝著籍户口统计简表 朝代与年份 著籍户数 著籍口数 西汉元始二年（2年） 12 233 062 59 594 978 东汉永寿三年（157年） 10 677 960 56 486 856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 8 914 709 52 919 309 宋崇宁元年（1102年） 20 264 307 45 324 154 明万历六年（1578年） 10 621 436 60 692 856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 — 414 441 000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整理 材料二　葛剑雄指出，历代“著籍户口”只是官府所能掌握的人口，而非实际人口。其所以低于实际，原因有四：一是隐匿，豪强荫庇、逃户流亡，皆不入籍；二是贱口，部曲、奴婢、佃客往往附于主户，不单独立籍；三是制度，如唐代“貌阅”不实、宋代“丁口”与“总口”统计口径不同；四是边区，羁縻州、土司辖地多不编户。他因此主张，使用历代户口数据，须先辨明其“统计对象”“统计口径”与“统计目的”，才能作比较。他还提醒，宋代户数虽多而口数偏低，户均口数仅二点余，即因“口”仅指男丁，若径以之计算总人口，必致大误。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表中数据的两处异常，并结合材料二加以解释。（6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影响著籍户口准确性的因素。（4分） （3）综合材料，说明运用古代统计数据应遵循的原则。（4分） 1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一　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长期被奉为经典。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列证据一百二十八条，指出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十六字出于《荀子》《论语》之缀合，“九州”之分与《禹贡》不合，“六府”“三事”之名晚出，又举其文字多袭今文、历法不合、官制错乱诸端，断定其为后人伪作。此后，学界渐采其说，至清末，“伪古文”几成定论。 ——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整理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主张以“历史演进的方法”审查古史传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王国维则不取此路，主张“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以甲骨卜辞证《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大致不差”，又以《秦公敦》证《史记》之误。二人取径不同，而皆以“证据”为断。 ——据顾颉刚《古史辨》、王国维《古史新证》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阎若璩辨伪所用的方法。（6分） （2）综合材料，简评顾颉刚与王国维治史取径的异同。（6分） 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材料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陈寅恪则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史料与历史认识”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48分） 1．A 简牍为地下出土的同时代文书，未经后人转述，属一手史料（出土文献），A项正确。非传世文献，B项错误；非口述，C项错误；律文为实用性文书而非文学作品，D项错误。 2．A “王大令众人曰协田”，众人受王命集体耕作，可直接用于研究商代集体耕作的组织方式，A项正确。商代土地为王室与贵族所有，私有制尚未确立，B项错误；铁农具出现于春秋，C项错误；个体小农形成于春秋战国，D项错误。 3．A 里耶简以洞庭郡与迁陵等县的完整行政文书，补传世文献之缺，印证秦在湘西推行郡县制，A项正确。秦行郡县而非郡国并行，B项错误；文书行政恰说明控制严密，C项相反；简牍非纸张，D项错误。 4．A 以秦简律文检验《史记》所载汉人政论，属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A项正确。材料未用文学想象，B项错误；未引西方理论，C项错误；年代先后不能判定真伪，D项错误。 5．A 从地理、文句、历法等文本内部矛盾与他书参照入手，属文献考据的辨伪方法，A项正确。作者名声、官方定本、个人直觉均非考据依据，B、C、D错误。 6．A 差科簿逐户登记丁中身份与应服色役，直接反映赋役征发与户口控制，A项正确。与科举、边防、寺院经济无直接关系，B、C、D错误。 7．A 鱼鳞图册由官府编制，登记田土四至、等则与业主，是土地登记与赋税征收的依据，A项正确。非民间自编，B项错误；不记世系，C项错误；图册与租佃关系并行不悖，D项错误。 8．A 族谱多经后人追述、有“扬善隐恶”倾向，须与他种史料参证，A项正确。非当事人手记，B项错误；“均属虚构”表述不确，C项错误；族谱可用于人口与迁徙研究，D项错误。 9．A 政书属二次编纂，须分辨编者转述与原始记载，A项正确。成书晚不等于无价值，B项错误；政书多录实际制度，C项错误；事实与议论均可采，但须辨析，D项错误。 10．A 唐、宋、明统计口径不同（含明经、特奏名等），且唐代登科记残缺，直接概括趋势风险很大，A项正确。科举在唐代确实存在，B项错误；进士科为唐代选官正途，C项错误；录取人数正是选官制度的反映，D项错误。 