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10讲 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916—1368年） 【复习导航】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农业上，复种制普及、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棉花推广至内地；手工业中，制瓷业达到新高峰，冶铁燃料改进推动产量跃升；商业领域更是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坊市制瓦解、纸币诞生、海外贸易兴盛、城市经济职能增强。与此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最终完成，“苏湖熟，天下足”成为现实。社会经济的变化也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门第观念淡化、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国家对社会控制相对减弱。 这些新变化并非孤立发生，而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农业进步为手工业提供原料和劳动力，手工业发展为商业提供商品，商业繁荣又刺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治理，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理解这些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把握本讲内容的关键。 第一部分 农业的发展：技术、作物与生产关系 一、耕作技术的进步与复种制的普及 两宋时期，南方农业最重大的技术进步是稻麦复种制的普及。农民在收获水稻之后，接着种植小麦或大麦，使同一块土地一年内可以收获两季作物。在气候条件更好的岭南地区，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复种制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产量，为人口增长和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伴随复种制的是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高转筒车、龙骨翻车等灌溉工具在南方水田地区得到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丘陵地带的灌溉问题。耕作技术的精细化，使单位面积产量显著提升，一个农户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南北作物的交流也丰富了民众的饮食结构。来自北方的麦类作物在南方推广，南方水稻品种也在北方种植，粮食种类的多样化增强了农业抗风险能力。 二、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与商品化 这一时期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固定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农户。茶叶、棉花、蚕桑等在适宜地区形成集中种植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农户不再仅仅追求自给自足，而是将部分产品投入市场交换，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结构。 棉花种植的推广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始于宋代，但真正得到大力推广是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视棉纺织业，设立木棉提举司，鼓励棉花种植。棉花的大面积种植为棉纺织业的兴起提供了原料基础，改变了此前以麻葛和丝织品为主的衣着材料结构，使棉布逐渐成为普通百姓的主要衣料。 三、“不抑兼并”与租佃关系的普遍化 与汉唐时期不同，宋朝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国家不刻意限制土地集中。这一政策导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被迫租种地主的田地。租佃制因此成为宋代农村的主导性生产关系。 租佃制采取契约形式，佃农与地主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佃农在契约期满后可以自由迁徙，地主不得阻拦。地租形式主要有分成租（按实际收成比例分成）和定额租（每年缴纳固定数额粮食）两种。与前代的部曲佃客制相比，租佃制下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明显减弱，人身自由程度提高。这种变化有利于激发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精耕细作来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 四、边疆地区的农业开发 辽、西夏、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过程中，也将中原的农业技术向边疆地区传播。辽朝在燕云地区推广农耕，金朝鼓励女真人学习农耕技术，元朝在漠南、辽东等地发展屯田。中原农耕文明向周边扩展，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第二部分 手工业的进步：技术、工艺与生产规模 一、制瓷业：从实用器物到文化象征 宋元时期是中国制瓷业的黄金时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代表了宋代瓷器艺术的最高成就。汝窑的天青釉、官窑的粉青釉、哥窑的开片纹、钧窑的窑变色、定窑的白瓷刻花，各具特色，艺术水准至今难以超越。位于南方景德镇的瓷窑在宋代已具规模，到元代更是跃升为全国制瓷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瓷都”。元朝还烧制出青花瓷和釉里红，在瓷器装饰艺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瓷器在这一时期超越了实用器物的范畴，成为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汉代以降，丝绸一直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标志性物品；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与丝绸并列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两大拳头产品。“瓷器”与“中国”在英语中同词（China），正是这一时期瓷器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的语言证据。 二、冶铁业：燃料改进推动产量跃升 宋代冶铁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煤炭开始大规模用于冶铁，北宋都城开封的居民已普遍使用煤做燃料。南宋时期，工匠开始用焦炭冶铁——焦炭比木炭热值更高、更稳定，大大提高了冶炼的温度和质量。燃料技术的改进使铁产量激增，北宋的铁产量已远超唐代。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印刷业：活字印刷与文化产业的形成 雕版印刷在宋代已相当普及，书籍不再是奢侈品，普通士人甚至部分富裕农民也能拥有图书。北宋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活字可以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降低了成本。虽然活字印刷在宋代尚未完全取代雕版，但其原理为后世金属活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印刷业的繁荣带动了造纸业的发展。书籍的大量生产使知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前代，教育的普及程度随之提高，这是宋代文化繁荣的重要技术前提。同时，书籍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 商业与城市的繁荣：从“坊市”到“街市” 一、市场体系的多元化 宋元时期的商业繁荣体现在市场体系的多个层面。 