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教学讲义--2026-2027学年高一上学期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中外历史纲要（上）》第9课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教学讲义（高一历史） 适用：高一必修课堂　|　课时：1课时　|　本讲定位：两宋政治与军事的新变化 【课标要求与教学定位】 课标要求：通过了解两宋的政治和军事，认识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新变化。本课聚焦“政治与军事”板块，理解宋朝如何收拾五代十国的残局、又如何被自己埋下的隐患反噬。 教学重点：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其利弊；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评价。 教学难点：理解北宋“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过度集权带来的“三冗”问题；辩证评价宋辽、宋夏、宋金和议；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多重原因。 教学主线：解决问题→产生新问题→再解决问题。宋朝历史是这套规律的最佳样本：为治藩镇之病而集权，集权过度又生“三冗”；为解财政之困而变法，变法不成反添党争；为求偏安而屈膝，屈膝之后国势更衰。全课以“补丁式治国”的比喻串联，用故事化语言讲清制度逻辑。 【导入新课】五代十国：皇帝是个“高危职业” 讲宋朝之前，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它的“前任”——五代十国。为什么要先讲它？因为宋朝后来搞的一整套制度，说白了，都是给五代十国的“病”开的药方。 五代十国有多乱？53年，换了54个皇帝——平均一年换一个还带拐弯。很多皇帝龙椅还没坐热，就被自己的部下给“请”了下来。在五代，部下篡位是最高频的职业动作，都快成了行业惯例。 从朱温篡唐开始，“篡位”就像传染病一样传开了：朱瑱篡了后梁，石敬瑭篡了后唐，郭威篡了后汉……权谋加野心，把五代十国搅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漩涡”。 不过，乱世对野心家来说倒是“好消息”：人人都有机会当皇帝。赵匡胤身上那件黄袍，就是被一帮有野心的部下硬披上去的。他的上位之路跟前辈们没什么两样——黄袍加身、武将夺权。照这个剧本演下去，新朝代大概率也逃不过短命的宿命。 老百姓早就看惯了宫廷闹剧，都在等着看笑话：赵匡胤什么时候被谁篡？石守信还是杨光义？宋朝会是“第六代”吗？ 结果，大多数人都猜错了。后周经过郭威、柴荣两位明君的积累，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家底；赵匡胤也是个拎得清的人，没被皇位冲昏头脑。他很清楚：五代的乱，根子就在唐朝的藩镇割据。为了不当下一个朱友珪、下一个李从珂，他上台后推行了一连串加强中央集权的操作——夺武将的兵权财权，拆宰相的相权。 最终，宋朝摆脱了“短命”的宿命，成了继唐之后又一个长寿的中原王朝。可新问题也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冒了出来：用庞大的官僚体系分权，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把武将防到极致，又换来了军队战斗力的疲软。 历史，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制造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循环里往前走的。宋朝，就是这套规律的最佳样本。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讲授新课】 一、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给“五代病”开药方 本节是全课重点，建议按“病因—药方—副作用”的链条推进：先看五代十国留下的病根，再看宋太祖怎么下药，最后看这服药吃出了什么后遗症。 （一）立国与统一：先南后北的“选择题”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他就是宋太祖。当时摆在他面前最要紧的事，还不是抓权力，而是先收拾五代十国的残局。 那时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还蹲着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好几个割据政权。北汉在北边，其余都在南边。先打北还是先打南？赵匡胤最终选了“先南后北”。 为什么专门提这个顺序？因为北汉背后站着契丹（辽），那可是个硬茬子。