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教学设计--2026-2027学年高二上学期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该高中历史教学设计聚焦中国古代法治与教化“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演进规律，以子产“铸刑书”引发叔向反对、《唐律疏议》严惩“不孝”等材料导入，梳理先秦儒法之争、秦汉隋唐律令儒家化、宋元明清律例合编与乡约合流的脉络，搭建历史发展学习支架。 该资料以“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如何实现‘礼法结合’？”为总议题统领教学，通过史料实证（如《唐律疏议》“供养有阙”条文、《颜氏家训》原文）和历史解释，结合案例探究与对比分析，帮助学生理解“礼法结合”内涵及历史必然性，提升史料辨析与历史思维能力，为教师提供逻辑清晰的教学框架，高效落实核心素养。

高中历史新版教材选择性必修1《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教学设计 课题名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章节 第三单元 第8课 教材分析 本课是第三单元“法律与教化”的第8课，下启第9课“近代西方的法律与教化”、第10课“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教材以时间为纵轴，分为三目：第一目“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从夏商西周的“敬天保民”到春秋战国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展现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的思想交锋；第二目“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梳理律令儒家化、《唐律疏议》的诞生、礼法结合的定型；第三目“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展现《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律例合编、乡约与法律的合流。教材揭示了我国古代法律与教化“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演进规律，是中华法系独特性的集中体现。 学情分析 高二学生在必修课程中已经学习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唐制度等基础知识，对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典有初步了解。但学生对“礼法结合”的具体内涵、“律令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缺乏深入理解，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家训、乡约案例来建立感性认识。 核心素养目标 唯物史观：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法律与教化制度的演变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时空观念：将法律与教化的演变置于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的时空条件下考察。 史料实证：通过研读叔向致子产书信、《唐律疏议》条文、《颜氏家训》原文等史料，实证“礼法结合”的演进过程。 历史解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律令儒家化”和“礼法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 家国情怀：通过了解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独特智慧，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自豪感。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子产“铸刑书”与早期的德治法治之争；《唐律疏议》的诞生与礼法结合；《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律例合编；乡约与法律的合流。 教学难点：理解“律令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理解“礼法结合”作为中华法系核心特征的内涵与影响。 教学方法 议题式教学法：以“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如何实现‘礼法结合’？”为总议题。 案例探究法：以子产“铸刑书”、唐律“供养有阙”、颜之推《颜氏家训》、王阳明《南赣乡约》等典型案例为载体。 对比分析法：通过先秦儒法之争、唐律礼法条文、明清乡约律条，凸显“礼法结合”的演进轨迹。 课堂导入 同学们，我们先看两段材料。 第一段材料：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做了一件震动天下的大事——他把国家的刑法铸在一口大鼎上，摆在王宫门外，让所有百姓都能看到。晋国大夫叔向听说后，连夜派人送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开头就说：“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当初我对您寄予厚望，现在全完了。） 第二段材料：《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子孙不听从父母教令、不供养父母的，判两年徒刑）；“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骂祖父母的处绞刑，殴打的处斩刑。） 为什么子产要把法律铸在鼎上？为什么唐代法律对“不孝”的惩罚如此之重？中国古代的法律与教化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教学过程 总议题：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如何实现“礼法结合”？ 议题一：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从“铸刑书”到儒法之争 本议题教学目标：理解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掌握先秦儒法之争的核心分歧。 （一）教师讲授 1. 