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960年—1279年）知识清单--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该高中历史高考复习知识清单系统梳理两宋时期（960-1279年）的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涵盖单元概览、国家治理（政治军事基层）、民族交融等模块，构建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三维知识体系。 清单以时空定位和阶段特征统领，分四维度解析阶段特征体现系统性，概念阐释结合政策目的与影响培养唯物史观，情境探究通过中央地方措施对比提升历史解释素养。设高频考点标注（如王安石变法）和易错点提示（如崇文抑武≠重文轻武），助力学生自主复习，辅助教师精准教学。

高三历史一轮复习知识提纲：两宋时期的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960年—1279年） 一、单元总体概览 1. 时空定位 两宋时期（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并立、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北宋、南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并存，既有激烈的军事冲突，也有深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制度方面，宋朝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崇文抑武政策，制度建设有重要建树；在民族关系方面，各少数民族政权在借鉴中原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封建化转型，民族交融在冲突与和平交往中不断深化；在经济文化方面，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经济重心南移最终完成，理学产生，三大发明走向成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 2. 阶段特征 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方面：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强化了中央集权，实行崇文抑武政策，有效预防了内部动乱。但过度集权也导致体制僵化、行政效率低下，统治危机日趋严重。王安石变法试图挽救统治危机，但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失败。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借鉴中原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传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如辽的南北面官制、金的猛安谋克制等，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方面：两宋时期，农耕经济继续发展，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重心南移在这一时期最终完成，江南成为国家的经济重心。海路和陆路的对外贸易空前繁荣，海上丝绸之路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度。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市民阶层壮大，平民社会呈现新的特点，社会风气日趋活跃。 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两宋时期，理学产生并发展，儒学完成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型，走向思辨化、哲学化。科技成就突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走向成熟并传播到世界各地。文学艺术领域，词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涌现出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杰出词人；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方面：两宋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既有战争冲突，也有和平交往，其中和平交往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积极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封建化进程加快。元朝的统一推动了民族交融出现新的高潮。各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方面，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国家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四大发明外传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考点一：国家治理——两宋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基层治理 （一）必备知识梳理 1. 北宋的建立与统一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即宋太祖。宋太祖及其弟宋太宗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原地区的基本统一。但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带）始终未能收复，成为北宋北方国防的重大隐患。 2.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篡权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的统一。 强干弱枝：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中央从地方抽调精兵强将充实禁军，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由中央直接掌握，使地方兵力大为削弱，中央军力大大增强。在地方行政管理上，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代替了唐末以来的节度使制度，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影响。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将地方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运往中央，使地方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分化事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北宋实行“分化事权”的方针，通过分权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央，设枢密院专掌军政事务，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专掌财政事务，与宰相分权，并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参与宰相事务，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在军事管理上，枢密院有调兵权但并不直接统兵，“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统兵但无权调兵，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防止了军事将领的专权。在地方管理上，设转运司和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帅司、漕司、宪司、仓司），分掌军事、财政、司法、民政等事务，互相监督、彼此制约。在州一级增设通判，与知州彼此制约、共同处理政务。 崇文抑武：在治国方针上，北宋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罢免了一批宿将的兵权，用文官担任枢密院长官，使军权掌握在文官手中。在政治上提倡文治，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大量选拔文人进入官僚体系，提高文官和士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崇文抑武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政移情况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宋朝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屡处于被动地位，军队战斗力下降。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总体特点与影响：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呈现出“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的鲜明特点。这些措施在积极方面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使北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在消极方面，过度的集权和严密的分权制衡导致体制僵化、行政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冗官冗员现象严重，财政负担沉重，统治危机日趋严重，为北宋后期的积贫积弱局面埋下了制度隐患。 3. 