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读23：答司马谏议书》统编版高一语文必修下册2025-2026学年

晨读23　答司马谏议书 【课内相关成语】 ❶兴利除弊 释义:兴办对国家人民有益利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出处: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管子·君臣下》) 用例:所谓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 【课外积累】 ❷座无虚席 释义:座位没有空着的,形容观众、听众或出席的人很多。 用例:会场上不但座无虚席,连过道也挤满了人。 ❸兼容并蓄(2018年全国卷Ⅱ) 释义:把内容不同、性质相反的东西都吸收进来。 用例:网络文学讲求兼容并蓄,拓展了题材的广阔性,强化了作品的写实性,提高了读者的参与度,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 真题再现:他(梅兰芳)眼界开阔,　　　　(兼容并蓄/博采众长),除唱腔、表演技巧之外,还从化妆、灯光、服装、舞蹈、剧目创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博采众长”指广泛地采纳各家的长处,“兼容并蓄”指吸收不同的内容,这里应填“博采众长”]  ❹坚贞不屈(2015年湖南卷) 释义:坚,坚定;贞,有节操;屈,屈服、低头。意志坚定而有气节,决不屈服。 用例: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慨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显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真题再现: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对美好梦想没有　　　　(坚贞不屈/坚定不移)和矢志不渝精神的民族同样没有前途。[“坚定不移”强调毫不动摇,“坚贞不屈”强调决不屈服,根据语境应填“坚定不移”]  【文化常识】 古代常用谦称 1.区区:自称的谦辞。 2.鄙人:本义指居于郊野之人。古人常用来谦称自己,表示地位不高,见识浅陋。 3.臣:古人对自己的谦称,多有君臣关系在内。 4.仆:旧时男子自称的谦辞。仆即奴仆,下对上、幼对长自称奴仆,借以表示对对方的敬重。 5.晚生:旧时对前辈称己的谦辞。 6.不肖:旧时男子自称的谦辞。不肖原指子不似其父那样贤能,男子在其父母死后多借以自称,表示谦恭。 7.不才:旧时男子自称的谦辞。不才即没有才能,借以自称,以示谦恭。 8.不敏:古人称自己不聪明,不敏捷。 9.在下:自称的谦辞。古时坐席,尊长在上座,所以自称在下。 【名言名句】 1.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王安石《葛溪驿》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3.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王安石《上人书》 4.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5.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 ——王安石《节度使加宣徽》 【课内素材】 语段1:“忠信以崇为本,物存以诚为贵。”以诚会友,得心之交;以真相处,得心之通。当年,王安石力求变法,与司马光的立场背道而驰,王安石收到司马光来信谴责,毅然决定剖白自己的真心,写下《答司马谏议书》,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即使“不蒙见察”,仍“冀君实或见恕”。是他的这份真心,筑牢了与司马光的友谊,赢得了司马光的信任。真心相待,可化干戈,得至心之交。 语段2:沙粒忍受蚌壳中的黑暗和孤独,终成珍珠;花儿忍受夜里的寒冷和寂寞,终于盛开。古人有云:“穷则变,变则通。”历来改革者都以一种非凡的勇气,站在世俗的对立面,高举鲜明的旗帜,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然而,王安石的变革并不顺利,他曾经的好友、彼时的政敌司马光,批评这一改革已经招致“天下怨谤”。面对这一指责,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的确,那些士大夫早已习惯了舒适安逸、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生活,王安石的变法遭到反对实属必然。虽然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他的精神让世人敬仰。 【新闻素材】 以实干筑根基,青年是民生福祉的“托举者” 面对就业压力,每年两会在“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方面可谓开足马力。在政策的指导下,共青团开展的“扬帆计划”“千校万岗”等行动多年来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做出了扎实努力。在数字经济下催生的“无人机飞手”“AI训练师”,在社区服务中涌现的“养老规划师”“儿童主任”……新型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青年群体的身份转变体现了从“学”到“用”的技能提升,他们正在重新定义职业价值,用多元选择托举起社会的温度。 从“青马工程”筑牢青年理想信念到“大学生西部计划”引导青年向下扎根,从搭建“中国青年科创平台”到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共青团始终是青年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纽带。这种担当,不仅是政策落地的“助推器”,更是青年成长的“加油站”。 新时代的“国之大者”,需要青年不仅怀仰望星空的志向,更有脚踏实地的笃行。对青年来说,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可以是追求人生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舞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2023-2024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该校每年石油石化相关专业近60%的毕业生主动选择服务国家能源行业,就业毕业生中超过20%选择到石油石化行业、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青年一代在广阔的基层舞台,能以更加开放包容、积极乐观、不设限的态度去挑选自己的职业道路,为实现青春梦想全力以赴、奋力向前。 (摘编自中国青年网《青春赴盛会　奋斗正当时》, 2025年3月6日) 【趣味古文】 　　神宗即位,擢①(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光力辞。(王)安石得政②,行新法,光逆③疏其利害④。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⑤用臣,盖察其狂直⑥,庶⑦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⑧之,而不取⑨其言,是以天官私⑩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注] ①提拔。②执政,治理国家。③预先。④好处和坏处。⑤……的原因。⑥疏狂直率。⑦但愿,希望。⑧使动用法,使……荣耀。⑨听取。⑩偏私。名词用作动词,用人。忧患。名位重器。使自身获取私利。如果,果真。上章极谏。判断句,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机构。借口,托词。完成。状语后置句,“于荀悦《汉纪》贤”,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催促。加官。共,一共。认为。泛指民间百姓。妇女小孩。 [译文] 神宗即位,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司马光预先上书逐条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坏处。