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子产“铸刑书”。 教材要点： 夏商时期，君王及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残害奴隶。西周统治者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建立了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诸侯国君纷纷寻找治国新思想，其中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最大。 《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春秋时期。 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 解读：子产“铸刑书”是中国由习惯法进入成文法的标志性事件，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 例：公元前536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将刑法条文铸在一口青铜大鼎上，摆放在王宫门口，让百姓都能看到。在此之前，法律是贵族掌握的“秘密武器”，百姓不知犯罪后果，贵族可随意定罪。子产公开法律后，晋国大夫叔向连夜写信反对，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他认为法律公开会让百姓钻空子、不敬上级。子产只回了一句：“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这次“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打破了秘密法传统，具有划时代意义。 2. 儒法之争：德治与法治的思想交锋。 教材要点：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 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建议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商鞅在秦国颁行了一系列法令，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权益。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 相反，法家思想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秦王嬴政读过韩非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在法家思想的指引下，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 解读：儒法之争的本质，是“人性善”与“人性恶”、“德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路线分歧。 例：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变法。为树立法律威信，他在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宣布：“谁能搬到北门，赏十金！”无人相信，商鞅加赏到五十金。一名壮汉试着扛到北门，商鞅当场兑现。百姓这才相信法令必行。这与儒家截然不同：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主张“省刑罚，薄税敛”。但在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代，各国君主急需的是富国强兵的硬手段，而不是道德说教。法家韩非尖锐地批评儒家：“不务德而务法”——君主不必谈什么仁义道德，只要牢牢抓住法（法律）、术（权术）、势（权势）这三样法宝，就能驾驭臣下、统治百姓。韩非还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法律作为全民教材，用官吏作为全民老师。秦王嬴政读到韩非著作后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国依靠法家思想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 （二）师生活动 议学情境：展示材料。 材料一：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青铜鼎上公之于众。叔向致信子产：“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 材料二：商鞅“南门立木”，赏罚必信。韩非提出“不务德而务法”，以法、术、势驾驭臣下。秦王嬴政读韩非书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材料三：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议学任务： 结合材料一，说明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并分析叔向反对的理由。 结合材料二和材料三，比较法家与儒家治国思路的根本分歧。 综合三则材料，分析为什么法家思想在战国时代胜出，而儒家德治思想未被重用？ 请各组提取关键词，概括“先秦德治与法治之争”的核心内涵，派代表用一段话发言。 学生活动：4人小组讨论，4分钟后派代表发言。 预设学生回答： 第一问：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第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第二，让百姓明白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法律从“秘密主义”走向“公开主义”；第三，撼动了贵族特权，具有进步意义。叔向反对的理由：他认为法律公开会让百姓“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拿着法律条文争辩、钻空子，不再看重道德礼仪，从而动摇贵族权威。 第二问：法家与儒家的根本分歧：第一，人性论不同——儒家认为人性善，法家认为人性恶；第二，治国思路不同——儒家主张德治，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明确的法律和刑罚约束百姓；第三，对君主的要求不同——儒家要求君主“为政以德”“施仁政”，法家要求君主“不务德而务法”，以法、术、势驾驭臣下。 第三问：法家思想在战国胜出的原因：第一，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激烈，各国君主迫切需要富国强兵的现实方案；第二，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通过明确的法律和严厉的奖惩，能迅速集中国力；第三，法家满足了君主专制的愿望。