在城市内部，传统的坊市分区制被打破。北宋东京（开封）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居民区与商业区混杂在一起。夜市、晓市相继出现，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限制。南宋临安（杭州）更是“入店小铺林立，货郎走街串巷”，市井繁荣胜于北宋。官府对商业的直接监管明显放松，商人有了更大的经营自由。 在城乡结合部，草市（定期集市）大量涌现。地理位置重要、人口聚集的草市逐渐发展为工商业集镇，有的甚至升格为县一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这些新兴市镇的兴起，改变了此前城市以政治职能为主的格局，经济职能明显增强。 在边境地区，宋与辽、西夏、金之间设有榷场，进行官方管控的边境贸易。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书籍等与北方的马匹、毛皮、药材等交换。榷场贸易促进了南北经济互补，也缓解了边境的紧张局势，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纸币的诞生与货币制度的变革 宋代商业规模急剧扩大，对货币的需求量激增。铜钱沉重，大额交易极为不便。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由民间商人发行，后由官府接管，成为法定货币。南宋时期，会子等纸币相继出现。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大大便利了大额交易和远距离贸易。 元朝在货币制度上走得更远，将纸币作为主体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流通，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元朝政府设有专门的纸币发行机构，规定纸币与铜钱、白银的兑换比率。但纸币的过度发行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弊端，导致元朝中后期财政危机加剧。 三、海外贸易的鼎盛与市舶司制度 宋元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阶段。主要贸易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其中泉州在元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输出的商品以丝织品、瓷器、漆器、铁器为主，输入的商品则以香料、犀角、象牙、珍珠、珊瑚等热带物产和奢侈品为大宗。海上贸易的税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宋朝政府专门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北方陆上丝绸之路被辽、西夏等政权阻断，宋朝不得不向海路寻求贸易通道；宋朝政府也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鼓励外商来华。经济上，南方经济重心的形成和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为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技术上，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如指南针的应用）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与陆路相比，海路更安全、载重量更大、成本更低，优势明显。 四、城市面貌的改变 宋元时期的城市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大都、元杭州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马可·波罗曾盛赞杭州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都城的繁华程度令欧洲人惊叹。 元朝的大都（今北京）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京杭大运河在元代进行了裁弯取直，大大缩短了南北航程，江南的粮食和物资可以更便捷地运往大都。元朝还开通了从长江口直航大都的海运线路，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效率。 城市格局的变化最为直观地体现在《清明上河图》中。这幅长卷生动描绘了北宋东京汴河两岸的市井生活：码头上卸货的工人、街道上往来的驼队（反映陆上丝路贸易）、琳琅满目的店铺招牌、运载钱币的车辆、占道经营的摊贩、夜市中的灯箱广告……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一个打破坊市界限、商业高度繁荣、广告营销意识萌芽的社会图景。 第四部分 经济重心的南移：从“中原”到“江南” 一、南移过程的最终完成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开始开发，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唐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南宋时期，这一过程最终完成。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以及陆游所言“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都反映了江南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 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包括：自唐末以来，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南方气候温润、水源充足，更适宜农业发展；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相对安定；历代统治者重视南方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政策；海外贸易的繁荣也推动了南方沿海地区的发展。 二、南移的历史影响 经济重心南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财政上，江南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南北经济依赖关系由此形成。在政治上，政治重心（北方）与经济重心（南方）分离，大运河和海路运输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生命线。在文化上，南方教育水平迅速提高，科举中南方士子的比例远超北方，北宋时期已实行“南北分卷”制度来平衡区域录取名额。在民族关系上，经济联系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互动，促进了民族交融。在生态环境上，南方某些地区的过度开发带来了水土流失等问题，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元朝统一后，通过运河和海运将南方粮食北运。江南的富庶使元朝得以维持庞大的官僚和军队，但也使北方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日益加深。 第五部分 社会的新变化：门第淡化与人身自由的提升 一、门第观念的淡化与社会流动的加强 唐末五代以来，士族门阀制度彻底崩溃。宋代科举制的完善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制度化通道——“取士不问家世”，不论出身贵贱，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即可入仕。大量出身平民家庭的士人进入政坛，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图景。统计显示，宋代宰相中祖辈无人做官的比例显著高于唐代，反映出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门第观念的淡化还体现在婚姻、交往等方面。宋人不再像魏晋士族那样讲究“门当户对”，不同阶层之间的通婚和交往更为普遍。《百家姓》中“赵钱孙李”的排序已不完全是门第高下的反映，而是以皇族姓氏为首，体现了政治权力的主导地位。 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与前代相比，宋元时期国家对民众的人身控制明显松弛。在魏晋南北朝，佃客、部曲附于主家户籍，世代相袭，不得自由迁徙。