11．A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而官员数更多，但两朝统计范围（是否含宫观、祠禄、添差等）与口径可能不同，须先辨口径，A项正确。B、C为常识且不能解释数据差异，D项与官员数无直接关系。 12．A 《耕织图》经艺术加工、重在劝农，须与农书、农具实物等参证，A项正确。不能完全采信，B项错误；图像仍反映时代表象，C项表述不确；图像可作史料，D项错误。 13．A 碑刻为同时代人所立，信息原始，但碑文多溢美，须与史传参校，A项正确。非纯文学虚构，B项错误；敕撰亦非绝对可信，C项错误；摩崖原刻尚存，D项错误。 14．A 回忆录属个人视角的事后追忆，受立场、记忆影响，须与其他材料互证，A项正确。作者任科员正熟悉其事，B项相反；回忆录属史料，C项错误；保甲制在抗战时期存在，D项错误。 15．A 二里头年代与文献所记夏都大体相合，但遗存与族属、王朝的对应仍需更多证据（如文字），故有争议，A项正确。年代已可测，B项错误；《史记》所记夏世系非全属神话，C项错误；夏的存在未被否定，D项错误。 16．A 史学研究应先广泛搜集、辨析史料，再归纳规律，A项正确。先定结论再挑史料违背实证原则，B项错误；单一地理志不足，C项错误；以今比古易生附会，D项错误。 二、非选择题（共52分） 17．（14分） （1）史料类型：属于出土文献中的官府簿籍文书（券书），兼具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为第一手材料。（2分）价值：所载佃田者姓名、身份、佃田面积、租税数额、征收时间等具体而原始，未经史家剪裁，可据以复原孙吴初年长沙地区的租佃关系、租税率与基层行政运作；可与《三国志》等传世文献互证，补其记载之略；其格式、署名的程式，又为研究吴简文书制度与乡里组织提供了直接依据。（4分） （2）差异：出土文献多为簿籍、律令、券书、书信，记当时事、出当时人之手，具体细碎而不经剪裁；传世文献多经史家选择、组织与评论，系统完整但带有编纂意图；出土文献往往残缺、散乱、真伪杂糅，须缀合释读；传世文献流传有绪，但存在传抄讹误与后人增删。（4分） （3）应注意：须先辨其性质与用途，明确其生成的情境与制度背景，不可径以个别券书推论全局；须经缀合、释读、断代等整理程序，注意残损造成的统计偏差；须与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材料互证，避免孤证立说；须区分“文书所记”与“文书所反映”，即所载数据是行政记录，未必等同实际情形。（4分，答出两点即可） 18．（14分） （1）异常一：宋代户数最多（二千余万户）而口数偏低（四千五百余万），户均口数仅二点余，明显不合常理。解释：宋代的“口”多仅指男丁，非总人口，统计口径与汉唐不同，若径以口数计总人口必致大误。（3分）异常二：元始二年至天宝十四载，人口长期在五千万上下徘徊，明万历六年亦仅六千余万，至清道光三十年骤增至四亿余。解释：汉唐明的著籍数受隐匿、荫庇、贱口不入籍及边区不编户等因素影响，低于实际人口；清代“摊丁入亩”后丁银并入田赋，隐匿人口的动机减弱，加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与疆域拓展，著籍数才接近实际。（3分） （2）因素：隐匿与逃亡，豪强荫庇使人口不入籍；贱口附籍于主户，不单独立籍；统计口径不一，或计丁口、或计总口、或计户而不计口；制度性漏报，如貌阅不实、编审不严；边区、羁縻地区不编户；统计目的不同，或为赋役、或为治安，标准随之变化。（每点1分，答出四点得4分） （3）原则：先辨统计对象与口径，明确“户”“口”“丁”的具体所指；须了解统计目的与制度背景，知其可能偏高或偏低；不宜以孤立的两个数据直接比较，应结合制度变迁作长时段考察；须以其他材料（如地方志、家谱、赋役册）参证，估计误差范围；对数据的解释应留有余地，避免以统计数字替代历史分析。（4分，答出两点即可） 19．（12分） （1）方法：追溯源流，指出其文句缀合自《荀子》《论语》等早出之书；以地理制度相核，指出“九州”之分与《禹贡》不合；以官制、历法、文字的时代特征判断其晚出；以文字蹈袭今文、体例错乱等内证，综合断定其伪；并以归纳众证、逐条排比的方式，使结论可验。（每点2分，答出三点得6分） （2）同：都以“证据”为断，反对空言义理；都重视审查史料的来源与时代，皆属实证的路径；都推动了现代史学的建立。（3分）异：顾颉刚取“疑古”之路，以“层累说”审查传说中的古史系统，重在解构；王国维取“证古”之路，以地下材料补正纸上遗文，重在建设。前者易失之过疑，后者易失之过信，故今日治史，当以二重证据法为主，兼采疑古的审查精神。（3分） 20．（12分）评分标准 一等（10—12分）：论题明确，能就“史料如何支撑历史认识”立论；史实准确，能举出具体的史料与史学事例；论证有层次，能说明方法的适用条件与限度；结论有升华。 二等（7—9分）：论题较明确，史实基本准确，论证较完整，但分析略平或仅及一面。 三等（4—6分）：论题笼统或与材料脱节，史实罗列，缺少论证。 四等（0—3分）：无论题或观点错误，史实混乱。 示例 论题：历史认识的可信度，取决于史料互证的广度与审查的严格程度。 阐述：单一史料难以支撑结论。甲骨卜辞出土以前，商王世系仅见于《殷本纪》，其可信性无从检验；卜辞出土后，王国维以卜辞所载先公先王与《殷本纪》对勘，发现二者“大致不差”，商代历史的可靠性才得以确立。此为“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典范。反过来，互证亦能证伪：阎若璩以文句来源、地理制度、官制历法诸端，列证一百二十八条，断定《古文尚书》为伪作，说明审查史料的内在矛盾，同样可以得出可靠结论。但互证有其限度：出土材料往往残缺，其“不载”不等于“无”；传世文献的“实录”亦须辨析其编纂意图；二里头、陶寺等遗址与文献中“夏”“尧”的对应，至今仍因缺乏文字证据而存疑。故史料互证能提高可信度，却不能消除不确定性。 结论：史学的进步，不在于找到“唯一可靠”的史料，而在于不断扩展证据的种类，并严格限定结论的适用边界。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