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陆川县中学2017届高三12月月考语文试题
广西陆川县中学2017届高三上学期12月考
语 文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I卷(阅读题)和第II卷(表达题)两部分。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班别、姓名、座位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请用黑色字迹签字笔在规定区域内核对答题题号后对应作答时,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要求作答的试卷无效。
第 I卷 阅读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
篆书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法艺术也在继承了秦代小篆写法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
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议,在文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文
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写的泰山、峄山、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石。李斯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审美采取的是“好质而恶饰”的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这也正是李斯小篆“省大篆之繁缛以趋简易”、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的原因。
秦亡汉兴,汉初采用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治国,汉武帝时又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法家的审美思想相比,道家审美观超越了功利性的羁绊,而儒家审美观则强调了文(饰)与质的辩证统一关系。讲实用性也讲审美性,这是汉代美学思想对秦代美学思想的突破,也是汉代艺术繁荣发展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汉代审美趋于开放,那么,地域文化对于汉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说道:“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
与北国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南国楚文化充满了想象、神人交织、赤兔金鸟、羽人戏龙……就像屈原《离骚》中所说的那样,“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其弥章”。注重雕
饰、充满想象,是其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无不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书法也是如此,汉代篆书线条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样,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起笔时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笔处或作悬针,或为垂露,姿态万千;转折处或提或按,方圆兼备,虚实相生。瓦当铭文更能随形布势,随意生态,活泼多变;缪篆屈曲回环;鸟虫篆,笔画作鸟、虫、鱼状,更是将篆书的装饰意味、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圣人立象以尽意”,汉代流动瑰丽的篆书,所表达的正是汉代崇尚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森严的秦文化之“法”与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汉代篆书里交融,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来源:学*科*网]
1.下列对作者观点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3分)( )
A.在审美上,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反对各种形式的装饰,他的小篆笔画粗细均等、结体平正匀齐,体现了法家“好质而恶饰”的主张。
B.泰山、峄山、琅琊台、会稽、之罘等刻石省去了大篆的繁缛而更趋简易,是秦代篆书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
C.汉代融合了道家“无为而治”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思想,强调“文”“质”辩证统一的审美观。
D.注重雕饰、充满想象,是南方楚文化显著的审美特征。汉赋、汉帛画、汉雕塑、汉画像石等都彰显着这种缤纷浪漫的情怀。
2.下列对“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的理解,有误的一项是(3分)( )
A.汉代篆书是汉代审美趋于开放的产物。汉代美学思想突破了秦代美学思想,讲实用也讲审美,促使了包括篆书在内的汉代艺术的繁荣。
B.楚汉浪漫主义取代了先秦的理性精神,主宰了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决定了汉代篆书的文化精神。
C.汉代篆书提按波变,跌宕流动,充满了节奏变化;特别是鸟虫篆更将篆书的装饰意味和浪漫色彩发挥到了极致。
D.汉代篆书既有道家“无为”的审美观,也有儒家“文质”辩证统一的思想;既有秦文化的森严法度,也有楚文化的浪漫情怀。
3.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3分)( )
A.秦始皇灭六国后采用李斯的建议,在文字政策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为基础统一了全国文字。
B.汉代篆书在书法艺术上继承了秦代小篆的写法,但与秦代小篆相比,它又有更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表现。
C.汉代篆书流动瑰丽,表达了汉代崇尚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D.汉代篆书在汉代繁荣发展,它的应用遍及汉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时人人必须掌握的一种字体。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抄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他在报上与保守派论战,竟愤言道:“人到40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