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讲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8讲 两宋的政治和军事（960—1279年） 【复习导航】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但并未实现如汉唐那样的统一与强盛。“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成为两宋政治的基本底色。一方面，宋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有效防止了武将擅权和藩镇割据的重演；另一方面，过度的集权和抑武政策也导致了边防虚弱、财政困窘，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困局。面对内忧外患，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相继发起改革，试图扭转颓势，但均以失败告终。南宋时期，宋金之间战和交织，最终在蒙古的铁蹄下灭亡。 复习本讲，需重点关注四大问题：第一，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及其利弊；第二，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成因；第三，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成败与历史启示；第四，两宋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及“战”与“和”的辩证关系。通过两宋的兴衰，可以深刻理解制度设计中的“防弊”与“求治”之间的张力，以及军事、财政、政治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 第一部分 北宋的建立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一、陈桥兵变与“杯酒释兵权” 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本人出身军将，深知五代时期武将擅权、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因此，建国之初，他便着手解决“尾大不掉”的藩镇问题。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赵匡胤没有像汉高祖、明太祖那样诛杀功臣，而是以高官厚禄为条件，宴请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劝其交出兵权。这一做法既实现了对军权的集中，又避免了流血冲突，体现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二、“强干弱枝”：削夺地方权力的系统设计 宋初中央集权的核心思路是“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干）的力量，削弱地方（枝）的权力。这一思路贯穿于财政、行政、司法、军事等各个领域。 在财政上，宋太祖规定地方财政收入除少量留存外，全部通过“转运使”运往中央。各路设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赋输送京师，地方州郡不再拥有独立的财政权。财政权的上收，从根本上杜绝了地方势力割据自雄的经济基础。 在行政上，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制，但路并非一级完整的行政机构，而是由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等平行机构分掌财赋、司法、仓储、治安边防等职能，互不统属，直接对中央负责。这种“分权而治”的设计，使地方无法形成统一的权力中心。 在州郡层面，宋太祖规定所有知州必须由文官担任，且三年一换，不得久任。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州设置“通判”。通判名义上是知州的副手，实则拥有独立于知州的权力——“与知州（府）共议政务、同署文书”，重要公文必须联署才能生效。通判还负有监察知州的职责，可以直接向朝廷报告。若武官担任知州，则必须设置通判。通判制度是宋代地方监察的重要创新，有效地牵制了地方长官的权力。 在司法上，死刑案件必须逐级上报至中央复核，地方无权终审。这一规定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控制。 三、分割相权：中枢体制的重构 在中央，北宋对相权进行了大幅度的分割。唐代的三省制在宋代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二府三司”体制。 枢密院主管军政，与中书省（政事堂）并称“二府”。枢密院长官称枢密使，其权力与宰相相当，但二者互不统属。这就将军政大权从宰相手中剥离出来。 三司主管财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三司独立于宰相系统，将财权从相权中分离。 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务，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力。 此外，台谏系统的权力显著增强。御史台（负责监察）和谏院（负责谏诤）合称“台谏”，台谏官不仅监察百官，还可以直接批评朝政、纠弹宰相，甚至对皇帝的决策提出异议。台谏官的权力来自于皇权，他们实际上成为皇帝制约宰相、控制朝政的重要工具。 通过这一系列设计，宰相的权力被分割为军政、财政、行政、监察等多个碎片，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威胁皇权。正如学者所言，宋代“事权性分工”取代了唐代“程序性分工”，中枢体制更加集权于皇帝。 四、“官、职、差遣”分离：独特的职官制度 宋代官制最显著的特点是“官、职、差遣”的分离。“官”是指官员的品级和俸禄级别（如“尚书”“侍郎”），仅用于确定待遇，与实际职务无关；“职”是给高级文臣的虚衔（如“大学士”），以示清贵；“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如“知州”“参知政事”）。一个人可能拥有很高的“官”和“职”，但如果不被“差遣”到一个实际岗位，就没有实权。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使官职分离、名实相分，防止官员在某一个职位上积累过大的权力。但它也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成为“冗官”问题的重要根源。 五、“重文轻武”的国策 宋初“杯酒释兵权”之后，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这一方针体现在多个方面：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职务均由文官担任；武将在政治上的地位被刻意压低；科举取士规模大幅扩大，文官队伍迅速膨胀；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 “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五代时期武将跋扈、政权更迭频繁的教训使宋初统治者对武人心存忌惮。但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军队战斗力下降，将领缺乏军事才能和自主权；士大夫阶层掌握话语权后，进一步强化了“崇文抑武”的文化氛围。