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课 辛亥革命 课件--2026-2027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前言 1 第六单元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18课 辛亥革命 一、呼唤共和 1、新政末路 材料1： 20世纪的第一个月，即戊戌政变之后两年又四个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新政”时期。面对庚子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它明显地带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而一个扑杀过变法维新志士的人物侈口昌言“变法”，又像是一种历史的嘲讽。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材料2： 八国联军的炮声彻底击碎了大清帝国对“祖宗之法”的最后一丝幻想。仅仅过去三年，曾亲手掐灭戊戌火种的西太后也发布上谕推行新政。不论慈禧太后是何想法，她将大清带上的轨道与康梁党的改革努力几乎如出一辙。当时人可能认为这是清廷在绝境中奋起的转折，但在今天若以“后见之明”看，虽然仅仅比戊戌维新迟到三年，但却基本确定新政的失败不可避免——革命党势力的愈发壮大以及地方督抚大员与中央的权力之争。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为挽救自身统治，清廷在官制、军事、商业、教育等方面推行“新政”，先后宣布预备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但是，1911年5月出台的皇族内阁再一次证明，政权依旧掌握在清廷权贵手中，清政府不可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材料1： 20世纪的第一个月，即戊戌政变之后两年又四个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最后十年所谓“新政”时期。面对庚子以后的社会危机和日益迫近的革命，它明显地带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而一个扑杀过变法维新志士的人物侈口昌言“变法”，又像是一种历史的嘲讽。所以，人们称之为“假维新”，以区别于戊戌年间那场以救亡图存改造王朝为目的的维新运动。然而，真实常存在于矛盾之中。在假维新的过程中又实现过一部分真改革。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材料2： 八国联军的炮声彻底击碎了大清帝国对“祖宗之法”的最后一丝幻想。仅仅过去三年，曾亲手掐灭戊戌火种的西太后也发布上谕推行新政。不论慈禧太后是何想法，她将大清带上的轨道与康梁党的改革努力几乎如出一辙。当时人可能认为这是清廷在绝境中奋起的转折，但在今天若以“后见之明”看，虽然仅仅比戊戌维新迟到三年，但却基本确定新政的失败不可避免——革命党势力的愈发壮大以及地方督抚大员与中央的权力之争。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 一、呼唤共和 2、革命先声 材料1： 同盟会的成立，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而是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之下，随着革命思潮的高涨，在革命领袖孙中山周围聚集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的成立，既然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集结，也就自然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材料2：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人数多，规模大，而且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他们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西书，沐浴欧风美雨，求索新学新知。由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时代要求他们特别关注社会政治变革问题。 ——均出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晚清时期，新式学堂与留学出洋的爱国新型知识分子格外关切国内社会政治的变革，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正是这批知识分子的集结，也是日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其创建者之一的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还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自此，中国革命拥有统一的组织与明确的纲领，为推翻清王朝准备了条件。 材料1： 同盟会的成立，不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的简单联合，而是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之下，随着革命思潮的高涨，在革命领袖孙中山周围聚集了全国革命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的成立，既然是全国革命力量的集结，也就自然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材料2：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人数多，规模大，而且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他们通过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通过阅读新式报刊与西书，沐浴欧风美雨，求索新学新知。由于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时代要求他们特别关注社会政治变革问题。 ——均出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材料： 孙中山在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孙中山的早期三民主义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最进步的思想体系，“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问题的提出，帮助人们从千头万绪的复杂社会现象中抓住了要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摘编自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 5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认识到应将活动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同年5月，因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而爆发的保路运动，清廷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防务空虚。乘此机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起义。各省相继响应，清王朝的统治迅速瓦解。 二、走向共和 1、武昌首义 材料1： 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国内学界就湖北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个别学者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更多学者不认同此说，认为武昌起义具有必然性，或认为武昌起义是革命党人在两湖地区长期活动和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或归因于湖北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舆论宣传背景，归因于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新政，或指出武昌起义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等等。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材料2： （辛亥革命亲历者，后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口述）首义发生，其远因近果甚多。尤以是年三月黄花岗之役，青年学生壮烈牺牲，已博得全国同情，及同年七月因川省铁路国有风潮，激起遍地怒火。首义前数日，汉口有孙武之制造炸药失慎案，致革命党人名册被搜，清廷按图索骥，有一网打尽之可能。党人为势所逼乃匆促举事，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走，革命党人遂不战而得武昌。 ——张知本口述，沈云龙访问，谢文孙、胡耀恒记录《张知本先生访问记录》 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沸腾的铁路风潮和带有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材料2：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山东等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政府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 1911年清廷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后，四川本土路绅为维护利权及自身利益，由最初的争路保款转向"破约保路"，坚持商办，而川籍京官（如甘大璋、宋育仁）及宜昌路绅（如李稷勋）为保全川路资产，则主张接受国有、保款附股。这种关于路权归属与款项处理的分歧加剧了川绅内部的矛盾争执，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与激化。内部纷争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最终促成了清政府的镇压以及武装起义的爆发。 ——高龙《川绅路事主张分歧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以保路、保款为中心》 材料： "钢轨两条是一剪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剪破矣。"铁路是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列强通过攫取铁路的修筑与经营权，往往还能得到诸如开采沿线附近矿产、架设电线、修建支线、设置路警，甚至运兵等政治、经济、军事特权。 材料： 在晚清中国，铁路与矿产有着相似的命运，都是西方列强借以掠夺利权的对象。在列强猖狂掠夺路矿利权的形势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铁路的修造与经营管理方面的控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无论是矿务铁路总局时期，还是商部与邮传部时期，都曾试图鼓励商办铁路，或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但都由于政府财政困难与华商资本弱小，而不得不走上借洋债造路的道路。 ——均出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 6 二、走向共和 2、民国肇建 材料1： 南京《临时约法》，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取得胜利而又迅速丧权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约法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但又缺乏足以付诸实施的种种保证，它堂而皇之地悬为国典，但从它公布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遭到袁世凯的践踏，并最后被废弃。《临时约法》的命运，随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没能够挽救革命，更未能救中国。但是，《临时约法》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因此，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2： 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是为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的标志。但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并不完备，其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孰为最高行政中枢。由于总统府和国务院都被赋予了相当的行政权，而《临时约法》又“并未说明内阁是对总统或是对议会承担责任”，于是导致了一国之内同时具有两个行政中枢的二元化政体格局。从民初政治的实践上看，斯时真可谓政争不断。 ——杨天宏《中国的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 材料：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誓词》 材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制度层面上取得的成功。尽管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象征。在此后的北洋统治时期，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张勋、徐世昌，他们企图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为自己寻找专制主义合法统治依据的挣扎都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 南京《临时约法》，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取得胜利而又迅速丧权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约法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志，但又缺乏足以付诸实施的种种保证，它堂而皇之地悬为国典，但从它公布的第一天起就不断遭到袁世凯的践踏，并最后被废弃。《临时约法》的命运，随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没能够挽救革命，更未能救中国。但是，《临时约法》仍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因此，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在制度层面上取得的成功。尽管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象征。在此后的北洋统治时期，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张勋、徐世昌，他们企图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为自己寻找专制主义合法统治依据的挣扎都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材料：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覆灭的大局已定。新旧政权更迭之际，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真空。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人们结社组党、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和权利。加之浓烈民族民主氛围的刺激，社会各阶层成员，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层成员积极行动起来，创立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试图以此夺取控制权，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利益的分配。 ——熊磊《民初政党政治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7 二、走向共和 2、民国肇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于3月11日颁布，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一律平等，并以责任内阁制取代总统制，以约束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使民主共和成为合法的政治观念，但是它缺乏付诸实施的保证，也未能厘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行政中枢关系，为日后的政争埋下隐患。 （4）补充： 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此前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相比较，《临时约法》最大的不同是将已经实施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在总统之外复设“总理”是改制的标志。但《临时约法》规范的责任内阁制并不完备，要害在于改制之后未能确定总统府与国务院孰为最高行政中枢。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带有限制袁世凯专权的明显意图，但这一举措犯了因人立法之忌。 《临时约法》另一重要制度性规定是通过立法来限制行政首脑的职权发挥。其显著特征在于赋予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在利用立法权来束缚行政权的时候，却没有想到立法部门的权力也应当有所制约。这种做法与其鼓吹的分权制衡理论不相吻合，引起反对派激烈反对。 