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讲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1368—1644年）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2讲 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1368—1644年） 【复习导航】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今南京）。这个由平民崛起的皇帝，带着对元朝“委任权臣、上下蒙蔽”的深刻警惕，着手重构国家的政治架构。明朝的政治演变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皇权的绝对化与制度性制衡的消失。从明太祖废除丞相制度，到明成祖设立内阁，再到中后期宦官专权与厂卫横行，皇权不仅没有被分割，反而在“防弊”的逻辑中不断自我强化。然而，这种强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皇帝怠政时，权力便旁落于内侍；行政效率低下，党争加剧。与此同时，明朝在边疆治理上采取“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的策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外关系上，郑和下西洋展示了明初的国力，但此后走向海禁与收缩。17世纪中叶，在内忧外患的交织下，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中国历史再次迎来王朝更替。 复习本讲，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明朝强化皇权的制度设计（废丞相、设内阁、厂卫制度）；地方行政体制的变化（废行省、设三司）；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郑和下西洋的成就与局限；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灭亡原因。尤其要理解“内阁”与“宰相”的本质区别，以及宦官专权背后的皇权逻辑。 第一部分 明朝的建立与初期政治 一、从农民起义到王朝建立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各地反元势力纷纷响应。朱元璋原是濠州（今安徽凤阳）的贫苦农民，投身郭子兴部红巾军，逐渐崭露头角。他采纳儒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避免过早成为元军打击的焦点，稳步扩张势力。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同年秋，明军攻陷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自唐末以来反复出现的“由北方少数民族主导统一”的格局被打破，汉族重新成为统一王朝的主导民族。 二、明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核心 明太祖出身底层，对元朝“委任权臣，上下蒙蔽”导致灭亡的教训刻骨铭心。他尤其警惕权臣专权——胡惟庸任丞相期间，“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奏章必先经其手，甚至招揽失意功臣、收受贿赂，俨然形成独立于皇权的权力中心。这促使朱元璋做出了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极端而重大的决定：废除丞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胡惟庸，随即下令罢中书省，废丞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他在《明太祖实录》中宣称：“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这道命令被写进《祖训》，后世子孙不得设立丞相。 废除丞相的直接影响有两个：一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彻底消解，皇帝成为唯一的权力中心；二是皇帝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全国的所有政务奏章都要由皇帝亲自批阅，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务繁重、不堪重负”的局面。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设置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秘书，但大学士品级不高，仅供咨询，不参与决策。 废除丞相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转折。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制度化的力量可以在法定程序上制约皇权。明代及清代的皇帝，理论上必须事必躬亲；如果皇帝怠政或年幼，权力便自然旁落到身边的宦官或权臣手中，而不是像唐宋那样由宰相机构合法承接。明太祖以“防臣下专权”为出发点进行的改革，最终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失衡。 第二部分 内阁与宦官：皇权强化的双刃剑 一、内阁的设立与演变 明成祖朱棣（永乐帝）即位后，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大学士开始在文渊阁等内廷机构办公，充当皇帝的秘书，参与机密事务。到明中期，内阁有了“票拟”权——大臣的奏章先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纸条上草拟处理意见，附于奏章之上，供皇帝参考。皇帝用朱笔批示（“批红”）后，奏章才下发执行。 票拟权的出现使内阁从单纯的秘书机构转变为具有辅助决策功能的机构。内阁首辅在某些强势时期（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甚至可以“权压六部”，被人私下比作宰相。但内阁与宰相有本质区别：宰相是制度赋予的法定官职，拥有自己的署衙和僚属，对百官有统率权；内阁大学士的品级虽然后来提高，但始终不是法定的一级行政机构，其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信任。张居正的权力，本质上不是因为他是“首辅”，而是因为皇帝年幼，他同时得到了太后和皇帝的高度信任，并且控制着司礼监的批红权。一旦皇帝成年翻脸，内阁权力便瞬间归零。 因此，明代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制度性制约。这与西方近代内阁对议会负责、限制王权的逻辑完全不同。 二、宦官专权与司礼监 明代宦官的权力在历朝中较为突出。明太祖严禁宦官干政，但明成祖因“靖难之役”中得力于宦官，开始信任宦官，赋予其出使、监军、镇守等权力。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怠于政事，或年幼即位，这就给宦官提供了擅权的空间。 宦官权力的核心机构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拥有“批红”权——代皇帝用朱笔批阅奏章。