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课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该高中历史高考复习讲义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与中共革命新道路核心考点，以“两种命运、两条道路”为线索，从政治、经济、军事维度构建知识体系。通过考情分析明确高频考点，核心知识梳理夯实基础，重难点突破解析内在逻辑，真题训练提升实战能力，助力学生系统掌握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关键史实。 资料突出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素养落实，如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本质，构建1927-1936年时间轴掌握关键节点。创新采用“概念辨析+对比分析”策略，如区分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中心论，配合史料实证训练，帮助学生高效突破难点，为教师把控复习节奏、提升学生应考能力提供有力支持。

第21课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2027届高三历史一轮复习讲义 一、课程标准与核心素养指向 课标内容：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认识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意义；认识红军长征的意义。 学科核心素养在本讲的落实： 唯物史观：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解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本质——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集中体现；国民党“训政”则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一党专政的上层建筑。运用“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的观点，理解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革命新道路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开辟的。理解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里程碑。 时空观念：构建1927年至1936年的完整时间轴，掌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4月）、东北易帜（1928年底）、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秋收起义（1927年9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1927年10月）、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形成（1928—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31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3—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1935年10月）、遵义会议（1935年1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等关键节点的时序。通过阅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示意图，掌握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地理空间转移；通过阅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了解红军长征的路线，理解长征实现战略大转移的空间意义。 史料实证：运用《井冈山土地法》等文件史料、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理论著作、蒋介石日记和国民党文件等多重史料，从互证角度认识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实践。通过分析“1927—1937年民族工业发展数据”“苏维埃区域发展统计”“红军长征时间表”等史料，从数据中提取有效信息并进行历史推论。通过解读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等经典论述，增强对革命道路理论的理解和史料解读能力。 历史解释：能够对国民党“训政”的实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在逻辑与正确性、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与长征精神等问题作出科学的历史解释。掌握“宁汉合流”“东北易帜”“官僚资本”“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道路”“遵义会议”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家国情怀：从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敢闯新路的奋斗精神。从红军长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铸就长征精神的光辉历程中，汲取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通过对革命新道路理论正确性的学习，坚定道路自信，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 二、时空坐标与阶段特征 时间轴构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后改向山区进军）——1927年9月（宁汉合流，国民党专制统治确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井冈山会师；国民政府继续北伐；张学良宣告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国民党宣布“训政”时期开始）——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列强对华资本输出减少，民族工业获得发展机遇；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推行）——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1930—1933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四次“围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由于中共中央犯“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宏观阶段特征：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中国处于国共两党对立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两种命运、两条道路”激烈博弈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统治，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官僚资本迅速膨胀；中国共产党则在白色恐怖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实现了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转折。 政治上，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宁汉合流”确立国民党专制统治，又通过东北易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国民党宣布实行“训政”，实质上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失败后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创建了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两党在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权建设方式：国民党以南京为中心，共产党以根据地为基础，两种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纺织、面粉、化学、橡胶、搪瓷等轻工业部门都有所增长。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统一币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财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的重要工具。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通过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 思想文化上，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了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论证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军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可概括为“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抉择”，核心特征体现为三组对立统一：专制统治与人民政权的对比——国民党“训政”的一党专政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官僚资本与土地革命的对比——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权力敛财与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动员；城市中心论与农村包围城市的对比——三次“左”倾错误的照搬教条与“工农武装割据”立足国情的理论创新。这三种对比，深刻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对国家出路的截然不同的探索和抉择。 三、考情分析与备考指导 近五年高考命题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是高考命题的重点板块，近五年考查频率较高。据资料统计，2022—2025年各地高考真题围绕本课各子目共有14道题，包括10道选择题和4道非选择题。命题集中围绕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实践、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三大模块展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考查相对较少。 2025年高考真题对本课核心知识点进行了重点覆盖。全国卷第44题以抗战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后勤工作部署设置情境，考查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战略智慧的深度认知。地方卷中，福建合格考模拟考查“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的标志”，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为正确选项；江苏淮安合格考模拟考查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背景（秋收起义失败）；湖南合格考模拟考查“点燃‘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的标志性事件，各地模拟题普遍涉及中国革命新道路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北京高考涉及苏区教育成效。浙江卷、广东卷等地也围绕红色政权建设、土地革命、长征意义等核心内容进行了考查。 2024年各地卷中，辽吉黑卷考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政策，安徽卷、湖北卷等围绕国共十年对峙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命题，山东卷考查了国民革命的必要性。2023年：全国甲卷考查了中共革命道路的探索，新课标卷考查了国共十年对峙时期的相关史实。此外，近年高考还涉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民族工业发展、关税自主运动等经济史考点。 核心考向归纳：集中在四大模块—— 一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重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过程（宁汉合流标志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国民党“训政”的实质（违背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公务员制度的建立（1929年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允许女子参加考试，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但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民族工业的发展（原因、表现及官僚资本的阻碍）。 二是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新道路。重点掌握南昌起义的意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八七会议的内容（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927年10月，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是有机的统一体）、红色政权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 三是红军长征。重点掌握长征的原因（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中共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1935年1月，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长征的历程与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意义（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种子，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四是民族工业的发展与经济政策。