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4 隋唐时期：从治世典范到盛世气象——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开放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讲义聚焦隋唐时期制度创新、盛世治理与民族交融等高考核心考点，按隋至中晚唐时序分阶段梳理，通过考情分析、核心考点精讲、真题案例剖析等环节，帮助学生构建从制度演变到盛世兴衰的逻辑框架，体现复习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资料以动态演变视角突破难点，如结合2025年西北卷三省六部制真题分析“分工到一体化”趋势，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制度调适规律，融入隋唐洛阳城遗址等考古新发现培养史料实证能力。分层设置易错警示与高考导向策略，助力学生高效掌握考点，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供清晰指导。

专题4 隋唐时期：从治世典范到盛世气象——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开放 【考情导学】 隋唐史是中国古代史考查的重中之重，从2023—2025年全国及各省市高考历史试题来看，本专题的命题始终围绕一个核心词展开——“制度”，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 其一，制度创新与演变是绝对的高频考点。 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是近五年高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制度概念。2025年广东卷五年考情统计显示，隋唐时期5年4考，考点涉及隋朝灭亡、三省六部制度、两税法和藩镇割据，考查深度已从对制度内容的静态记忆转向对制度演变逻辑的动态理解。2025年西北卷（陕晋宁青）第3题以唐代政事堂从门下省迁至中书省、尚书右仆射需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方可参加宰相议事为情境，考查三省六部制“一体化趋势”——这一考题引发了广泛讨论，恰恰说明高考对制度的考查已深入到运行机制的层面。2025年安徽卷第3题则通过两税法实施四十年后“物轻钱重”加剧农民负担的史实，考查赋税制度变革的多重影响。 其二，“盛世治理”与“盛世危机”的辩证考查日益突出。 2025年北京卷五年考情显示，2023年考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2025年则考查边疆治理，体现了命题从“盛世表象”向“治理逻辑”的转向。2025年山东高考第16题以“与距离斗争”为主题，将秦朝和隋朝进行跨时代比较——二者都是结束分裂、实现统一的短命王朝，都面临疆域扩大后如何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与管理的治理难题。这种跨时代比较的命题方式，要求学生具备长时段的历史视野。2025年重庆卷第3题则以唐文宗引用魏征事迹勉励谏官为情境——此时藩镇割据加剧、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已严重削弱唐朝统治，唐文宗“仰希贞观之理”的话语背后是盛世不再的焦虑。一道题中同时呈现“盛世记忆”与“衰世现实”，考查学生对唐朝由盛转衰的深层理解。 其三，民族交融与边疆治理成为新课标的核心导向。 2025年修订版历史教材单独设置《隋唐时期的民族交往与交融》一课，充实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容，加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2025年修订版课程标准明确要求“认识中华文明五大特征”“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契合隋唐民族交融内容”。唐朝对突厥、吐蕃、回纥、靺鞨等民族的政策与实践，正是这一导向的核心素材。2023年全国高考已出现以唐蕃关系为情境的试题——唐穆宗时期唐蕃会盟、立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考查唐朝的边疆民族治理。 其四，最新考古发现持续成为命题情境的新来源。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入围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首次完整揭示了隋唐里坊的建筑空间格局、太平公主旧宅和皇家道观的建筑格局、“一池三山”造园理念下海岛仙山池苑园林的空间布局模式，以及唐代庙学礼制建筑的空间布局。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的新发现——佛像埋藏坑出土大型彩绘泥塑天王像和大量佛像，以及疑似“步行街”遗迹和临街店铺遗址——生动勾勒出长安城商业中心的繁华图景。这些最新考古成果极有可能成为2027届高考命题的情境材料。 备考建议：隋唐史五年高考中考查频率极高，2027届复习需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制度创新的“动态演变”——三省六部制如何从“分工明确”走向“一体化趋势”，科举制如何重塑社会阶层，两税法如何改变赋税逻辑；二是盛世治理与危机的辩证关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之间的因果链条；三是民族交融与对外开放——唐朝“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征如何体现在民族政策、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之中。命题趋势上，2026年高考可能继续强化文言文材料题、跨学科综合题（历史+地理）、以及长时段比较题的考查。 【时序主干】 隋唐历史的演进，核心主线是 “大一统的重建与鼎盛——制度创新的成熟——由盛转衰的变局” ，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从重建到繁荣、再到危机的完整周期。 第一阶段：隋朝——大一统的重建与制度奠基（581—618年）。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589年灭陈，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中国重归统一。隋朝虽享国短暂，但在制度创新上建树卓著：确立三省六部制，开创科举制，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开通大运河沟通南北，在长安、洛阳两都和地方广设仓库。2025年山东卷第16题以“与距离斗争”为主题，将秦隋并论——二者统一后都面临疆域扩大带来的治理难题，秦修驰道、推广郡县制，隋开运河、广置州县，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上异曲同工。隋炀帝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三征高丽，民力不堪重负，618年隋亡。 第二阶段：初唐至盛唐——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618—755年）。 618年李渊建唐。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开创“贞观之治”。武则天当权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唐玄宗统治前期选贤任能、改革吏治、发展生产、大兴文治、改革兵制，将唐朝推向鼎盛——“开元盛世”。这一时期，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日益成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有效运行，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社会安定，呈现“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第三阶段：中晚唐——由盛转衰与秩序重构（755—907年）。