要是先拿下北汉，立足未稳的北宋就得直接面对辽国；先把南方平定，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北汉还能在北边帮自己挡一阵。 经过十几年南征北战，公元979年，北宋终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那么，赵匡胤是怎么给五代十国的“老毛病”开药方的呢？ 五代十国的病根，就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宰相赵普一针见血：“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武将造反靠什么？靠权、靠钱、靠兵。所以赵普开的药方是八个字：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二）杯酒释兵权：一顿酒，换一场太平 削武将的权力，能顺利吗？赵匡胤自己心里也打鼓。他做事谨慎，总担心武将不满造反，先把自己“噶”了——当年李从珂就是因为没把关系处理妥当，才让石敬瑭钻了空子。于是，他决定先探探武将们的口风。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的一天晚朝，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喝着喝着，太祖叹气：“哎，最近老失眠。”将领们赶紧问：“大哥，咋了？”太祖直说：“我怕你们手下的兵搞事情，再上演一次‘陈桥兵变’。” 石守信他们一听，冷汗直冒——被皇帝猜疑可是要掉脑袋的事，赶紧请太祖指条明路。太祖也不绕弯子：“不如交出兵权，何必天天打仗受罪？买点良田美宅，请几个漂亮姑娘在家唱歌跳舞，多滋润。钱不用你们出，我这个当大哥的包了。” 说白了，就是用物质享受换兵权。这笔买卖对赵匡胤稳赚不赔：赏赐花的是国家的钱，但比起武将造反引发社会动荡，代价小得多。 石守信他们还是不安，怕的是“兔死狗烹”——历史上打完天下杀功臣的可不在少数。太祖继续画饼：“咱们还能联姻啊，我这边儿女一大堆，你们也有儿女嘛。”话说到这份上，石守信他们只能点头：“大哥说得对。”第二天上朝，禁军将领们集体递了辞职信，太祖顺势批准。 经过这一轮试探，赵匡胤心里有底了：加强中央集权这条路走得通。接下来，就是制度层面的大手术。 （三）削实权：把权力的“蛋糕”切碎 第一步，从地方到中央，大规模削夺实权派——节度使和宰相——的权力。 地方上，派文官出任各州长官，叫“知州”。这一招，节度使就变成了空壳，实权落到了文官手里。这个办法其实不新鲜——安史之乱后唐朝就试过用文官顶替武将。毕竟文官读的是圣贤书，忠君爱国的观念刻在骨子里，叛变概率低得多。 不过文官也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所以宋朝又给知州上了“紧箍咒”：在地方设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合称“四监司”，从不同条线盯着各州。这还不够，州一级再添一个“通判”，和知州搭班子：州里的公文，必须知州、通判联合签押才生效，两人互相牵制。 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就当过杭州通判。他本是京官，被贬到地方，倒也没闲着——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都是他做地方官时琢磨出来的。 于是地方上形成这样的格局：知州加通判共治一州，四监司负责监督，谁也别想在一个州里搞独立王国。 中央层面，最需要防范的是相权。历朝历代都靠分权制衡相权，宋朝沿用了这个思路：枢密院掌军权，三司掌财权，中书门下掌行政权 —— 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还有台谏机构专职监察官员。中书门下的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宰相；另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进一步分割宰相行政权。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主管全国军政调遣，但不直接统领军队；三司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长官三司使号称 “计相”，总管国家财政收支。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三者互不统属，各自直接向皇帝汇报，形成 “二府三司” 的中枢格局。 宋代台谏包含御史台与谏院，御史台负责纠察百官过失，谏院原本规劝君主，宋代重心转向弹劾宰相与朝廷重臣。台谏官员独立于宰相任免，不受行政长官约束，可以直接上书弹劾宰执大臣，形成对相权的独立监察压力。 这套制度贯彻宋代 “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的祖宗之法，通过权力拆分、机构互制、独立监察，把军政、财政、行政、监察权力分散在不同机构，杜绝宰相一人总揽大权，强化君主专制。