重点关注民族工业在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的发展（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有所提高，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表现：纺织、面粉及新兴部门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官僚资本的膨胀（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巨额财富）、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从考向趋势来看，近年高考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考查视角更加宏观与纵深——2025年全国卷第44题以抗战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的军事后勤设置情境，考查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战略智慧的深度认知，体现了“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命题导向。第二，对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实践的考查更加细致——不仅要求掌握基本史实，还要求理解各项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三，情境题设计更加多元——以江西寻乌人口成分调查表考查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斗争策略，以根据地建设的具体措施为切入点考查工农武装割据的整体理解。第四，核心考点反复出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遵义会议是历年高频考点。备考时应高度关注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在逻辑、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意义、革命新道路与“城市中心论”的本质区别等核心命题。 备考策略建议：第一，建立“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完整对比分析框架。以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割据为主轴，理解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的根本对立，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第二，重点掌握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在逻辑。准确理解“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是有机的统一体。第三，深入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第四，注重红军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第五，与选择性必修课程融合复习。将国民党公务员制度与选官制度演变、法币改革与货币制度发展、工农武装割据与革命政权建设等内容进行贯通整合。 四、核心知识梳理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1. 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与形式上统一全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当时仍然存在的武汉汪精卫国民政府对峙。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两方合流。1927年秋，“宁汉合流”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 1928年，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伐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 2. 国民党的“训政” 1928年，国民党宣布“训政”时期开始。“训政”的核心制度安排为：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把政权托付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 “训政”的实质是违背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国民党政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以一党专政维护其独裁统治。 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总统府，取代国民政府，企图为其独裁统治披上“宪政”的外衣，但最终崩溃。 3. 公务员制度 1929年，国民政府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的选任由考试院负责。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考试法》，允许女子参加考试，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但实施过程中漏洞百出，任用亲信、拉帮结派现象始终无法禁绝。 4. 民族工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热情有所提高。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从发展表现看，除了原有的纺织、面粉等行业外，民族工业中的新兴部门如化学、橡胶、搪瓷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1927—1936年间，民族资本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官僚资本的严重阻碍。 5. 官僚资本的膨胀 官僚资本是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获得的资本，通常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主要指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为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的重要工具。 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起巨额财富，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压迫和摧残。官僚资本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国民党政权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6. 金融改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国内币制紊乱，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1933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规定了所有款项收付及交易，一律改用银元，银两不再使用。此后，国民政府又推行“法币改革”，统一货币发行，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金融的控制。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新道路 1. 武装起义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赴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起义军在进攻长沙途中受挫，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的革命队伍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3.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实践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的统一体。 在武装斗争方面，到1930年夏，全国已经建立起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在十多个省，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红军在1930年至1933年间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 在土地革命方面，各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生产，支持革命。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党的工作中心应当在农村的思想，论证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红军长征 1. 长征的背景与原因 从1930年10月至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等人正确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中共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左”倾错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屡次失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2. 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3. 长征的历程与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4. 长征的意义与长征精神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长征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铸就了长征精神，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学者所言，“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弘扬。 五、重难点突破 （一）重点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内在逻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辩证统一 问题切入：“工农武装割据”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三者“密切结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要点解析：“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三个组成部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是有机的统一体。 从逻辑关系看，武装斗争是主要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正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军事“围剿”，没有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连生存都无法保障，更谈不上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土地革命是中心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根本问题。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战争，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战略阵地。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有后方依托，土地革命才有实施的范围。红军可以在根据地内休整补充，土地改革可以在根据地内深入推行，政权建设可以在根据地内不断巩固。 三者的内在辩证关系可以概括为：武装斗争保障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进行，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群众基础，根据地建设为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战略阵地。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已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充分证明——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达十万人，证明了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正确性。 （二）重点二：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问题切入：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要点解析：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需要从当时的危急形势和会议的实际成果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从当时的危急形势看，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中国革命实际，中共中央犯了“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损失惨重，形势万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就有覆灭的危险。 从会议成果看，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原因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脱离了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此前，从国民革命的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国共产党多次因服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而付出了惨重代价。