神宗就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任用我的原因,大概是看到我疏狂直率,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官位来使我荣耀,而不听取我的言论,这是用国家的官职来偏私,任用不得当的人。如果我仅仅以俸禄官位来使自己荣耀,而不能解除百姓的忧患,这是盗窃名位重器来使自身获取私利。陛下果真能够废除制置条例司,撤销提举官的职务,不再推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我,我得到的赏赐已是很多了。”司马光上章极谏至七八次,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是执掌军事的机构,为官各有职守,不应当以其他事情作为托词。”《资治通鉴》还没有完成,神宗尤其重视此书,认为该书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多次催促司马光完篇,并赐给他颍王府旧书两千四百卷。等书写成,司马光加官至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一共在洛阳住了十五年,天下人认为他是真宰相,民间百姓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小孩也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美文阅读】 “探路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 雷　博 王安石的变法终究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我们不能因为皇权制度的束缚和一时的成败,就彻底否定这次改革。“失败者”王安石,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大历史定位,那就是“探路者”:他的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也为千年之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因此,我们不能只把他放在“宋代”的历史当中,而是应该拉长时空维度,看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哪些后续影响,蹚出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明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石对北宋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影响呢?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树了一个靶子,扎了一个根子,埋了一颗种子。 首先,“变法”二字,在经历了北宋晚期的党争和南宋的反思之后,成为一个被批评反对的靶子。有了王安石这个“前车之鉴”,后来的几代王朝都把“祖宗家法”当成了不可违背的规矩。“利不百,不变法”的观点成为老成谋国的主流共识,而各种改革、新政则被看作轻浮躁进、弊大于利,推行的阻力很大。 客观地说,在皇权政治的格局下,这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变革虽然是打破利益垄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但难度大、风险大、阻力大。如果执行者不够强力,反而会出现“不变还好,一变更糟”的状况。反过来呢,偏向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对于王朝维护自身的稳定,建立大一统的秩序,确实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保守的弊病也很明显:一方面,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利益格局严重固化失衡的情形下,消极对待社会底层的变革诉求,是很危险的。宋代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晚期都碰到类似的问题,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深,最后民怨爆发,固有秩序被推翻,使历史在治乱循环的泥潭里艰难挣扎。 除了对变法本身的批评,后来的思想家们也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比如朱熹,他羡慕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也不反对“恢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但是,朱熹觉得不应该搞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阻力太大,而且对各种外在的条件要求太高。理想的改革者,必须既是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还要有皇帝和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有稳定的、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这些条件想要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改革者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什么呢?理学家的回答是“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要先从基层、从民间做起,通过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建立起一套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一代代人前仆后继,这才是能够长期持续并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变革”。因此,以后的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办书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还编写小说、戏剧、评书,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向大众输送。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出现了两个基本倾向:一个是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另一个是儒学下沉,与基层社会进行更紧密的结合。可以说这两个趋势都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靶子”产生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方面,王安石变法扎了一个根子,那就是“道理”二字。现代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是“讲道理”,虽然是一句平常的大俗话,但它的内涵很深。“讲道理”意味着不偏见、不迷信、不盲从,不被鬼神、祖先、权威禁锢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和世界打交道。 这种“讲道理”的观念,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就已经体现出来,孔孟老庄,都是在“讲道理”。但是从战国秦汉一直到魏晋隋唐,“道理”其实并不是社会主流观念,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以及谶纬迷信、民间宗教,才是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元素。