宋太祖曾派遣不识字的武将党进戍边，党进在向皇帝辞行时因不识字而闹出笑话，事后解释说“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这一轶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武将也要装点斯文”的社会风气。 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自称“官家”而非“天子”。这一称谓的用意是多重的：一方面显得平易近人，传递皇帝愿与百官“共治天下”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代皇权较之前代有所“下降”——皇帝不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存在，而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的“大家长”。这种变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崛起密切相关。 第二部分 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一、辽、西夏的威胁与宋辽和战 北宋并没有完成对汉唐旧疆的统一。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朝，西北有党项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诸部，它们与北宋形成了长期的对峙格局。 979年，宋太宗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带），在高粱河之战中惨败，本人中箭负伤。此后宋朝对辽采取守势。1004年，辽圣宗与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侵，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直逼东京。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射杀辽军主将。辽军虽受挫，但宋军也无力反击。双方最终签订“澶渊之盟”（1005年）：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岁币）；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贸易。 澶渊之盟的利弊一直存在争议。从积极方面看，它结束了宋辽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为两国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边境贸易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岁币数额仅占宋朝财政收入的很小比例，“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但消极后果同样明显：岁币加重了财政负担；和平麻痹了宋朝的武备，此后“武备皆废”；以钱财换和平的做法，使宋朝在面对西夏、金等敌人时习惯于妥协退让。 二、西夏问题与宋夏和战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1038年元昊称帝后，与宋朝爆发了多次战争。宋军在好水川等战役中屡遭惨败。1044年，宋夏议和：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等财物（岁赐）。宋夏关系同样陷入了“花钱买和平”的循环。 三、“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北宋中期以后，“积贫”“积弱”成为朝野上下共同忧虑的问题。 “积贫”并非指国家贫穷，而是指财政入不敷出、危机重重。造成“积贫”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冗官”——官、职、差遣分离以及恩荫制度泛滥，使官员数量急剧膨胀，财政不堪重负；二是“冗兵”——宋朝实行募兵制，且每逢灾年便大量招募饥民入伍以防暴乱，军队规模庞大但战斗力低下，军费开支浩大；三是“冗费”——除了养官养兵，还有巨额岁币、皇室开支等。三冗叠加，使宋朝的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积弱”则指军事实力薄弱。宋军虽人数众多，但缺乏训练、装备落后、将领无自主权、士兵士气低落。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宋朝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守内虚外”的战略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加剧了贫富分化，大量自耕农破产，国家控制的税源减少；而募兵制下士兵多是无业游民，战斗力低下却耗费巨大。这些制度性缺陷，使宋朝陷入了“财政危机—军事失败—更多赔款—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第三部分 改革求变：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一、庆历新政：短暂的尝试 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推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核心是整顿吏治——“明黜陟”（严格官员考核）、“抑侥幸”（限制恩荫）、“精贡举”（改革科举）、“择官长”（慎选地方官）等。这些措施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一年多后，范仲淹被罢免，新政夭折。 庆历新政虽然短暂，但它拉开了宋代改革的序幕，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做了舆论准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成为此后士大夫的楷模。 二、王安石变法：全面的制度重塑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次年拜相。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内容涉及财政、军事、教育、选官等多个领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改革之一。 富国之策：推行“均输法”——政府掌握各地物资供需信息，低价购买、高价出售，既平抑物价又增加财政收入；“青苗法”——农民青黄不接时可以向政府借贷，夏秋两税时归还，利息较低，意在抑制高利贷；“募役法”——百姓可以出钱代替服役，政府用这笔钱雇佣劳力；“市易法”——政府设立市易司，调控市场物价；“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核实田产，按实际面积和肥瘠征税。 强兵之策：推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以民兵补充正规军；“将兵法”——将禁军固定在一定防区，由专职将领训练和指挥，改变了过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保马法”——鼓励百姓养马，官府给予补贴，以解决战马不足的问题。 