而儒家德治思想“省刑罚，薄税敛”，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因此在战国不被重用。 第四问：（学生展示关键词，应体现：铸刑书、成文法、公开主义、叔向反对、儒法之争、人性善/人性恶、德治/法治、礼法之争等。） 教师总结：同学们的分析非常深刻！材料一让我们看到子产“铸刑书”作为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划时代意义，以及叔向所代表的贵族对法律公开的恐惧；材料二和材料三让我们清晰把握儒法两家治国思路的根本分歧。在战国那个“大争之世”，法家思想因其富国强兵的现实效用而胜出，但儒家德治思想并未消亡——它在汉朝以后与法律融合，开启了“礼法结合”的新篇章。 议题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律令儒家化与《唐律疏议》 本议题教学目标：掌握律令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理解《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典范意义。 （一）教师讲授 1. 秦汉法律体系的奠基。 教材要点：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此后，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 汉朝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二年律令》等出土简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秦律和汉律的认识。 秦汉朝廷还发布法律文告，称“令”。律和令都具有法律效力。 解读：秦汉奠定了“律”与“令”相结合的法律体系，但此时法律尚未与儒家礼教深度融合。 例：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包括《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等，让现代人看到了秦律的面貌。其中一条规定：“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偷一片桑叶罚苦工三十天，可见秦律之严苛。汉朝丞相萧何在秦律基础上制成《九章律》，增加户、兴、厩三篇，基本沿袭秦律框架，但此时法律尚未与儒家礼教深度融合。 2. 律令儒家化：法律与礼教的融合。 教材要点： 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 魏明帝在朝廷设置律博士，命令专用儒家思想来解释律令，进一步推动了律令的儒家化。 此后，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作为量刑的重要原则之一，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 解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之中，“礼”与“法”开始融合。魏晋律令进一步儒家化。 例：公元229年，魏明帝下诏设置“律博士”，专门用儒家经典解释律令。此后，法律开始以亲属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子女殴打父母属“恶逆”重罪，处以死刑；而父母打子女则处罚很轻。北魏法律甚至规定，犯死罪者若祖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可申请免死回家尽孝。这正是儒家“父为子纲”“孝道”进入法律的体现，为后来《唐律疏议》的“礼法结合”铺平了道路。 3. 《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典范。 教材要点： 唐高宗永徽年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颁布《永徽律》。后来，唐高宗又命人对律文逐条解释，撰成《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继承了汉魏以来法律制定和阐释的经验，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此后，历代王朝大多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的法律。 唐律是礼法结合的典范，如对儒家伦理中的“孝”特别重视，要求维护“孝”的伦理的相关律文有几十条之多。 解读：《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礼的精神完全融入法律，是“礼法结合”的最高成就。 例：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的《唐律疏议》，对“不孝”罪的惩罚极为细致：“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者徒三年。这些条文直接将《礼记》中的养老礼制变成法律强制。正如清代纪昀所言：“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唐律将儒家伦理全面注入法律，是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巅峰。 4. 唐朝的礼制与基层教化：家训传统的推广。 教材要点： 唐朝提倡礼治。732年，唐朝政府颁行《大唐开元礼》。 《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军、嘉、凶五礼，是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也是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 在社会层面，唐朝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 解读：唐朝礼治与法律相互配合，同时通过家训传统将儒家伦理渗透到家庭日常生活，构建了“礼法合一”的治理体系。 例：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宰相萧嵩等人编纂的《大唐开元礼》150卷正式颁行。这部礼仪巨著分为吉礼（祭祀天地、宗庙等）、宾礼（藩国朝觐等）、军礼（出征、阅兵等）、嘉礼（皇帝登基、册封、婚礼等）、凶礼（丧葬、赈灾等）五大类，对从皇帝到庶民的礼仪行为做了极其详尽的规定——比如皇帝祭天要穿什么衣服、站什么方位、磕几个头，平民百姓婚丧嫁娶该如何操办，都有明确条文。 