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宋代科举的主要特点包括：第一，“取士不问世家”，打破了门第的限制，科举考试完全以成绩为标准，不问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第二，考试程序更加严密，实行糊名（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将试卷重新抄写以防止笔迹辨认）等制度，有效防止了考官徇私舞弊，增强了考试的公平性和公信力。第三，科举的录取人数大幅增加，较唐代扩大了数倍，为更多的读书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第四，科举考试的内容更加注重对经典义理的理解和阐释，而非单纯的章句训诂，推动了儒学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第五，进士科成为最受重视的科目，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上享有更高的声望和更多的升迁机会。 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对两宋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它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知识的普及，全社会形成了重视读书、尊重知识的良好风气；它使文人政治成为宋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塑造了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它为儒学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型提供了制度和人才保障。 4. 北宋的统治危机与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的统治危机：北宋中期以后，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财政危机方面，官僚机构和军队数量庞大，冗官冗员、冗兵冗费问题突出，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边防危机方面，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每年向辽和西夏输送大量岁币（银、绢等），军事压力巨大。社会危机方面，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庆历新政（1043—1045年，范仲淹主持）试图进行改革，但因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面对日益严峻的统治危机，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力图通过制度变革来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即在经济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军事上提高军队战斗力。 在“富国”方面，王安石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青苗法规定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抑制高利贷盘剥。募役法（免役法）改变了过去按户等轮流服差役的做法，改为由官府雇人充役，不愿服差役的人户可以出钱代役，既保证了劳役的供给，又增加了国家收入，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方田均税法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实际数量和质量来征收赋税，使官僚地主的土地也被纳入征税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和赋税不均。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司，负责平抑物价、调节市场，同时为国家获取商业利润。均输法改进了物资运输制度，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 在“强兵”方面，王安石推行了保甲法和将兵法。保甲法将农村居民按户编组为保甲，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可以作为后备兵源，既加强了基层控制，又节省了军费开支。将兵法改变了宋初以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选拔有经验的将领专门负责训练和指挥一定区域的驻军，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取士”方面，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考试，改试经义、策论，注重考察应试者对经典义理的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整顿学校，扩大太学规模，在各地设立学官，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但变法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围绕变法的斗争逐渐演变为激烈的党派之争，形成了“新旧党争”。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全面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反映了改革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循序渐进的重要性，也暴露了宋代政治体制在应对重大改革时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5. 南宋的偏安 1127年，金军攻破北宋都城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南宋建立后，以岳飞为代表的主战派将领积极抗金，取得了郾城大捷等一系列胜利。但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一心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与金朝签订了“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形成了南宋偏安东南的局面。此后，南宋与金之间长期对峙，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北方归金，南方归宋。南宋虽然军事上处于守势，但南方经济继续发展，文化日益繁荣。 6. 两宋时期的基层治理与社会控制 两宋时期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内容涵盖行政组织、赋役制度、社会控制、法律教化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结合。 在户籍管理方面，宋朝继承了前代的编户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登记管理，户籍是征发赋役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依据。宋朝对户籍的管理更加细致，对人口的流动也有一定的限制和规范。 在基层行政组织方面，农村实行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体系。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的保甲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基层管理组织。保甲制度将农村居民按户编制，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甲组织具有多重功能：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抓捕盗贼；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提供后备兵源；负责催征税赋、摊派徭役等行政事务。保甲制度的推行，将国家权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最基层，加强了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在宗族组织与社会教化方面，两宋时期，宗族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大家族制定了家规、族规，用以约束族人的行为，调解内部的纠纷。一些士大夫还创办了书院和乡约，推广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如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宗旨，对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城市管理方面，宋代城市突破了唐以前“坊市分离”的格局，商业区和居民区混为一体，城市管理更加灵活。城市中设有厢坊组织，负责治安、消防、卫生等事务。城市居民可以通过行会等组织参与城市管理，市民社会的活力明显增强。 （二）概念阐释 崇文抑武：为了扭转唐朝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对中央形成严重威胁的局面，北宋初年开始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并长期坚持。值得指出的是：崇文抑武不等于重文轻武，崇文抑武是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代表性措施。北宋制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武将跋扈，而不是轻视武备和军队。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北宋军队战斗力变差，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多吃败仗；另一方面，使宋朝科技发达、文化昌盛，杜绝了武将跋扈和兵变政移情况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稳定。 