所以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神文时代”。 这种观念意识,经历了晚唐五代,从北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作为武将出身的皇帝,不能拿武力和权力压服别人,而是尊重道理,用道理来让人心服口服。但宋太祖和赵普所说的“道理”,还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没有太多哲学内涵。 直到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才从各个角度对“道理”这个概念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真正给这个理念赋予了深刻意义。王安石不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引领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风气:不迷信权威、不汩沉于传注,勇敢提问、大胆质疑,打破旧的观念桎梏,用“道理”作为判断价值的依据。 在这种时代风气的作用下,北宋中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由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这些思想家们掀起的哲学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世的“启蒙运动”,将“道理”二字的内涵阐述得丰富且深刻。所谓“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思考探索,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启发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的哲学家;又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转译,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产生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天理”“良心”这些哲学概念,变成了人人皆知的词语,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成为现代人三观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家国情怀。如此既可以避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和教派斗争,又能建立起类似于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所以说,王安石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动,给中国文明深深地扎了一个根子。 最后,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一颗种子。什么种子呢?就是“变革”二字。王安石仿佛是一个“穿越者”,在他的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认同,身后也背负了千载的质疑甚至骂名。但是他把“变革”这个种子埋了下来,在大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积蓄势能。 到晚清时期,保守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越来越难以化解中国社会中沉淀累积下来的深刻矛盾。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殖民,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这时候大家回顾王安石,忽然发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国家治理观念,与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比如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金融信贷,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基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士大夫们视作异端邪说的治理手段,到近现代却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变法,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变革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变革作为一种态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用变革突破观念的桎梏与枷锁,用变革洗去自我的油腻与贪婪,用变革回应治理的矛盾与困境,用变革戳破历史的暮气和迷雾,用变革探寻未来的方向与道路。 今天的中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蜕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同时也在不断自我挑战、自我变革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正所谓“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王安石种下的这颗种子,经过千年历史的浮沉与涵养,终于开花结果,也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放眼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王安石变法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上面说的“变革”之外,王安石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强调国家的政治责任,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枢纽作用,主张用政治的力量来管控和约束市场中恣意膨胀的逐利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拥抱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深刻地显露。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整个西方社会都面临着经济结构乃至金融根基的严峻危机。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危局当中,国家对政治经济的规划统筹能力起到的“离合器”“定海针”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快速攫取,地球生态环境的反向制约也越发显著。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负责的国家政府进行规划和统筹,任凭个人或小团体的逐利欲望去对地球进行挥霍式的掠夺,人类文明是难以为继的。 所以,从现在到未来,人类需要同舟共济。正因为有休戚与共的命运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拥抱政治理想,需要建构国家能力,需要有未雨绸缪的发展规划和风险管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的经验教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思索。 (摘编自《“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 历史政治学分析》) ( 第 1 页 共 6 页 )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