同时，唐朝政府大力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家训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齐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这部书共20篇，内容涵盖教子、兄弟、治家、勉学等诸多方面。例如《教子篇》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强调家庭教育中威严与慈爱并重。唐代士大夫家庭普遍以《颜氏家训》为家教范本，许多家族还自行编撰家训、族规，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伦理细化到日常起居、待人接物的具体规范中。礼制从朝廷典礼延伸到家庭内部，法律则以强制力保障礼教的底线，三者相互配合，共同维系着唐代社会的稳定秩序。 （二）师生活动 议学情境：展示材料。 材料一：魏明帝设置律博士，专用儒家思想解释律令，法律以亲属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维护三纲五常。 材料二：《唐律疏议》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 材料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在唐代广为流传，内容涵盖教子、治家、勉学等。其中《教子篇》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唐代士大夫家庭普遍以此书为家教范本。 议学任务： 结合材料一，说明“律令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结合材料二，分析《唐律疏议》如何体现“礼法结合”？ 结合材料三，说明家训传统在唐代基层教化中的作用。 请各组同学讨论，派代表用3至5句话概括“秦汉至隋唐法律与教化”的演进规律。 学生活动：4人小组讨论，4分钟后派代表发言。 预设学生回答： 第一问：“律令儒家化”的具体表现：第一，汉武帝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儒家知识分子“以经注律”；第二，魏明帝设置律博士，专用儒家思想解释律令；第三，法律以亲属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第四，儒家道德精神开始渗透进法律条文。 第二问：《唐律疏议》体现“礼法结合”：第一，“十恶”重罪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第二，对“不孝”行为的惩罚极为细致——从“供养有阙”判两年徒刑，到骂祖父母绞刑、殴祖父母斩刑；第三，将《礼记》等儒家经典的礼制规定直接转化为法律条文；第四，《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礼的精神完全融入法律，是礼法结合的最高成就。 第三问：家训传统在唐代基层教化中的作用：第一，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家训书籍在唐代广泛流传，成为家庭教育的标准教材；第二，家训将儒家伦理细化到教子、治家、勉学等日常生活细节中；第三，家训弥补了法律和礼典在微观层面的不足，实现了儒家伦理的家庭化、日常化；第四，礼制（朝廷典礼）、法律（强制规范）、家训（日常教化）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唐代的治理体系。 第四问：秦汉至隋唐法律与教化的演进规律：第一，从秦代“以法家思想治国”到汉代“律令儒家化”，儒家思想逐步渗透到法律之中；第二，从汉《九章律》到唐《唐律疏议》，法律与礼教深度融合，“礼法结合”最终定型；第三，《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成为后世历代王朝法典的蓝本；第四，唐朝礼治、法律、家训三者相互配合，构建了“礼法合一”的治理体系，强化基层教化。 教师总结：同学们的分析非常到位！材料一让我们看到“律令儒家化”的具体路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魏明帝设置律博士；材料二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典范意义，法律条文细致入微地维护儒家孝道；材料三让我们看到家训传统如何将儒家伦理渗透到家庭日常生活。从汉《九章律》到唐《唐律疏议》，中国法律完成了从“法家之法”到“儒家之法”的转变，“礼法结合”成为中华法系的灵魂。 议题三：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律例合编与乡约法律合流 本议题教学目标：掌握《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律例合编体例，理解乡约与法律合流的历史趋势。 （一）教师讲授 1. 宋元法律体系对唐律的继承。 教材要点：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编纂于963年的《宋刑统》，其条目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只是有些内容略有改变。 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蓝本。 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广泛援引唐律。 解读：唐律的权威在宋元时期依然牢固，中华法系“一准乎礼”的精神得以延续。 例：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窦仪等人编纂《宋刑统》30卷，篇目与《唐律疏议》几乎完全一致，只是每条律文后增加了宋代皇帝的“敕”和“起请条”。宁波天一阁所藏宋代《天圣令》，更是直接以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底本抄录而成。元朝虽在形式上弃用唐宋律典，但司法实践中仍频繁引用《唐律疏议》。可见唐律影响之深远。 2. 明朝《大明律》与律例合编。 教材要点： 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解读：明朝开创的“律例合编”体例，是中华法系发展的重要创新，一直延续到清朝。 例：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颁布《大明律》460条。随着社会发展，律文不够用，朝廷开始重视“例”。万历十三年（1585年）最后一次重修《问刑条例》时，采用“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形式：将《大明律》大字刊刻，新增382条例用小字附后。例如在“违禁取利”条下附注：“今后放债之人，不许逼取利息过本，违者笞四十。”律文稳定，例可灵活增补。