但分权制衡也带来机构重叠、官员数量增多、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加重等弊端。宋神宗元丰改制，裁撤三司，恢复三省体制，中枢机构有所调整；到南宋，宰相往往兼任枢密使，相权有所回升。 军队这边还有个细节：枢密院有调兵权但没有统兵权，“三衙”有统兵权但没有调兵权。以前宰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现在军权被彻底剥离。想想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高俅欺负成那样——其实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教头只是从八品下的芝麻官，上面还有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正五品）。一个从八品的小武官，在权力的漩涡里翻不起浪花，被欺负也是“顺理成章”了。 （四）制钱谷与收精兵：钱和枪都攥到中央 第二步是收财权，即赵普说的“制钱谷”。 先改赋税收缴方式。唐朝的税是节度使先收、再上交中央——钱从节度使手里过一遍，他还能老实交齐？各种截留留存，就成了地方势力坐大的经济基础。宋朝改设转运使，直接把税收收归中央，地方没了做手脚的空间；中央层面设三司分理财政——还记得吗？这也是拆分宰相权力的配套动作。 权和钱都收回去了，地方搞叛乱还差一样东西：军队。这就是第三步“收精兵”。 回想唐朝，对外胜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精锐部队都在前线，但也埋下“外重内轻”的隐患。宋朝反着来：最精锐的部队全放在皇帝眼皮底下——地方精兵编入禁军，禁军的主责就是拱卫京师。 不过京城大多数时候用不着“重兵拱卫”，地方真有战事，禁军也会调出去支援。但禁军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皇帝怕你跟地方勾结，所以定期换防。 禁军调哪儿、怎么换防，枢密院说了也不算。中国古代调兵认“虎符”：枢密院要调兵，得先经皇帝批准，把命令下到殿前司，再由殿前司发虎符给禁军。枢密院不能跳过流程直接下令。 这就是“调兵”与“统兵”分离的奥妙：调兵的不带兵，带兵的不能调兵，谁都没法攒出造反的本钱。 看到这里很多人已经晕了：为啥要把简单的事情搞这么复杂？答案就俩字：集权。除了皇帝，所有人的权力都被拆得七零八落，叛乱的可能性就被摁死了。 为了避免重蹈藩镇割据的覆辙，宋朝在军事上“矫枉过正”：全国精兵大多集中在开封附近当“禁军”，地方上几乎没有正规军，只有“厢军”——大多从流民、乞丐、无业游民中招募，很少训练，主要干修河堤、搞生产的活儿。地方上权、兵、钱全没了，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所以宋朝以后（除了清初三藩之乱），再没发生过地方反叛中央的事。 （五）矫枉过正：“三冗两积”的隐患 但凡事都有代价。这套体制下的官员，都是“执行者”——不用多动脑子，照着上面的命令办就行。时间一长，效率低下、因循守旧成了风气，官僚系统普遍怕犯错。 宋朝这套系统全靠文人：知州、通判是文官，枢密院长官也是文官。这么多文官哪儿来？扩大科举录取规模呗。可长期“重文轻武”，社会风气整个翻转：读书有前途，当兵没前途。最终反馈到军队，就是战斗力一落千丈。 要知道，汉民族曾经是尚武的——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总能历尽磨难笑到最后。可北宋之后呢？从辽到金，从蒙古到满清，汉民族的尚武精神被一点点消磨殆尽。 再看这套分权体制的成本：原来一个人的活，拆给三个人甚至更多人干；原来一个官位，现在要养N个官。官僚系统迅速臃肿。为了社会稳定，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也大量被“收编”进军队。臃肿的官僚加上膨胀的军队，等于沉重的财政负担。冗官、冗兵、冗费，加上积贫、积弱，合称“三冗两积”。 赵匡胤定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国策，终宋一朝，要害部门全是文人，武将进不了决策圈。仅有的两位进入决策层的武将——狄青和岳飞，一个被迫辞职、抑郁而终，一个以“莫须有”罪名被处死。原因都一样：怕武将拥兵自重。 宋朝还玩出个花样：官员的“官”和“职”是分离的。当上中书令，不一定能参与朝政；挂着“起居郎”的名头，不一定负责记言行。“官”只代表级别和俸禄，“职”才是管具体事的岗位。比如包拯的官号是“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个是空头衔。这在宋代是普遍现象，文官系统里“叠床架屋”、重复制衡，到处是冗官废官。 在宋朝当官想干点实事，太难了：财权、人事权都拆得很散，一个项目要过重重审批、反复讨论，一堆不相干的官员掺和进来，最后还要中央确认。一审、二审、终审，开会讨论半年，还是没个眉目，最后不了了之。 这种“强干弱枝”，最终坑了自己。