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从长远影响看，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为此后长征的胜利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奠定了最为关键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三）重点三：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与“城市中心论”的根本分歧 问题切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与“城市中心论”有何根本区别？为什么前者是正确的，后者在中国行不通？ 要点解析：“农村包围城市”与“城市中心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理论，前者立足中国国情，后者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 从理论根源看，“城市中心论”源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主张通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理论认为，城市是无产阶级的聚集地，是革命力量的中心，农村应当从属于城市。 从中国国情看，“城市中心论”在中国行不通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虽然是最先进的阶级，但人数相对较少。第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城市的力量十分强大，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在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在城市难以立足和发展。第三，广大的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革命力量可以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蓄和发展力量。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体现在：第一，它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它找到了革命力量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战略空间——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和农村。第三，它解决了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壮大问题——通过建立农村根据地，使革命力量逐步扩大，最终从农村包围城市。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1930年夏全国建立十几块根据地，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由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 （四）重点四：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性质——官僚资本与“训政”的互动关系 问题切入：如何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性质？官僚资本与国民党“训政”之间存在什么内在联系？ 要点解析：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性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其政治制度（“训政”）和经济基础（官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从政治上看，国民党“训政”违背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初衷，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这实质上是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国民党一党，而国民党又操纵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手中。 从经济上看，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迅速聚敛财富。四大家族通过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银行，控制了国家的金融命脉，并以此巧取豪夺，聚敛了巨额财富。民族工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到官僚资本的严重压迫和摧残。 二者的内在联系在于：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为官僚资本的经济掠夺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四大家族可以无所顾忌地凭借国家权力敛财；经济上的官僚资本膨胀又为一党专政提供了物质基础——四大家族利用经济实力操控政治，巩固其统治地位。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正是建立在“训政”和官僚资本相互支撑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也注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 六、核心概念辨析 宁汉合流与东北易帜的区别：1927年秋，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确立。1928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基本统一了全国。两者的区别在于：宁汉合流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统一，确立了国民党在全国的专制统治体制；东北易帜则是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统一，扩大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前者解决的是“统治体制”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统治范围”问题。 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区别：官僚资本是指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获得的资本，主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在中国主要指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重要工具。民族资本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私人投资兴办的资本主义企业。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官僚资本凭借国家权力聚敛，具有垄断性和掠夺性，严重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资本依靠私人投资，具有民族性和进步性，但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摧残。官僚资本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也是国民党政权反动本质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训政”与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区别：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程序论。“训政”原意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后，由革命党训练人民行使民权，最终过渡到宪政。但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初衷。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实行一党专政——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总揽执行，实质上是剥夺人民权利的一党专政。1948年虽建立总统府、宣布进入“宪政”阶段，但已是为其独裁统治披上“宪政”外衣，最终崩溃。 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区别：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主要在江西南昌进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秋收起义发生于1927年9月，由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领导，起义军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原定进攻长沙，受挫后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进军，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两者的区别在于：领导力量不同（南昌起义由周恩来等多人领导，秋收起义由毛泽东主要组织），斗争方式不同（南昌起义以正规军队为主，秋收起义以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为主），发展方向不同（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最终失利，秋收起义改向山区进军、成功建立井冈山根据地）。 八七会议与遵义会议的比较：八七会议召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其核心内容是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其核心内容是集中全力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两次会议的共同点是都在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召开，都纠正了党的错误，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不同点在于：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指明了方向；遵义会议则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工农武装割据与“城市中心论”的区别：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城市中心论”则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通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革命重心放在哪里——农村还是城市。实践证明，“城市中心论”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照搬这一理论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工农武装割据立足中国实际，找到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井冈山土地法》与《兴国土地法》的区别：《井冈山土地法》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这部法律存在两个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非仅没收地主土地，二是不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兴国土地法》是1929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对前一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时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一修改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政策上的逐步成熟——从空洞的理想主义走向务实的群众动员。2023年新课标卷考查了这一知识点的演变。 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比较：遵义会议（1935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历史定位看，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转折点。从核心成果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思想路线看，遵义会议开始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历史影响看，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次会议的共同点是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都独立自主地解决了自身的问题，都开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局面。 红军长征的世界历史意义：红军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红军在两年时间里跨越十四个省，翻越十八座大山，渡过二十四条大河，克服了人类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长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许多外国记者和作家（如埃德加·斯诺）通过长征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征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精神的壮丽史诗，激励着全世界追求正义和进步事业的人们。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区别：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年）和土地革命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的是同一历史时期，但命名角度不同。“国共十年对峙”侧重国共两党关系的角度，强调这一时期是两党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侧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角度，强调这一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时期的起止点一般为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两个概念在历史教学中经常交替使用，表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指涉的是同一历史阶段。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