清朝沿袭此体例，乾隆五年（1740年）编成《大清律例》，律436条，例1049条，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 3. 宋明理学与基层教化。 教材要点： 宋朝儒学开始向基层渗透，并发展出理学。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到南宋朱熹集大成。 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逐步确立统治地位，控制教育与科举，并通过授徒、书院讲学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族规、家训之中。 朱熹的《家礼》和《小学》也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 解读：宋明理学将儒家伦理细化到家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教化下乡”。 例：南宋朱熹撰写《家礼》和《小学》，详细规范冠、婚、丧、祭等仪式及日常礼节，如“凡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等。他还“增损”了《吕氏乡约》，加入“谨言行、正容止”等理学条目，刻印发往各地乡村。通过这些努力，程朱理学的伦理规范深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准则。 4. 乡约与法律的合流。 教材要点： 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 明朝后期，乡约改为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 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到处罚，甚至送官府治罪。 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 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的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解读：从北宋《吕氏乡约》到明清“圣谕宣讲”，乡约从民间自愿教化组织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基层控制装置，与法律合流。 例：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制定《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纯属村民自愿参与。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六谕”，下令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并规定拆毁申明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在南赣颁布《南赣乡约》16条，规定不参加者罚银一两，约长需协助官府征税、缉盗。清朝康熙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扩充为《圣谕广训》，宣讲时引用《大清律例》。乡约从民间教化彻底转变为与法律合流的基层治理工具。 （二）师生活动 议学情境：展示材料。 材料一：明朝《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万历十三年重修《问刑条例》时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形式，开创律例合编体例。清朝《大清律例》沿袭此体例。 材料二：北宋吕大钧《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朱熹《家礼》《小学》成为家庭行为规范。 材料三：明太祖“六谕”、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成为乡约宣讲内容。明律规定拆毁申明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王阳明《南赣乡约》规定不参加乡约者罚银一两。 议学任务： 结合材料一，说明明清“律例合编”体例的特点与意义。 结合材料二，分析宋明理学如何推动基层教化？ 结合材料三，说明乡约如何从民间教化演变为与法律合流？ 请各组同学讨论，派代表用3至5句话概括“宋元至明清法律与教化”的演进趋势。 学生活动：4人小组讨论，5分钟后派代表发言。 预设学生回答： 第一问：明清“律例合编”的特点与意义：第一，特点——“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文相对稳定，例可根据社会变化不断增补；第二，意义——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又兼顾了灵活性，是中华法系成熟的法律编纂形式；第三，《大清律例》沿袭明制，标志着律例合编体例的确立和完备。 第二问：宋明理学推动基层教化的方式：第一，朱熹《家礼》《小学》详细规范家庭生活细节，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第二，程朱理学通过书院讲学、授徒等方式广泛传播；第三，理学深入族规、家训之中，把儒家伦理细化到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第四，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将理学精神融入乡约，推动教化下乡。 第三问：乡约与法律合流的演进：第一，北宋《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发起的民间自愿教化组织；第二，明朝宣讲朱元璋“六谕”，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并用《大明律》解释六谕，不遵者送官治罪；第三，明律规定拆毁申明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说明乡约场所受法律严格保护；第四，王阳明《南赣乡约》设立约长、约副等职务，协助官府征税治安，乡约成为政府基层控制工具；第五，清朝宣讲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圣谕广训》，乡约与《大清律例》合流，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 第四问：宋元至明清法律与教化的演进趋势：第一，法律层面——从宋朝沿用唐律，到明清开创“律例合编”体例，中华法系日臻成熟；第二，教化层面——宋明理学深入基层，通过家训、乡约等形式实现“教化下乡”；第三，礼法关系——乡约从民间自愿教化组织，演变为政府主导、与法律合流的基层控制机制；第四，总体趋势——礼与法、教化与法律日益融合，形成中华帝国“礼法结合”治理模式的完整形态。 