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各地州府根本无力抵抗，连组织一次有效撤退都难——做个决策，好几个部门提不同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束手就擒。 这里还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地方一级政区的面积。面积大，地方官控制力强，应对突发事件时能组织大范围抵抗，但中央难控制，容易分裂（如东汉、唐）；面积小，皇帝好控制，但地方太散，遇到大起义或外敌入侵，组织不起有效抵抗（如宋、明）。 数据最扎心：太祖开国时军队20万，太宗时66万，到仁宗时竟达125万。宋朝搞募兵制，职业士兵一入伍就在营里待着，从18岁干到60岁退役，吃穿全包，成本高得吓人。官员呢？唐太宗时中央官员只有600多人，宋仁宗时中央内外属官超过17000人，差了几十倍——可北宋疆域还不到唐代的一半！仁宗办丧事，给百官和驻军赐酒赐肉，开封城居然一只羊都没剩。 宋朝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80%，北宋财政总收入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可惜钱没花到刀刃上。所以说，北宋初年的集权措施有利有弊：地方军事力量太弱，没人能抵抗外敌，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 二、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北方那堵“漏风的墙” 本节建议用“地图+数据”推进：先看北宋丢了什么屏障，再看它拿什么换和平，最后追问为什么它总打不赢。 （一）燕云十六州：丢掉的“金钟罩” 虽然北宋统一了中原，但按汉朝、唐朝的标准看，它其实没完成“国家统一”。哪怕按秦朝疆域算，北宋也少了很多地方。其中最要命的一块，就是燕云十六州（又叫幽云十六州），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全境和山西、河北的部分地区。 这块地方既重要又有深意——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历史意义俱全，所以北周、北宋的皇帝们一直梦想收复它。 为什么重要？它在长城以南。修长城是为了防北方游牧民族，可长城以南的土地都被人占了，游牧骑兵南下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接冲到黄河边。所以燕云十六州既是“自古以来”的中原领土，也是战略防御的生命线。 看华北地形就懂了：华北自古有游牧、渔猎民族活动，人家战斗力、机动力都强。中原强盛时能击败他们，却难以斩草除根；王朝一弱，就挡不住他们进攻。所以从战国起就修长城，把外族的多点攻击给挡住了。可修长城既要花钱，还得依托山地——燕云十六州山脉纵横，正好是修长城的天然依托，它就是华北的“金钟罩”。燕云以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也修不了长城，骑兵可以肆意攻击关城堡寨，甚至绕道直扑腹地。后来宋朝对辽、金那么被动，根子就在这里。 可拿下燕云十六州谈何容易。第一，它是被“送”出去的——当年石敬瑭为了抱契丹大腿，把这块地拱手让人。它不是被侵略丢的，从法理上讲，确实已经是辽国的领土。第二，中原经济文化领先一大截，燕云十六州被汉民族深度开发，一下子成了辽国的经济中心，到嘴的肥肉辽国怎么会吐出来？面对北宋北伐，辽国也是全力以赴。 结果，北宋两次北伐燕云，都以惨败告终——不是一般失败，是惨败。辽军反守为攻，大举南下，一马平川直抵黄河北岸，而开封就在黄河南岸。 宋真宗吓得想跑路，全靠宰相寇准死命劝住，才到前线督战。皇帝亲征确实提气，加上辽军已兵临城下，将士们拼死抵抗。相持不下之际，双方选择和谈。 1004年冬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维持已有边界，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宋是兄。当然，当大哥得有当大哥的样子：每年给辽国一大笔钱物，叫“岁币”。从此宋辽维持了近百年和平，北宋北部边防总算安稳下来。 （二）宋夏关系：打不赢的邻居，谈不拢的买卖 不过天下没太平多久，宋朝的主要对手换成了西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原本是唐朝的节度使，宋朝建立后以藩属身份臣服。 宋仁宗时，党项首领李元昊直接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在宋朝眼里就是叛乱，于是宋朝以讨逆名义开战——结果屡战屡败。 但西夏也没占到多少便宜。中原经济文化发达，西夏很多东西都要从宋朝买，可一打仗，宋朝就不卖给你了——布帛、铁器、盐全断供。西夏只好找辽国买，辽国乐得当“中间商”，拼命抬价。西夏跟宋朝打得越久，辽国这个奸商赚得越多。西夏也打不下去了。 