内阁的票拟必须经过司礼监的批红才能生效。掌握了批红权，就等于掌握了最高决策的输出端。此外，司礼监还负责提督东厂，控制锦衣卫，拥有侦查、逮捕、施刑的特权。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宦官，都曾权倾朝野，打击朝臣，造成朝政黑暗。 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专权并不是皇权的对立面，而是皇权的异变。宦官的权力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皇帝因怠政或年幼无法亲自批红，便将这一权力委托给身边的宦官；皇帝随时可以收回这一权力。宦官再跋扈，也无法像唐代宦官那样随意废立皇帝（明代虽有宦官擅权，但从未发生宦官弑君篡位）。因此，宦官专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明代皇权的绝对性——皇帝不想干活的时候，可以找人代劳；想收回权力的时候，随时可以收回。 三、厂卫制度：皇帝的特务工具 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亲军仪仗队，后发展为特务机构，负责侦查、逮捕、审讯，直接对皇帝负责。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特务机构，由宦官掌管，权力在锦衣卫之上，专门监视官员和百姓的言行。西厂、内行厂等也曾短暂设立。厂卫制度是明代皇权专制走向极端的标志，它使皇帝可以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直接对任何人实施打击，造成朝野恐怖气氛，加剧了政治腐败。 第三部分 地方制度与边疆治理 一、废行省，设三司 在地方行政上，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将原来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掌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掌管司法与监察；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掌管军政。三司互不统属，各自直接对中央六部或五军都督府负责。这种“三司分权”的设计，使地方无法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但弊端也很明显——三司之间互相推诿、协调困难，行政效率低下。明中叶以后，朝廷不得不临时派遣“巡抚”“总督”到地方协调三司事务，这些差遣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又恢复了省级统一领导。 二、边疆与民族政策 明朝在边疆治理上采取“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的策略。 在北方，面对退居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鞑靼、瓦剌），明朝既有军事打击，也有和议互市。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修筑长城，沿线布置“九边”重镇。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明朝由盛转衰。此后明朝对蒙古以防御为主，同时开放边境马市，开展贸易。 在东北，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封授女真部落首领官号，维持羁縻统治。女真各部定期朝贡，明朝赐予官职和赏赐。 在西藏，明朝承认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关系，敕封藏传佛教领袖为“法王”“王”，建立羁縻性质的行都指挥使司，通过贡赐和茶马贸易进行经济交流。 在西南，明朝实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世袭其职，接受中央统辖。 在西北，明朝设立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卫，作为西部屏障。 这一整套制度设计，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促进了民族交融，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 第四部分 对外关系：从郑和下西洋到海防危机 一、郑和下西洋：朝贡贸易的巅峰 明成祖时期，派遣郑和七次远航西洋（1405—1433年），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船队规模庞大，访问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是朝贡贸易——以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国家的政治联系为主要目的，“厚往薄来”，即给予来朝贡的国家以数倍于贡品的赏赐。这种做法虽然扩大了中国在海外的影响，但经济效益极低，耗费巨大，给明朝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明宣宗以后，下西洋活动停止，明朝的海外政策转向内敛。 与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达伽马开辟新航路的欧洲航海活动相比，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更早、船队规模更大，但其目的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的航海探险是受资本主义萌芽驱动，追求商业利润和殖民扩张，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郑和下西洋是皇权主导的政治行为，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停废之后没有产生持续的经济和制度效应。这一对比深刻反映了中西方在历史路径上的分歧。 二、海防危机与“海禁”政策 明朝初年，政府严厉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实行“海禁”。但海禁并不能阻止沿海居民出海谋生，反而使海上走私活动猖獗。走私商人与日本海盗（倭寇）混杂，烧杀抢掠，造成东南沿海的巨大破坏。明中期，倭患严重，朝廷派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平倭。戚家军在浙江台州九战九捷，在福建、广东与俞大猷合作，最终基本肃清倭患。 1567年，明朝政府被迫解除海禁，开放漳州月港等口岸，允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史称“隆庆开关”。此后，大量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活跃，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进一步成长。 16世纪中期，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东来。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租住权（1557年），西班牙和荷兰先后占据台湾岛南部和北部。