教师总结：同学们的分析非常全面！材料一让我们掌握明清“律例合编”体例的创新意义；材料二让我们理解宋明理学推动基层教化的具体路径；材料三让我们清晰看到乡约从北宋吕大钧的民间倡议，到明清与法律合流的演进轨迹。从《吕氏乡约》的“德业相劝”到王阳明《南赣乡约》的“罚银一两”，从明太祖“六谕”到康熙“圣谕十六条”，乡约完成了从“民间教化”到“国家法律”的蜕变，这标志着中华法系“礼法结合”模式在基层社会的全面确立。 课后练习 1.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是（ ） A. 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 B.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打破了秘密法传统 C. 标志着法家思想的形成 D. 确立了“礼法结合”的法律原则 【解析】​ 本题答案为B。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把刑法浇铸在金属鼎上公之于众，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A项世界最早成文法并非子产铸刑书；C项法家思想形成是在战国；D项“礼法结合”是汉代以后律令儒家化的结果。故选B。 2.《唐律疏议》被誉为“礼法结合的典范”，主要依据是（ ） A.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 B. 它大量吸收法家思想，刑罚极为严苛 C. 它将儒家伦理精神全面融入法律条文，对“不孝”等行为的惩罚细致入微 D. 它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解析】​ 本题答案为C。《唐律疏议》“一准乎礼”，将儒家伦理精神全面融入法律条文——从“十恶”重罪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涉及孝道，到“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等细致规定，都体现了对儒家伦理的法律强制，因此是“礼法结合的典范”。A项是其地位而非“礼法结合”的依据；B项与史实不符；D项是明清体例。故选C。 3.明朝《大明律》与《问刑条例》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律与例相互独立，互不相干 B. 例是律的补充，万历年间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形式，开创律例合编 C. 例的地位高于律，可取代律文 D. 律例合编体例始于唐朝 【解析】​ 本题答案为B。明朝在司法实践中重视“例”，万历十三年重修《问刑条例》时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清朝《大清律例》沿袭此体例。A、C、D项表述均有误。故选B。 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青铜鼎上公之于众。晋国叔向致信子产反对：“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 材料二：《唐律疏议》规定：“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诸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唐律“十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均涉及孝道。 材料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在唐代广为流传，其中《教子篇》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治家篇》告诫家人公平对待子女。唐代士大夫家庭普遍以此书为家教范本。 材料四：北宋吕大钧撰写《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明太祖颁布“六谕”，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律规定拆毁申明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王阳明《南赣乡约》规定不参加乡约者罚银一两。清朝宣讲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乡约与《大清律例》合流。 （1）根据材料一，分析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并指出叔向反对的法律思想根源。 （2）根据材料二，说明《唐律疏议》如何体现“礼法结合”？ （3）根据材料三，分析家训传统在唐代基层教化中的作用。 （4）综合四则材料，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参考答案】 （1）子产“铸刑书”的历史意义：第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第二，让百姓明白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法律从“秘密主义”走向“公开主义”；第三，撼动了贵族特权，具有进步意义。叔向反对的思想根源：叔向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主张“礼治”反对“法治”，认为法律公开会让百姓钻法律空子、不再重礼，从而动摇贵族权威和社会等级秩序。 （2）《唐律疏议》体现“礼法结合”：第一，“十恶”重罪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均涉及孝道，将儒家伦理上升为法律重罪；第二，对“不孝”行为的惩罚极为细致——“供养有阙”判两年徒刑，骂祖父母绞刑、殴祖父母斩刑，闻父母丧“匿不举哀”流二千里；第三，将《礼记》等儒家经典的礼制规定直接转化为法律条文；第四，“一准乎礼”，礼的精神完全融入法律，是礼法结合的最高成就。 （3）家训传统在唐代基层教化中的作用：第一，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家训书籍在唐代广泛流传，成为家庭教育的标准教材；第二，家训将儒家伦理细化到教子、治家、勉学等日常生活细节中，弥补了法律和礼典在微观层面的不足；第三，家训强调“父母威严而有慈”“公平对待子女”等理念，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和谐稳定；第四，礼制（朝廷典礼）、法律（强制规范）、家训（日常教化）三者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唐代“礼法合一”的治理体系。 （4）中国古代“礼法结合”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第一，先秦奠基——子产“铸刑书”开启成文法时代，儒法之争奠定德治与法治的思想基础，但此时礼与法尚未融合；第二，汉代转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律令儒家化启动，魏明帝设置律博士，法律开始以亲属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维护三纲五常；第三，唐代定型——《唐律疏议》“一准乎礼”，礼的精神完全融入法律，成为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同时家训传统将儒家伦理渗透到家庭日常生活，“礼法结合”模式正式定型；第四，明清成熟——明清开创“律例合编”体例，宋明理学深入基层，乡约从民间教化演变为与法律合流的基层控制机制，“礼法结合”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全面确立。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法律与教化制度的独特智慧，对当今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教学总结 本节课以子产“铸刑书”引发叔向反对的书信争议导入，引发学生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深入思考。议题一“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以子产“铸刑书”和儒法之争为线索，让学生理解中国成文法的起源和德治法治的思想分歧；议题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以“律令儒家化”和《唐律疏议》为核心，通过“不孝”罪的细致条文让学生直观感受“礼法结合”的典范意义，同时以《颜氏家训》为例展现家训传统在基层教化中的作用；议题三“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以“律例合编”和乡约法律合流为重点，通过《吕氏乡约》到王阳明《南赣乡约》、明太祖“六谕”到康熙“圣谕十六条”的演进，让学生理解中华帝国“礼法结合”治理体系在基层社会的全面确立。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不仅掌握了中国古代法律与教化制度的基本史实，更重要的是理解了“礼法结合”作为中华法系核心特征的内涵与演进规律，增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自豪感。 板书设计 第三单元第8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 一、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1.从习惯法到成文法：子产“铸刑书”（前536年） 中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 叔向反对：代表贵族利益，主张礼治 2.儒法之争 儒家：人性善 → 德治（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仁政”） 法家：人性恶 → 法治（商鞅变法、韩非“以法为教”） 战国时代法家胜出，秦国统一六国 二、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1.秦汉法律体系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律的编纂 汉：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律与令并行 律令儒家化（魏晋） 汉武帝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 魏明帝设置律博士，“以经注律” 法律以亲属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 2.《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典范 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 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 “十恶”中“恶逆”“不孝”“不睦”涉及孝道 “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 “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 3.唐朝礼制与基层教化 《大唐开元礼》（732年）：吉、宾、军、嘉、凶五礼 家训传统：《颜氏家训》《帝范》《臣轨》 礼法配合：礼主道德教化，法以强制力保障 三、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1.宋元法律对唐律的继承 宋《宋刑统》（963年）条目与唐律基本相同 元朝司法实践中广泛援引唐律 2.明清律例合编 明《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 万历十三年《问刑条例》：“律为正文，例为附注” 清《大清律例》沿袭律例合编体例 3.宋明理学与基层教化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确立统治地位 朱熹《家礼》《小学》成为家庭行为规范 4.乡约的演变与法律合流 北宋吕大钧《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明太祖“六谕” → 乡约带强制力 明律：拆毁申明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王阳明《南赣乡约》：不参加者罚银一两 清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 乡约与《大清律例》合流 教学反思 本节课以“礼法结合”为主线，三个议题层层递进，基本达成教学目标。议题式教学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子产“铸刑书”与叔向书信的导入效果良好。唐律“供养有阙”等具体条文让学生直观理解了“礼法结合”的内涵。《颜氏家训》等家训案例帮助学生认识到基层教化的实际运作方式。第三个议题内容偏多，乡约与法律合流的演变过程讲解较赶，学生讨论时间不足。家训传统部分对普通百姓家庭的覆盖较少，侧重了士大夫阶层。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压缩宋元法律继承部分，把更多时间留给乡约与法律合流这一重点，丰富家训教化的层次。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