最终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保留帝号），北宋每年给西夏钱物，叫“岁赐”。注意区别：给辽国叫“岁币”，给西夏叫“岁赐”——因为西夏名义上称臣，是“赐”给臣子的。 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宋朝打仗不行，但中原经济文化先进，辽、夏的物资命脉被中原拿捏。结果就是互相妥协，拿钱换和平，维持了几个政权并立的格局。 （三）北宋军队为什么总是打不赢 为什么宋军总是吃瘪？不妨从战场和制度两个角度来分析。 先看战场因素。第一，燕云十六州不在手里，丢了最关键的防线，辽军南下毫无阻碍。黄河也挡不住人——冬天黄河结冰，骑兵照样过河。第二，燕云十六州还适合养战马，而北宋最好的养马地，西北在西夏手里、燕云在辽国手里。有同学说：马养在马圈里不行吗？不行。战马必须大范围放养，圈养的马平时不跑，上了战场根本跑不动——就像你平时不锻炼，突然让你跑一万米，肯定趴窝。可总不能把种粮的地全拿来养马吧。所以北宋始终没有像样的骑兵。当时北宋已经有了重步兵、床子弩这些新装备，但冷兵器时代的最强战力，还是骑兵。 再看制度因素，问题更多。第一，兵源素质。宋朝实行募兵制，本质是“花钱雇人当兵”，教材上说得明白：“不收为兵，则恐为盗”——把可能当强盗的人收进军队。为了钱来当兵和为了保家卫国来当兵，战斗力能一样吗？第二，建制错位。边军不是精锐——精锐都在皇帝眼皮底下拱卫京师。边军本身战斗力不行，禁军又缺实战锻炼，再精锐的部队，不打仗也会废掉。边军废、禁军也废，宋军能赢才怪。 更要命的是，军队打仗不行，花钱倒是一把好手。募兵的目的是维稳，结果破产农民没出路都来当兵，军费恶性膨胀。课本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剩下六分之一呢？养官了。这么多兵、这么多官，国家财政不崩才怪。北宋虽富，也经不起这么造，严重的财政危机就此出现。 三、王安石变法——一场“手术”的成与败 本节建议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为什么必须变法？变法动了谁的蛋糕？变法为什么失败？可组织课堂辩论或角色扮演。 （一）庆历新政：先行试刀的人 既然社会危机来自“三冗两积”，那就从这儿开刀。首当其冲的，是改变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 宋仁宗启用范仲淹改革。范仲淹有皇帝撑腰，毫不手软，发起了以整顿官僚队伍为核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一是取消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就能当官的“门荫”制度；二是加强官员政绩考核，能者上、庸者下，贪官庸官该摘帽就摘帽。 可范仲淹动的是最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能让他好过？反对势力疯狂攻击，庆历新政只撑了一年就流产了。 （二）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大动作 庆历新政的失败，让北宋的危机不断加深。宋神宗上台时，朝野上下都喊着要改革。可看这段历史有时觉得他们脑回路奇怪：既想改变，又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但改革要成功，就得有人让利——不然钱从哪儿来？难道继续剥削农民？ 是的，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某种意义上还真是在“继续剥削农民”。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涉及农业、商业、军事、科举、教育等领域，基本原则是加强国家对各领域的管控，目标是富国强兵。 富国方面：官府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力图在调控经济的同时开辟财源。前者是“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农民可以向政府贷款，收成后还贷；后者是搞行会——在开封做生意要加入各种行会，做餐饮进餐饮行会，卖茶叶进茶叶行会。此外还有募役法（不想服徭役就交钱，官僚也要交）、方田均税法（核实土地、按量按质征税）、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 强兵方面：保甲法——把农村人户编制起来，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户出一人为保丁，平时种田、农闲练兵，想用“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取代募兵制。 结果呢？富国的目标勉强达成——国家财政收入确实涨了，但富的是国不是民，百姓负担更重；强兵的目标彻底失败——北宋与西夏再开战，再一次战败。 （三）变法为何失败：好经为什么念歪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比如青苗法，表面是为农民着想，帮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但别忘了，政府的目的是赚钱。既然要赚钱，放贷就得考虑收回。真正困难、急需贷款的农民，政府反而怕他们还不起，不敢贷；有偿还能力的、不缺钱的，政府为了完成任务，硬塞钱也要贷。这就好比晴天借伞、雨天收伞——跟现在人们对银行的吐槽一模一样。 行会呢？纸面上能调控经济：粮价高时放粮压价，粮价低时收粮抬价，调节供需。实际操作却变成对小商贩的剥削：想做生意？先入会；想入会？先交会费。好比街上只许有店面的人做生意，摆摊的必须去租店。小商贩被会费掏空老底，市场波动时又没议价权，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 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把官僚集团得罪透了。当官的原先不用交钱，现在也要交役钱，心里能爽？方田均税法更得罪人：以前官僚官官相护，家里100亩地只报10亩，剩下90亩逃税；现在重新丈量土地，藏匿的90亩也要交税，官僚们恨得想把王安石下锅煮了。 说白了，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没有提高社会总体生产力，只是变着法从百姓和官僚手里拿钱。 强兵失败，是搞错了问题的本质。宋军战斗力低下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募兵制——或者说，锅不该甩给募兵制，问题在军队建设的思路：这支军队存在的目的是维稳，不是打仗。募兵制还是府兵制，只是招兵手段不同。明朝戚继光抗倭也是募兵制，从义乌招募的士兵勇猛善战，说明问题根本不在募兵制。 这次变法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让朝廷陷入没完没了的新旧之争。宋朝政治本来不兴“站队”，王安石变法直接把统治集团搞分裂了，北宋由此走向衰亡。 （四）千秋功罪：众说纷纭的王安石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是绕不过去的历史事件。这场11世纪的改革虽然不成功，近代以来却备受赞誉：梁启超专门写《王安石传》大加褒扬；列宁那句“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被频繁引用；王安石本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气概，一个多世纪以来被改革家们推崇。 可在当时，变法争议极大，反对者众多：司马光与王安石曾是好友，最后势不两立；欧阳修极力反对青苗法；苏轼认为王安石性格执拗、听不进意见；苏洵写了篇《辨奸论》影射他；文彦博由欣赏转为反对；曾巩是同乡加好友，也由赞转反；程颐对“新学”完全否定；南宋朱熹骂王安石“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连亲弟弟王安国都在皇帝面前历数哥哥的不是。 细看这些反对者，无论文化素养还是道德品行，都堪称时代楷模。而且欧阳修、司马光早在王安石之前就倡导改革，为什么王安石一来，他们不约而同举起反对大旗？说到底，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而王安石又太急于求成，加上识人不明、用了一帮口碑差的“猪队友”，一场变法把保守派和老百姓都得罪了。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官僚体系庞杂，政令层层传达会不断走样，好的初衷到了基层可能变成恶政。王安石年轻时在小县城试点青苗法，效果不错，说明他确实有理财头脑。可好政策推广到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一刀切”出了大问题：青苗法规定年息两分（20%），中央定的标准就够高，到地方又被官僚层层加码，到农民手里利息远超20%——原本要打击高利贷，结果利息比高利贷还高。手续还麻烦，借贷一次脱层皮，真正急需的农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耽误农时。 更糟的是：想贷的贷不到，不想贷的被逼着贷。中央的好政策到地方变成硬性摊派，官员把贷款指标当政绩，不管你有没有需要，鼓动亲戚朋友也得完成指标。好好的利民政策，演变成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很快，反对变法的“旧党”和支持变法的“新党”撕得不可开交，史称“新旧党争”。旧党核心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本来跟王安石关系很铁，变法后一个个闹掰了，王安石还挺轴，把他们全赶出京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大家听过，王安石变法期间，就数他“砸场子”砸得最凶——一气之下跑到洛阳，给后世皇帝编了本教科书，就是《资治通鉴》。 