而宋代租佃制下，佃农与地主是契约关系，契约期满后可自由迁徙。法律保护佃农的合法权利，地主不得随意欺压。 两税法后，征税主要依据土地和财产而非人丁，国家对编户的管控不再以强制劳动为主要手段。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不再像府兵那样自带装备、终身服役，而是领取军饷、有一定服役期限。元朝虽有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但在社会经济层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也比前代宽松。 三、国家对社会控制的相对松弛 宋朝政府对商业的监管比唐代明显放松。坊市制的瓦解意味着官府不再严格规定交易时间和地点，商人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外来商人在沿海港口享有较大的自由。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在这一时期有所松动，苏辙提出“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郑至道认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四民本业说的出现，反映了对商业的认可度提高。 社会控制松弛的另一个表现是基层组织的功能变化。唐代的里保制度重在管控编户，而宋代的保甲制度则兼具治安、税收和军事训练功能，但仍保留了一定的自治空间。 总体而言，宋元时期的社会呈现出比汉唐更具开放性、流动性、自主性的特征。这些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成熟、国家对人身控制的放松密切相关，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调整的反映。 第六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变革的根本动力 宋元时期农业、手工业领域的新变化，根本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稻麦复种制的普及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曲辕犁等先进农具的推广提升了耕作效率，煤炭冶铁技术的改进大幅提高了金属产量。这些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租佃制的普遍化）反过来又适应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纸币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商业交易规模突破铜钱承载的极限时，新的货币形态就会应运而生。政府对纸币的发行和管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变动的适应。同样，坊市制的瓦解也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当商业活动已经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时，旧的制度就无法维持，政府只能顺应这一趋势。 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门第观念的淡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强，植根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均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深化、科举制完善、商品经济发展，使旧的门阀士族失去了经济和政治根基。人们不再以出身论贵贱，而是以才能和财富定高下。这种社会存在的变动，反映在意识层面就是对门第观念的淡化和社会等级观念的松动。 四、经济重心南移的复杂因果链 经济重心南移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多因素互动的复杂过程。北方战乱迫使人口南迁（政治因素），南方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地理因素），南方统治者重视经济（政策因素），海外贸易推动南方发展（外贸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而经济重心南移又反过来影响了政治格局（南北经济依赖）、文化格局（南方教育崛起）、民族格局（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增强），显示了经济变动对社会整体的深刻塑造作用。 【本讲小结】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这些变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个转移”和“三个松动”。 三个转移是：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取代了“中原熟，天下足”的传统格局；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从陆上丝绸之路转移到海上丝绸之路，瓷器成为与丝绸并列的中华文明象征；城市功能从政治中心为主转向经济职能增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改变了城市体系的格局。 三个松动是：国家对商业的管控松动，坊市制瓦解、纸币诞生、海外贸易放开，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松动，租佃制取代部曲佃客制，契约关系取代人身依附；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松动，科举制使“取士不问家世”，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流动性增强。 这些变化并非孤立，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剩余农产品，支持了人口增长和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的繁荣为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商业的活跃又刺激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使宋元社会呈现出比前代更强的活力和开放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变革并非汉族政权独自推动的结果。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在疆域整合、边疆开发、交通建设、货币制度等方面的贡献，同样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元朝统一后，南北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大运河的裁弯取直、海运的开通、全国驿站系统的建立，都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宋元时期的变革为明清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制度创新和经验积累（如纸币、海外贸易管理、市镇经济）被后世继承并发展。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本讲需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维度：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与影响；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坊市制瓦解、纸币出现、海外贸易兴盛）；租佃制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门第观念淡化与社会流动加强的原因。在复习方法上，要注意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联系起来，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避免将各部分割裂记忆。同时，可以对比宋元与汉唐经济社会的异同，加深对中国古代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