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对基层地区（如城市社区、农村等）的治理。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现代化。城市的社区治理、农村的村落治理，都属于基层治理范畴。基层治理涉及面宽、量大、事多，直接面对群众，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两宋时期的基层治理体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内容涵盖行政组织、赋役制度、社会控制、法律教化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结合。 （三）情境探究 探究一：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特点及影响 北宋在中央和地方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在中央层面，北宋设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与宰相分权，并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权力。枢密院与“三衙”分权，枢密院有调兵权但并不统兵，“三衙”统兵但无权调兵，实现了调兵权与统兵权的分离。在地方层面，中央派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知州，代替了唐末以来的节度使制度。设诸路转运司统管地方财政，将地方财政收归中央。将地方精锐部队编入禁军，由中央直接掌握。设转运司和平行的四个路级机构，分掌军事、财政、司法、民政，互相监督。州一级增设通判，与知州彼此制约。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呈现出“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的鲜明特点。在积极方面，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使北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在消极方面，制度建设过于严密导致体制僵化、行政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冗官冗员现象严重，财政负担沉重，统治危机日趋严重。 探究二：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及其优势 两宋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取士不问世家”，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与九品中正制等前代选官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是一种更完善的选官制度。它不问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具有前所未有的公平性和开放性。科举制度通过严密的考试程序（如糊名、誊录等制度）确保了选拔的公正性，减少了考官徇私舞弊的可能。它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统一了全社会的思想文化，促进了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它打破了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科举制度还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知识的普及，全社会形成了重视读书、尊重知识的良好风尚。 （四）素养提升：宋代中央集权政策的多维审视 北宋政区体系中“州、府、军、监”并存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统治者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治理的智慧和考量。 州是北宋最普遍的行政区划，通过知州的流官制度（文官出任、定期轮换）削弱地方世袭势力，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州的设置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形成基层治理网络，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府多设于首都或军镇等重要城市，通过提升战略要地的行政级别，强化对核心区域的控制。府的长官品级高于州的长官，体现了中央对重要地区的特别重视。 军多设在边疆或军事要冲，通过军政一体化设置，快速应对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威胁。军的长官兼管军政和民政，有利于在紧急情况下集中力量应对危机。 监主要管理盐铁、铸钱等国家专营产业，通过将关键资源收归中央，防止地方豪强垄断资源，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监的设置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 州、府、军、监并存的制度设计，反映了北宋统治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治理智慧，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又考虑了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三、考点二：两宋时期的民族交融 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以“战与和”“冲突与融合”为主线，展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复杂互动。 北宋与辽朝之间长期维持着对峙与和平交往并存的局面。1004年，辽军大举南侵，宋真宗亲征，双方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岁币”。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之间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局面，边境互市贸易繁荣，经济文化交流深入，促进了北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北宋与西夏之间也经历了战争与和议的交替。1044年，宋夏达成和议，西夏向宋称臣，宋每年向西夏“赐”银、绢、茶等物资。宋夏之间的和平交往同样促进了党项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南宋时期，宋金之间长期对峙。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输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164年的“隆兴和议”进一步调整了宋金关系，金宋约为叔侄之国，岁币有所调整。1208年的“嘉定和议”再次确认了宋金之间的和议关系。 尽管两宋在军事上处于守势，但通过经济依赖与贸易往来、文化交融与制度互鉴、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等方面的互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证明，不同民族的碰撞不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文明交融的契机。 四、两宋时期国家治理与民族交融的总体认识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并立、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国家治理方面，宋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通过强干弱枝、分化事权、崇文抑武等一系列措施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预防了内部动乱，使北宋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教育的普及，文人政治成为宋代政治的鲜明特色。然而，过度的集权和分权导致体制僵化、行政效率低下，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王安石变法试图挽救危机但最终失败。 在民族交融方面，两宋时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形成。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同时积极学习中原先进文化，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封建化转型。元朝的统一和行省制度的推行，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阶段。两宋时期的历史证明，民族交融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平交往与制度互鉴是推动民族交融的有效方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需要建立在经济文化交流和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 在复习备考中，应当深入理解两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要措施及其影响，把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民族交融的主要表现，认识行省制度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史为鉴，增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