王安石下野后，新旧党争让大宋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混乱：时而皇帝用新党打击旧党，时而太后用旧党打击新党；时而把王安石捧上天，时而把他列为头号奸臣。直到新党代表蔡京攫取改革果实，把北宋彻底带向毁灭。宋朝灭亡后，士大夫们还在为王安石争论，多数持否定态度。直到近代梁启超为他翻案，赞他“三代以下唯一完人”，王安石才以正面形象示人。 四、南宋的偏安——半壁江山的悲歌 本节建议用“抉择”串联：宋徽宗的选择、赵构的选择、秦桧的选择，一步步把北宋推下悬崖、把南宋钉在偏安的位置上。 （一）靖康之耻：北宋的落幕 新旧党争一路延续到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是个艺术家，书画造诣很高，可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把他放到了政治家的位置上。 不擅长政治的人当皇帝，野心家就有机可乘。朝廷被蔡京、童贯一伙奸佞把持，政治黑暗到极点。内有方腊、宋江起义，外有金朝崛起，内外交困，北宋危在旦夕。 有同学问：北宋的外部威胁怎么从辽变成金了？这得说说辽国的新皇帝天祚帝——他政治上比宋徽宗还不靠谱，辽国也是内忧外患。宋辽果然是“兄弟之国”，哥俩同时选了不靠谱的皇帝，真该碰一杯。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后起兵反辽，辽军主力很快崩溃。这时辽国叛徒李良嗣跑到宋朝，献上“联金灭辽”的计划。 宋徽宗一听：好主意！以前打不过辽国，现在可以痛打落水狗，收复燕云十六州，我岂不是要成为宋朝最伟大的皇帝？ 宋朝派人跟金国谈成“海上之盟”：金从北面攻辽，宋从南面攻辽，灭辽后燕云十六州归宋。 这计谋听着还行，战略上却是大错：金比辽强大，联合灭辽后，宋朝就要直面金国——占小便宜吃大亏！更何况宋军连辽都打不过，敢直面金国？ 可宋徽宗政治水平就那样，艺术家分析战略，容易犯浪漫主义错误，把问题想简单，只盯着眼前蝇头小利。结果童贯率军攻辽，还是输了——辽国人都“爆气”了：你跟我签了澶渊之盟，现在背信弃义跟金国勾搭，背后捅刀子，我打不过金国还打不过你？ 宋朝的腐朽无能，金国看得一清二楚。灭辽后，金把目标转向既无能又富庶的宋朝。金兵很快打到开封，宋徽宗自己退位当太上皇，把烂摊子丢给儿子宋钦宗。 宋钦宗真冤：老爹搞出烂摊子自己不收拾。可他也不是当皇帝的料，比徽宗还怂，直接向金乞和。金国一边假装讲和，一边备战。最终东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两位皇帝、王妃、王室三千余人，连同大量金银文物、史书典籍被押往金国，北宋灭亡。因钦宗年号“靖康”，史称“靖康之耻”。 （二）岳飞之死：主战与主和的博弈 皇亲宗室被掳得七七八八，只剩康王赵构能当新皇帝。靖康之变后，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后定都临安，史称南宋，他就是宋高宗。 金国没打算放过南宋，赵构脑子里只有“逃跑”二字，一路南逃：先到扬州，再到临安。金军目标明确——追着皇帝打，你逃到哪儿我打到哪儿。 好在有长江天险。赵构逃到江南总算松口气。金兵打到长江也犯难：战线太长、后勤跟不上；不熟悉江南水网，北人不会水战。 更重要的是，宋军战斗力明显提升——为什么？以前当兵是混口饭吃，现在是为了保家卫国、报仇雪恨，战斗力自然不同。其中尤以岳飞的“岳家军”最突出，在抗金前线节节胜利，金军南下的脚步被挡住了。 形势一片大好，南宋朝廷却拖后腿。朝中分成两派：主战派要北伐收复失地，“直捣黄龙”；主和派以秦桧为代表，主张放弃江北，以屈辱换偏安。 两派吵个不停，皇帝的态度却暧昧摇摆：北伐捷报传来就振奋，想继续打；稍微遇挫就想投降。最终，高宗在秦桧推波助澜和自己的软弱摇摆下，选择了屈辱求和——以牺牲岳飞为代价，换取政权偏安。 壮志难酬的岳飞，没有死在战场，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是每个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扼腕叹息的事，秦桧这类主和派，也被后世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三）绍兴和议：偏安的代价 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划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缴纳财物，叫“岁贡”。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向游牧民族称臣。汉唐不提，就算北宋打败仗，也只是跟辽国当“兄弟”，从没称过臣。宋高宗真是把祖辈的脸都丢光了。 仅仅二十年，宋高宗就把国仇家恨忘了个干净，用各种屈辱方式换来南宋偏安。此后宋金又打了几仗，南宋地位略有上升，不再称臣，改称“世为侄国”，继续维持南北对峙，直到蒙古崛起。 