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严重削弱，边防空虚，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加剧了政治腐败。780年两税法推行，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黄巢起义沉重打击了唐朝统治，907年朱温代唐，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 【核心考点】 一、政治：制度创新的黄金时代 （一）三省六部制：古代官僚政治的成熟标志 三省六部制是隋唐中央官制的核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隋文帝时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不妥者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 三省六部制的运行特征有二：其一，职权分工明确，又彼此制约。 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各司其职、相互牵制，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防止了权力过度集中。其二，三省长官共议国事，执宰相之职，形成“群相制”。 唐太宗时常给品位较低的官员以宰相名号，扩大任用宰相的范围，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后改称中书门下。 2025年西北卷（陕晋宁青）第3题对三省六部制的考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试题以两个时间节点为情境：683年，侍中裴炎改任中书令，将政事堂从门下省迁至中书省；705年，豆卢钦望担任尚书右仆射，因未获得“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而无法参加宰相议事会议。这说明原来的三省决策分工体系发生了变化——三省长官均可参加议事的体制，变为趋向于中书门下的议事体系，尚书省逐渐成为纯粹的行政机关。这一变化的实质是三省六部制从“分工明确”走向“一体化趋势” ——政事堂的设立使三省从分别议事变为集中议事，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体现了中枢权力结构的动态调整。本题取材于学术研究成果（可能出自厦门大学杨友庭教授的《三省六部制的形成及其在唐代的变化》一文），体现了高考命题的学术性趋向。 理解三省六部制，关键在于把握其演变逻辑：唐初“分工—制衡—群相”的体制设计 → 政事堂的设立推动议事集中化 → 中书门下成为实际上的中枢决策核心 → 三省出现一体化趋势。这一演变的内在驱动力是皇权——皇帝通过扩大宰相范围、调整议事机制来加强决策控制，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下中枢体制不断调适的规律。 （二）科举制：选官制度的革命性变革 科举制是隋唐时期最具革命性的制度创新。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唐朝进一步完善，考试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中明经科和进士科最为重要。 科举制的历史意义深远。在政治层面，它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对选官权的垄断，将选官权从地方士族手中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社会层面，它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在文化层面，它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强化了儒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科举制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典范，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亦有启示。 （三）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均田制是隋唐时期的土地制度，国家按人口分配土地，受田农民向国家交纳租调。租庸调制是与之配套的赋税制度：租即田赋，调即户税（缴纳绢帛等），庸即代役税（不愿服役者可纳绢代役，称为“输庸代役”）。 纳绢代役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障，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同时，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化，反映了封建剥削方式的变化。 （四）两税法：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 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其核心内容是：不再按人丁征收租庸调，而是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2025年安徽卷第3题即考查两税法的运行效果——两税法规定户税征钱、地税征谷物，但实施四十年后“物轻钱重”，农民负担大幅增加，当年纳绢二匹半者四十年后需纳八匹，约三倍之多，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这说明制度设计在执行中可能产生预期之外的后果，制度评价需要放在长时段中加以考查。2024年广东卷和浙江卷亦分别考查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转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这是税制逻辑的根本转变。两税法简化了税收名目，扩大了税收来源，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也存在执行中的弊端——物轻钱重的问题导致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此后，以土地财产为征税标准的逻辑主线被后世继承，直至清代“摊丁入亩”最终完成从人头税向财产税的转型。 （五）从盛世到危机：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叛乱由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暴露了唐朝兵制变革（从府兵制到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的内在隐患——边镇节度使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中央集权被削弱，边防空虚。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中晚唐政治的痼疾。2023年广东卷T4考查了藩镇割据问题。核心概念“藩镇割据”是指地方节度使凭借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形成的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半独立自治的政治格局。河朔三镇为典型代表，藩镇割据贯穿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核心表现，也是导致唐朝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 （六）民族交融与边疆治理 隋唐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唐朝处理民族关系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对突厥，军事征服后置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进行管辖，唐太宗被草原各族尊奉为“天可汗”；对吐蕃，通过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和亲，后又有唐蕃会盟；对回纥，唐玄宗册封其首领为怀仁可汗；对靺鞨，册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唐朝民族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因俗而治、灵活多元——既有军事征服、设府管辖，也有和亲联姻、册封笼络。