8 二、走向共和 3、清室逊位 材料1：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省响应，清政府已无法掌控国内局势。在此前后，部分满洲贵族不甘于亡国，对革命进行激烈抵抗，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不过，清政府的决策者并没一意孤行，在袁世凯的斡旋下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宣告结束对中国二百余年的统治，接受民主共和的新政府统治。此时清朝官方的“华夷观”已然呈现出稳定的表达模式与理念定式，即表现为满汉等多族群在“和而不同”理念下的相安共处，推崇以“华夏文化”为代表而非单纯“血统论”的“华夷一家”思想。 ——张丹丹、郝运《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材料2： 辛亥革命迅速完成政权鼎革，让一些论者看到了新的、有可能打破“历史循环”的因素的出现。将清帝逊位视为中国式“光荣革命”的论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伴随着的是对妥协的参与者的政治德性的赞扬，进而将这一时刻视为近代中国另一种可能性的端倪。 ——摘编自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清政府已无法掌控局势。在袁世凯的斡旋下，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结束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将治国的最高权力移交给共和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专制的终结，中国的共和之路依旧多舛。 材料： 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多省响应，清政府已无法掌控国内局势。在此前后，部分满洲贵族不甘于亡国，对革命进行激烈抵抗，如以宗室良弼、载涛等人为核心组成的"君主立宪维持会"（以下简称宗社党），坚决反对南北和议，主张在大势已去之时，退保一隅或流亡海外。革命党人彭家珍舍命行刺宗社党骨干良弼，宗社党失去重要领导核心，其后宗社党的骨干成员或流亡租界或闭门不出。而肃亲王善耆甚至选择前往东北勾结日本，以谋求复国。忠于清室的边疆地区督抚亦希望拥护溥仪迁都或另立宗室为新君延续清朝皇统。东三省总督汉军旗人赵尔巽一度致电清政府，从"大义"角度言"东省人士拥戴君主，矢死不能移，公也，非私也"，他亦曾考虑另立开明皇族，以陪都盛京为中心，在东北赓续清朝正统。不过，清政府的决策者并没一意孤行，在袁世凯的斡旋下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宣告结束对中国二百余年的统治，接受民主共和的新政府统治。此时清朝官方的"华夷观"已然呈现出稳定的表达模式与理念定式，即表现为满汉等多族群在"和而不同"理念下的相安共处，推崇以"华夏文化"为代表而非单纯"血统论"的"华夷一家"思想。《清帝逊位诏书》对民族问题做出明确交代："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是清政府官方首次对"五族共和"的公开表达，不再强调满族的首要地位，而是以"家"推及"天下"，希望华夏一统，以免生灵涂炭、列强乘虚而入，举全国之力，重新走向繁荣。正因如此，在《清帝逊位诏书》的延伸部分，清政府直言："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孚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满族统治者先"公"后"私"，确保"大一统"政权和平过渡的同时，希望尽可能地多保留特权。最终，革命派与清政府达成一致，制定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规定满、蒙、回、藏各族"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听其信仰自由"等条件，这是法律意义上民族平等的象征。正如韩东育所言："清帝逊位，是国体之让渡，而非华夷之让渡；是五族之一统，而非排满之意气；是疆域之大义，而非待遇之丰瘠。"坚守中华大义而和平退位，是对于组起（继起）的国家政权和中华民族最为有利的抉择。 ——张丹丹、郝运 材料： 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的常规，王朝更替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剧烈战争。辛亥革命却迅速完成政权鼎革。这让一些论者看到了新的、有可能打破"历史循环"的因素的出现。将清帝逊位视为中国式"光荣革命"的论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伴随着的是对妥协的参与者 的政治德性的赞扬，进而将这一时刻视为近代中国另一种可能性的端倪。然而，"光荣革命"的类比是否恰当，却是值得讨论的。正如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斯蒂夫·平克斯运用大量史料指出的那样，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绝非一场"天鹅绒革命"，而是有广泛的底层民众动员，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新教徒针对天主教徒的民众暴力事件。更何况，"光荣革命"中的关键环节是荷兰军队进入英国平定大局，这在贵族普遍跨国联姻的西欧能够得到接受，在中国的春秋战国之后，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土壤。"德性"之论更无法解释的是，为何1912年有勇气进行妥协的政治力量，到了1913年就走向了决裂和对抗。而要解释南北妥协何以走向"大决裂"，国际体系与内外关系就是不可或缺的视角。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9 三、回望共和 1、除旧布新 材料1： 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2： 辛亥革命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一个新起点。 ——左玉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皇权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通过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传播民主共和理念，是这场革命的功绩所在，也是区别于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的地方。 材料： 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材料： 1911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 辛亥革命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推倒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愧为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新社会，但它全面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把中国人由皇帝的臣民、奴隶变为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即使只是从形式上，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华民族正是从辛亥革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潮流，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一个新起点。 ——左玉河《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 10 三、回望共和 2、共和未竟 材料1：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中华民族”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主要还局限于知识精英，一般民众并不熟悉；尽管已初步形成维护民族统一和民族平等的政策，但贯彻得并不彻底，在外部势力干涉下，边疆局势并不稳定，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也时有发生。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与社会“一盘散沙”状态，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民族问题上亦复如此。 ——马敏《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重要一环》 材料2： 辛亥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依然如故，中国仍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事实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的要求，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不可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代潮流注定它只能扮演悲剧的角色。 ——刘启春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 然而革命后，列强在华势力依旧、民主共和观念传播有限、维护民族统一与平等的政策贯彻不彻底等迹象表明，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未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既无法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无法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11 后记 变法兴则国运兴，清廷失去了最佳自救机会，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材料：戊戌余音—— （1）1901年1月，慈禧默许实行新政，下诏变法。 （2）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3）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4）1911年5月，宣布“采取君主立宪制、组织内阁”。 （5）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 （6）1912年2月，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清朝统治至此结束。 12 材料1： 近代中国不少仁人志士把民主政治、民主国家的建设看成是只要努力就可以一举成功的事。第一种是“议会论”，以为只要建立像西方那样的议会，民主政治就会立即实现。第二种是“革命论”，认为一旦推翻了清王朝后，成立共和政府，建设民主的种种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中国就将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国家。第三种是“宪法论”，以为制定出一部民主宪法，便可以铲除封建专制势力，结束军阀纷争的混乱局面，使国家迅速走上民主的轨道。 ——徐宗勉《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 材料2： 陈天华：推翻清专制以后，“中国人的能力不但可以恢复，而且可以在最短时日内恢复；一旦恢复，即可享有西方民族现在享有的完全的权利”。“中国醒悟之后，发奋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后记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戊戌变法的政治民主化首次尝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践，皆未能成功，这表明中国政治民主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历程艰难曲折，无法一蹴而就，但两次失败留下的教训，终究为后继者提供了借鉴。 13 小结 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武昌起义与中华民国的建立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清末新政 民主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预备立宪 武昌起义 中华民国的建立 意义：政治、经济、思想、风俗文化 局限：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未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背景 内容 认识 兴起 发展 背景 爆发 结果 建立共和政体、颁布《临时约法》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 原因 清帝退位 就任临时大总统 14 内容 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民生主义 革命说 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 同盟会 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原因 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 不愿君主一人专利 不愿少数富人专利 具体 含义 暴力推翻清王朝 反对民族压迫 实现民族独立自主 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核定地价 涨价归公 国民共享 相互 关系 前提 核心 补充与发展 局限性 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主张 缺少具体可操作的办法 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 补充：三民主义的内容 15 1、1926年，有报纸评论说：“自从蒋介石抬出三民主义，大出风头以后，许多人都觉得主义是值钱的，于是乎孙传芳标榜三爱（爱国、爱民、爱敌），东三省有人主张三权（民权、国权、人权）。听说四川有些军人到处请教人替他们想个主义玩玩。”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 ） A、政治宣传促使各界思想趋同 B、标榜主义成为军阀自保的主要手段 C、民主思想已经成为社会潮流 D、各地军阀对三民主义理解存在差异 2、1913年，某身着日式服装的革命党人途遇一老农，老农询问其国籍，某称“予中华民国人也”。老农“忽做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被告知亦为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茫然惶然，连声说：“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这表明（ ） A、国内民众的反日情绪强烈 B、革命党人处于不合法状态 C、辛亥革命对农村影响有限 D、农民阶级不支持辛亥革命 C C 16 3、1910年，清政府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资政院议员部分由皇帝钦定，部分由选举产生。其职责包括议决国家军政大事、审议财政预算和修订法律等，议决事项须“具奏，恭候圣裁”。此次改革（ ） A、实践了英国式君主立宪制 B、加强了皇帝个人的独裁统治 C、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D、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4、法国1875年宪法规定：“总统的命令须经各部部长副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两个规定的共同作用是 （ ） A、有利于防止专制独裁 B、实现了三权分立 C、限制了总统履行职能 D、确保了民主共和 C A 17 5、辛亥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实现了从“朝代国家”向“共和国家”的转变。这说明辛亥革命（ ） A、完成中国民主政治的任务 B、促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 C、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D、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任务 6、一种名为“人造自来血”的补药曾在近代中国流行。图9和图10分别是1911年10月和11月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这两则广告的变化折射出（ ） ①革命党人把广告当作发动武昌起义的宣传工具 ②民国成立后商人积极投身中国政治变革的浪潮 ③商人利用时局巨变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④民主共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C C 18 7、“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这说明（ ） A、辛亥革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B、新文化运动具有历史必要性 C、国民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 D、君主立宪制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8、近代四川有一首民谣：“自从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万万千，也有官的商的款，最可怜的庄稼汉，一两粮也出这项钱。要办路因为哪一件？怕的是外国占路权。”与该民谣相关的历史事件（ ） A、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B、加速清朝政府的垮台 C、促使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 D、推动国民革命的兴起 B B 19 Lavf54.6.100 Lavf58.29.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