【课堂小结】 把今天的内容串起来，主线很清晰：宋朝历史，就是“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产生新问题”的过程。 五代十国的问题是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宋太祖用“杯酒释兵权”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把权力收回中央：地方上文官知州加通判加四监司层层制衡，中央把宰相的军、财、政权拆给枢密院、三司、中书门下，军队“调兵”与“统兵”分离。藩镇问题解决了，地方再没反叛过中央，但新问题来了：官僚叠床架屋、军队越养越多，形成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 外部同样棘手：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中原没了屏障，只能靠澶渊之盟的岁币换和平；西边西夏屡战屡败，又用岁赐买平安。岁币、岁赐，都是拿钱换和平。 内部危机逼出王安石变法：青苗、募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想富国强兵，结果富国勉强、强兵无望，还搞出新旧党争，耗光北宋元气。 外部变局压垮北宋：联金灭辽是占小便宜吃大亏，靖康之耻终结北宋；赵构南渡建立南宋，靠长江天险和岳飞暂时稳住局面，最终却以牺牲岳飞为代价签下绍兴和议——1141年南宋向金称臣、缴岁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向游牧民族称臣。南宋的偏安，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下节课，我们进入第10课《辽夏金元的统治》，看看在宋朝偏安的同时，辽、夏、金这些政权又是如何在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 【板书设计建议】 （一页式板书，供课堂板演参考） 表1　宋朝的“补丁式治国”主线板书 板块 问题 “药方” 新问题 集权 藩镇割据、武将跋扈 杯酒释兵权；稍夺其权（知州、通判、四监司、分割相权、调统分离）；制其钱谷（转运使）；收精兵（禁军、换防、虎符） 三冗两积、积贫积弱 边防 燕云十六州丢失、军力疲弱 澶渊之盟（岁币）；宋夏和议（岁赐） 财政负担加重、被动挨打 变法 政治风气因循守旧 庆历新政（流产）；王安石变法（青苗、募役、方田均税、农田水利、保甲） 新旧党争、统治集团分裂 偏安 金灭北宋 南宋建立；绍兴和议（称臣、岁贡） 偏安江南、国势日衰 【课后思考与练习】 1．结合所学，概括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并辩证分析其利弊。 参考答案：措施包括削实权（地方设知州、通判与四监司，中央分割相权、枢密院与三衙分权、调兵统兵分离）、制钱谷（设转运使将税收收归中央）、收精兵（地方精锐编入禁军拱卫京师、定期换防）等。利：解决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问题，此后地方基本无力反叛中央。弊：官僚机构臃肿、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弱，形成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国家积贫积弱，边防屡屡受挫。 2．为什么北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受挫？请从战场与制度两方面说明。 参考答案：战场因素：燕云十六州缺失，失去长城屏障，华北平原无险可守；黄河冬季结冰，难以构成防御；缺乏养马地，骑兵力量薄弱。制度因素：募兵制下兵源素质参差；精锐禁军驻守京师、缺乏实战锻炼，边军战斗力弱；军队职能偏向维稳而非作战；军费开支庞大，财政不堪重负。 3．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谈谈你的认识。 参考答案：变法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遭到强烈反对；王安石急于求成、识人不明；部分措施在执行中层层走样（如青苗法利息过高、硬性摊派），加重百姓负担；经济改革未能提高社会总体生产力；强兵措施未抓住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此外，变法引发新旧党争，导致统治集团分裂，加速了北宋的衰落。 4．为什么说绍兴和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向游牧民族称臣”？结合宋辽关系说明其意义。 参考答案：北宋与辽订立的澶渊之盟，双方以“兄弟”相称，北宋送岁币但不称臣；而绍兴和议中南宋向金称臣并缴纳岁贡，政治地位更低。这反映出两宋对峙时期中原王朝国力的下降，标志着南宋偏安格局的定型，对后世影响深远。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