这种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2025年修订版教材单独设置《隋唐时期的民族交往与交融》一课，突出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课标导向。 二、经济：繁荣与变迁 （一）大运河：南北经济的大动脉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修建目的包括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转运江南粮食财赋到北方以巩固统治、为军事运输提供便利。其历史作用在于加强了南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促进了沿岸城市的繁荣，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奠定了重要基础。隋朝在长安、洛阳两都和地方广设仓库，通过大运河快速转运粮食，保障京师及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反映了中央对地方资源的强力调配能力。 2023年山东卷第3题以西汉与隋京畿区示意图为情境，考查隋京畿区较西汉向东移动的原因——联系大运河的走向和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京畿区的东移是为了缓解关中地区的经济压力、更方便地获取东南财赋的供应。 （二）农耕繁荣与手工业进步 隋唐时期，曲辕犁的使用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水利工程广泛兴修。手工业方面，丝织业、制瓷业（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冶铸业等均有突出发展。 （三）市坊制度与城市繁荣 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市坊制度：坊是居民区，市是商业区，二者严格分开，市的交易时间亦有规定。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荣的城市——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坊市分明，街道宽阔。 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生动再现了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商业繁华：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装满唐代佛像的“地下宝库”，其中包含一尊大型彩绘泥塑天王像和大量中小型佛像；更令人惊叹的是，佛像坑旁竟藏着一条疑似“步行街”的遗迹——宽约12.7米，路面薄且无车辙，与东侧宽达22.3米、车辙印痕清晰的主干道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还发现了临街店铺遗址和手工业作坊遗迹（骨料坑），不同时期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清晰记录了隋唐300多年间东市格局的动态演变。这些发现入围“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是研究唐代商业生活和城市格局的珍贵一手材料。 （四）对外贸易的繁荣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水陆并进，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长安、洛阳汇聚各国商人和使节，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繁荣。对外贸易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更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这正是唐朝“开放”特征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三、文化：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 （一）唐诗：一个时代的文学丰碑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初唐有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盛唐有李白（浪漫主义）、杜甫（现实主义）双峰并峙，中唐有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晚唐有杜牧、李商隐。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密切相关——进士科考诗赋，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社会化。 （二）三教并行与思想多元 隋唐时期实行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儒、佛、道三家在竞争与交融中共同发展。儒学仍处于正统地位，唐朝孔颖达等编订《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注本。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禅宗的确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玄奘西行天竺取经、鉴真东渡日本弘法，是中外佛教交流的典范。道教因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先而受到特殊推崇。三教并行格局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 2025年修订版教材将科技与文化内容单独设课，形成了《隋唐时期的科技与文化》一课，全面系统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和成就。 （三）对外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日本遣唐使多次来华，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文化和建筑艺术；新罗派遣留学生入唐求学，唐朝的科举制度、文字等深刻影响了朝鲜半岛；玄奘西行天竺取经，著《大唐西域记》记录沿途见闻；鉴真六次东渡终抵日本，传播佛教戒律和唐文化。2025年中国在法国举办的“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10世纪）”大型展览，分为“乐居长安”“海纳百川”“文人世界”“技臻于美”“大唐丝路”“扬帆出海，联通世界”等单元，全面展示了辉煌灿烂、自信开放的盛唐气象及其深远的国际影响。 （四）科技革新 唐代科技成就斐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里程碑。天文学家僧一行主持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孙思邈著《千金方》，被誉为“药王”。建筑方面，隋朝李春设计的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重难点突破】 难点一：三省六部制的分权制衡——从“分工明确”到“一体化趋势” 三省六部制是理解中国古代中枢政治体制演变的关键节点，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中书草拟、门下审核、尚书执行，三省各司其职、相互牵制。然而，近年高考已不满足于对这一制度静态特征的考查，而是深入到其动态演变之中。 2025年西北卷（陕晋宁青）第3题正是这一考查方向的典型代表。试题呈现了两个关键变化：一是政事堂从门下省迁至中书省，反映了中枢决策重心从审核环节向草拟环节的转移；二是尚书省长官需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才能参加宰相会议，说明尚书省逐渐退出决策层，变为纯粹的行政执行机构。