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三 从明朝建立到清兵入关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三　从明朝建立到清兵入关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国号大明。同年，明军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个由汉族重新建立的王朝，持续了276年，直到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的历史是一幅复杂的画卷：一方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新高度的时期；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海上挑战和边疆问题。理解明朝，需要从它的制度设计、对外交往和边疆治理三个维度切入。 一、明朝的制度变化、沿海形势与内陆边疆 （一）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 1. 废除宰相制度：皇权对相权的最后一击 明初的政治制度沿袭元朝，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然而朱元璋对丞相制度始终心存疑虑。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丞相胡惟庸，随即下令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阐述其理由：“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这一举措意味着中国沿袭了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止。 如何评价朱元璋的这番理由？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并不充分，近乎强词夺理。他把秦朝速亡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设置丞相，又以“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将宰相制度粗暴否定，对于宰相的积极作用仅以“虽有贤相”一语轻轻带过。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强调“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的基本道理，指出宰相作为官僚机构的首长，对皇权具有制衡作用——“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旦不贤，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制了。 废除宰相制度是否意味着相权从此消失？答案是否定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的职位，但皇帝一个人毕竟处理不完天下所有事务，辅佐皇帝的权力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务，彼此“颉颃”（互相抗衡），不敢相压。这种方式在表面上消除了丞相专权的制度基础，但实际上使皇帝不得不直接处理大量日常政务，行政负荷极其沉重。 2. 内阁制度：内侍顾问机构的形成 为了解决政务繁重的问题，明成祖朱棣时期正式设立内阁。内阁的职能是“票拟”——替皇帝浏览百官奏章，草拟处理意见。票拟由内阁大学士共同商议，后来入阁最早、最受皇帝眷顾的阁臣地位日益突出，被称为“首辅”或“元辅”。但是否被采纳，最终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批红”。 那么，内阁首辅能够等同于宰相吗？答案是否定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宰相的权力来自制度赋予，内阁首辅的权力来自皇帝的个人信任；宰相参与决策并能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内阁首辅则以侍从、咨询为主，不能对皇权形成制度性的制约。正如张居正虽有“元辅”之名，但万历皇帝一旦翻脸，他可以顷刻间身败名裂。明朝内阁的实质，是一个常设的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内侍顾问机构，而非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 3. 宦官专权：皇帝牵制内阁的产物 内阁制度形成后，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宦官权力的膨胀。内阁票拟之后，奏章送呈皇帝批红。皇帝精力有限，通常只御笔亲批少数几本，其余交由司礼监太监代为批红。这样一来，司礼监横隔在皇帝与外廷、内阁之间，实际上成了政务的枢纽。皇帝给内阁的命令由宦官传达，内阁的陈说也通过宦官转呈。司礼监太监如冯保、魏忠贤等人，由此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明代宦官专权的实质，是皇帝利用宦官牵制内阁的产物。皇帝对内侍顾问机构（内阁）并不完全信任，于是引入另一套内侍系统（司礼监）来形成制衡。两种内侍机构互相牵制，皇帝则居于二者之上，确保大权不致旁落。这种设计虽然在逻辑上精巧，但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如果皇帝本人昏庸怠政，这套平衡就会被打破，宦官势力就会失控。明中后期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根源正在于此。 （二）海上交通与沿海形势 1. 郑和下西洋：空前绝后的壮举 明成祖时期，郑和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远航西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15世纪的世界航海史上无与伦比。然而，这次壮举的目的并非商业扩张，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扬国威，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朝贡贸易具有鲜明的特点：外国使团带来贡品，明朝按贡品价值数倍甚至数十倍给予回赐。以龙涎香为例，在苏门答腊市价每斤约合中国铜钱九千文（9贯），而《明会典》记载朝廷给朝贡国的价银折合每斤48贯，高出市价五倍有余。此外还有丰厚的“回赐”。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模式，使明朝财政背负了沉重负担。 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评价：“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士大夫强烈反对，甚至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仅仅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创举。这就是“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根本原因——目的只是宣扬国威，贸易属于不计成本的朝贡性质，财政上不可持续。 2. 海防新问题：倭寇与欧洲殖民者 明朝中期以后，海上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倭寇问题。这些倭寇并非全是日本人，其中相当多是沿海的中国走私商人和失地农民。他们与日本浪人勾结，劫掠沿海州县，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戚继光率领“戚家军”经过多年征战，最终平定了倭患。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也出现在中国沿海。16世纪，葡萄牙人占领澳门，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荷兰人侵占台湾南部。这些殖民势力以贸易为名，从事走私、传教甚至武装掠夺活动，成为明朝海防的新威胁。 面对这些挑战，明朝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严禁私人海外贸易。但海禁并不能完全遏制海上活动，反而催生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请求下，明廷“准贩东西二洋”，开放漳州月港作为合法出海口。隆庆开禁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沿海百姓的生计，推动了东南沿海人民向吕宋（菲律宾）等地移民，也加速了白银内流——学者估计隆庆开禁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赋税制度的改革。 （三）内陆边疆 明朝的边疆形势远比前代复杂。在北方，蒙古势力始终是最大威胁。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但未能彻底解决蒙古问题。明朝在北部边防修筑长城，设立九边重镇，驻守重兵。在西南，明朝对西藏地区采取册封和设机构管辖相结合的方式——册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大宝法王”等，同时在西藏设立乌思藏、朵甘两个都指挥使司，行使管理权。在东北，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管辖女真等族，并册封当地首领。这些举措，使明朝的边疆治理较之前代更为周密。 二、明清易代 （一）清朝的崛起 明朝后期，东北地区的女真族逐渐统一并走向强盛。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其子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为入主中原做好了制度准备。清朝的八旗制度集军事、行政、生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二）明朝的灭亡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在多尔衮率领下入关，联合明朝降将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并逐渐向南推进，最终统一全国。 全专题小结 明朝的历史，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历史。朱元璋废除丞相，使皇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内阁和司礼监的相互制衡，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宫廷权力运作机制。这套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使国家的运转越来越依赖皇帝个人的素质——遇到明君如永乐、宣德，国家强盛；遇到昏君如正德、天启，则宦官专权、朝政败坏。 明朝的对外格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郑和下西洋展示了明朝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对朝贡体系的追求；另一方面，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欧洲殖民者的东来、海上贸易的兴起），明朝整体上采取了收缩和保守的姿态——海禁政策限制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错失了融入早期全球化的机遇。 在边疆治理方面，明朝对蒙古、西藏、东北地区都采取了相应的管辖措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奠定作出了贡献。清朝继承并发展了明朝的边疆治理经验，最终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奠定工作。然而，明清易代的过程也表明：一个内部已经朽烂的王朝，无论制度如何精巧，都难以抵御内外夹击而走向灭亡。这一教训，值得此后任何时代的执政者深思。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