荷兰人最终独占了台湾（1624年），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收复。西方殖民者的到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也带来了高产作物（玉米、甘薯等）和大量白银，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同时西方科技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 第五部分 明朝的灭亡与清军入关 一、政治腐败与社会矛盾 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皇帝怠政（如万历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党争激烈（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宦官专权，厂卫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赋役繁重，加之小冰河期导致连年灾荒，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二、李自成起义与明朝灭亡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随即率军东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李自成的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赋”等口号，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对苛捐杂税的抗议。 三、清军入关与全国统治的确立 明朝灭亡时，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处于两难境地：李自成招降，而关外的清军（皇太极已改国号为“大清”）也在虎视眈眈。吴三桂最终选择引清军入关。清军与吴三桂部联合击败李自成，占领北京。随后，清朝以“为明朝复仇”为旗号，逐步南下，经数十年战争，最终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 明清易代之际，恰逢西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处决。东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王朝更替和革命，但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轨道：中国进入又一个君主专制王朝，而西方则开启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新时代。 第六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 明朝废除丞相、强化皇权的制度变革，不是偶然的个人选择，而是唐宋以来君主专制不断强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宋元时期，相权已逐渐被分割，皇权不断上升。明太祖以“防臣下专权”为出发点进行的改革，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但是，这种上层建筑的极端化，并没有带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而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宦官专权、党争加剧等问题，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说明了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过度集权未必是有效治理。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郑和下西洋与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对比，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明朝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高度集权的封建帝国，商业资本虽然有所发展，但远未成为主导力量。因此，统治者的海外经略只能是政治性的“朝贡贸易”，缺乏持续的经济动力。而西欧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驱动下，海外探险的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和开辟殖民地。动机不同，结果自然迥异。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赋”口号，反映了农民阶级对封建剥削的抗争。明朝的覆灭，不是清军入关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天灾频发、民变蜂起的综合作用下，统治阶级已失去执政基础的结果。这也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本讲小结】 明朝从建立到灭亡，近三百年的历史充满了皇权专制走向极致的内在张力。明太祖以“防弊”为出发点，废除了丞相制度，使皇权失去了制度性的制衡；设立内阁、重用宦官，本意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结果在皇帝怠政时演变为内阁与宦官的权力博弈，加剧了朝政的腐败。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并将君主专制推向新的高峰。 在边疆治理方面，明朝的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对外关系上，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到海禁的收缩，再到隆庆开关的有限开放，反映了明朝在面对世界变局时的保守与挣扎。 明朝的灭亡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政权如果制度设计只着眼于“防弊”而忽视了“求治”，如果统治者沉迷于权力集中而忽视民生疾苦，如果内外政策故步自封而无法应对时代挑战，那么无论它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难逃倾覆的命运。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本讲需要重点掌握：明朝强化皇权的措施（废丞相、设内阁、厂卫制度）；内阁与宦官专权的逻辑；地方三司制度的特点；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与局限；明朝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的成就；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的经过。复习中注意运用唯物史观，理解制度设计与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关注中外历史在16—17世纪的不同走向。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