这两个变化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三省体制从分工明确走向了一体化趋势。 这一演变的内在逻辑值得深入理解。唐初三省制度的设计精髓是“决策—审核—执行”三权分立，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共同议事、相互制约。但这一体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了效率低下的问题——政事堂的设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宰相们集中议事，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然而，议事集中化的同时，权力也在向中书门下倾斜，三省制逐渐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理解这一过程需要把握两个层面：从制度目的看，三省六部制实现了相权的内部分工与制衡，是对秦以来宰相权力过大问题的制度性解决；从演变趋势看，皇权对效率的追求推动了体制从分权向集中的演变，但相权内部的制约机制最终被削弱，这为明清时期宰相制度的最终废除埋下了伏笔。 一句话概括：三省六部制是皇权之下相权内部分工制衡的典范，其从“分工”到“一体”的演变体现了君主专制体制下中枢制度不断调适的内在规律。 难点二：科举制对社会阶层的重塑——“知识改变命运”的制度化 科举制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新的选官方式，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权力的分配逻辑。在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个人的前途取决于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族。科举制则以考试为标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然这一理想在现实中仍有诸多限制，但它毕竟为社会各阶层打开了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理解科举制对社会阶层的重塑，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维度：打破门阀垄断，促进社会流动。 科举制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士族门阀在唐代虽仍有一定势力，但已无法像魏晋时期那样垄断选官。 第二维度：塑造新的精英阶层。 科举制培育了一个以儒学经典为知识基础、以科举功名为身份标识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不同于魏晋的士族——他们不依赖血统，而是依赖知识和考试获得政治地位。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中坚。 一句话概括：科举制使“读书—考试—做官”成为社会流动的主渠道，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 【易错警示】 误区一：“三省六部制实现了彻底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与西方三权分立类似。” 三省六部制的分权是皇权之下的行政分工，而非主权层面的权力分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都在皇帝之下运行，三省长官均由皇帝任免，最终决策权集中于皇帝手中。三省之间的制衡是行政体制内部的相互制约，而非独立的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将三省六部制与西方三权分立相提并论，混淆了两者完全不同的制度性质。 误区二：“两税法是完美的赋税改革，完全解决了农民的负担问题。” 两税法虽然简化了税制、扩大了税源，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严重问题。2025年安徽卷第3题正是以此为核心考点：两税法规定户税征钱，但实施数十年后“物轻钱重”——货币升值、物价下跌，农民以实物换钱的负担大幅增加，制度设计的“公平”在实际运行中走向了反面。评价制度不可只看设计初衷，更要看执行效果和长期影响。 误区三：“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便彻底消灭了门阀士族。” 科举制对门阀士族的冲击是一个渐进过程。唐代士族门阀仍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科举出身的“新贵”与士族门阀出身的“旧族”在唐代长期并存。门阀政治的真正消亡要到宋代才完成，而科举制的最终成熟也是在宋代。隋唐是科举制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期，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 误区四：“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说明唐朝征服了所有周边民族。” “天可汗”的称号体现的是周边民族对唐太宗的尊敬和拥戴，反映了唐朝民族政策的成功，是唐朝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怀柔、和亲、册封等柔性政策赢得各族的认可，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多样化的，军事征服只是手段之一。 【高考导向】 近年高考对隋唐史的考查，集中体现四大导向： 第一，制度创新的“动态演变”视角。 高考已从考查“三省六部制是什么”转向考查“三省六部制如何变化、为何变化”。2025年西北卷（陕晋宁青）第3题以“一体化趋势”为核心考点，取材于学术研究，体现了高考命题学术性、思维高阶性的新趋势。复习中应注重梳理制度的演变脉络——三省制如何走向一体化、科举制如何发展和完善、赋税制度如何从租庸调制走向两税法。 第二，“盛世治理”的辩证分析。 高考命题既考查盛世的表现和原因，也考查盛世背后的危机。贞观之治与安史之乱、开元盛世与藩镇割据，不是割裂的两段历史，而是因果相连的一个过程。2025年山东卷第16题以“与距离斗争”跨时代比较秦隋治理难题，启示考生：历史理解需要打通朝代界限，把握国家治理中的共通问题与不同方案。 第三，民族交融与对外开放的时代价值。 2025年修订版新课标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核心素养要求。隋唐的民族政策——天可汗称号、和亲联姻、册封笼络、设府管辖——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范例。唐朝的对外开放——长安汇聚各国人士、丝绸之路繁荣、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则展示了中华文明自信包容的文化品格。2025年在法国举办的“中国·唐”大型展览以“多元开放的朝代”为主题，正是这一命题取向的国际呼应。 第四，最新考古成果与教材知识的结合。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入围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长安城东市遗址2025—2026年新发现——这些考古成果是理解隋唐城市格局、商业繁荣和里坊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备考中需关注这些最新发现，培养将考古材料与教材知识相结合的分析能力。同时，2025年高考命题出现的三大新趋势——文言文题比重上升、跨学科思维（历史+地理）向纵深发展、组合型选择题重出江湖——也将在2027届高考中继续强化。 备考提示：隋唐史一轮复习应做到“三维联动”——以制度演变为主线，梳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赋税制度的“创立—发展—演变”全过程；以盛世兴衰为线索，把握从贞观之治到安史之乱的因果链条；以阶段特征为统领，深刻理解“繁荣与开放”这一隋唐时代主题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同步关注2025—2026年最新考古发现和2026年高考真题走向，以最新材料训练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