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教学设计--2026-2027学年高二上学期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课题名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章节

第三单元 第8课

教材分析

本课是第三单元“法律与教化”的第8课，下启第9课“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第10课“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教材以时间为纵轴，分为三目：第一目“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从夏商西周的“敬天保民”到春秋战国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展现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的思想交锋；第二目“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梳理律令儒家化、《唐律疏议》的诞生、礼法结合的定型；第三目“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展现《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律例合编、乡约与法律的合流。教材揭示了我国古代法律与教化“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演进规律，是中华法系独特性的集中体现。

学情分析

高二学生在必修课程中已经学习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制度等基础知识，对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典有初步了解。但学生对“礼法结合”的具体内涵、“律令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缺乏深入理解，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家训、乡约案例来建立感性认识。

核心素养目标

唯物史观：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法律与教化制度的演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时空观念：将法律与教化的演变置于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的时空条件下考察。

史料实证：通过研读叔向致子产书信、《唐律疏议》条文、《颜氏家训》原文等史料，实证“礼法结合”的演进过程。

历史解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律令儒家化”和“礼法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

家国情怀：通过了解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独特智慧，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自豪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子产“铸刑书”与早期的德治法治之争；《唐律疏议》的诞生与礼法结合；《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律例合编；乡约与法律的合流。

教学难点：理解“律令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理解“礼法结合”作为中华法系核心特征的内涵与影响。

教学方法

议题式教学法：以“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如何实现‘礼法结合’？”为总议题。

案例探究法：以子产“铸刑书”、唐律“供养有阙”、颜之推《颜氏家训》、王阳明《南赣乡约》等典型案例为载体。

对比分析法：通过先秦儒法之争、唐律礼法条文、明清乡约律条，凸显“礼法结合”的演进轨迹。

课堂导入

同学们，我们先看两段材料。

第一段材料：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他把国家的刑法铸在一口大鼎上，摆在王宫门外，让所有百姓都能看到。晋国大夫叔向听说后，连夜派人送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开头就说：“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当初我对您寄予厚望，现在全完了。）

第二段材料：《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子孙不听从父母教令、不供养父母的，判两年徒刑）；“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骂祖父母的处绞刑，殴打的处斩刑。）

为什么子产要把法律铸在鼎上？为什么唐代法律对“不孝”的惩罚如此之重？中国古代的法律与教化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教学过程

总议题：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如何实现“礼法结合”？

议题一：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从“铸刑书”到儒法之争

本议题教学目标：理解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掌握先秦儒法之争的核心分歧。

（一）教师讲授

1. 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子产“铸刑书”。

教材要点：

夏商时期，君王及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残害奴隶。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建立了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诸侯国君纷纷寻找治国新思想，其中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最大。

《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

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春秋时期。

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

解读：子产“铸刑书”是中国由习惯法进入成文法的标志性事件，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

例：公元前536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在一口青铜大鼎上，摆放在王宫门口，让百姓都能看到。在此之前，法律是贵族掌握的“秘密武器”，百姓不知犯罪后果，贵族可随意定罪。子产公开法律后，晋国大夫叔向连夜写信反对，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他认为法律公开会让百姓钻空子、不敬上级。子产只回了一句：“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次“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打破了秘密法传统，具有划时代意义。

2. 儒法之争：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交锋。

教材要点：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

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建议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商鞅在秦国颁行了一系列法令，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权益。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

相反，法家思想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秦王嬴政读过韩非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法家思想的指引下，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