育才之策：改革科举，废除诗赋、明经诸科，专考经义、策论；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学生按成绩分三等，逐级升舍，优秀者可直接授官；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官方教材，统一思想。 三、变法的是非与成败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变法“与民争利”，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违背了儒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新法推行过急，许多地方官吏趁机扰民；青苗法等本为惠民，但在执行中变成了强制借贷，加重了农民负担。 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国库充盈；军事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熙河开边）。但变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且在执行中出现了许多偏差。加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上台，新法几乎被全部废除。此后宋哲宗时期虽有短暂恢复，但已是强弩之末。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地主、商人），遭到激烈反对；改革措施过于激进，推行“操之过急”，缺乏循序渐进的耐心；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借新法盘剥百姓，损害了变法的声誉；统治集团内部党争激烈，变法派与保守派互相攻击，使改革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措施（如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以理财为核心”的改革思路也超越了传统儒家的“不言利”教条。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变法不可能真正解决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 第四部分 南宋的偏安与宋金和战 一、靖康之变：北宋的灭亡 12世纪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崛起，先后灭辽（1125年）和北宋（1127年）。金军两次南下围攻东京，宋钦宗求和不成，城破被俘。1127年，金军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及宗室、后妃、大臣数千人，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靖康之变是宋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它的发生，既源于金朝的强大，也与北宋长期以来的“积弱”局面直接相关——军队战斗力低下，战略失误，朝廷主和派与主战派争执不休，终至亡国。 二、南宋的建立与岳飞抗金 1127年，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南宋初期，金军继续南侵，宋高宗一度逃入海中。在危急关头，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的主战派将领奋起抗金，取得了郾城大捷等一系列胜利，收复了部分失地。 岳飞的北伐曾一度逼近北宋旧都东京，但宋高宗担心岳飞功高震主、迎回钦宗后自己皇位不保，同时主和派秦桧也竭力主张议和，于是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1142年，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 岳飞之死是南宋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剧。从深层次看，岳飞之死与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密切相关——文官集团对武将势力的扩张深感不安，高宗也需要通过打压北方军阀来巩固皇权。与金议和、解除岳飞兵权，是维护皇权稳定的一种选择。 三、绍兴和议与宋金对峙 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金将黄河以南土地归还南宋，但南宋需割让唐、邓二州；双方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至淮河一线为界。绍兴和议后，宋金之间维持了约二十年的和平。 1163年，宋孝宗北伐失败，双方重订和约：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为“世为侄国”；岁贡改称岁币，数额略减。此后，宋金之间虽有冲突，但总体维持了对峙的局面。直到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但随后自身也陷入了与蒙古的战争，最终于1279年崖山海战失败后灭亡。 四、对两宋民族关系的认识 两宋时期，汉族政权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并存。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战争与和平交织，但和平、互市、交融是主流。澶渊之盟、宋夏和议、绍兴和议等虽以宋朝承担经济负担为代价，但也换来了长时期的边境稳定，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榷场贸易使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与北方的马匹、毛皮互通有无，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两宋在军事上的弱势不能掩盖它在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宋朝以“岁币”换和平的策略虽有其消极面，但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然而，“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过于依赖经济收买而忽视自身实力的建设，最终使宋朝在强敌面前丧失了抵抗能力。 第五部分 两宋政治军事的特点与历史启示 一、“防弊”与“求治”的张力 宋初制度设计的核心目标是“防弊”——防止武将擅权、藩镇割据、权臣篡位。为此，宋太祖、太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性措施：分割地方权力、分割宰相权力、以文抑武、兵权归中央。这些措施确实收到了效果——两宋没有出现内乱和权臣篡位，王朝延续了三百余年。 然而，“防弊”过度也带来了“求治”的困境。过度的分权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抑武政策使国防虚弱；对武将的防范使军队缺乏有能力的统帅；募兵制和“养兵”政策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防止内乱，结果却导致了外患频仍。这一教训告诉我们：制度安排需要在“防弊”与“求治”之间寻求平衡，过于强调防范会窒息活力，过于强调效率则可能失控。 二、士大夫政治的双重面相 两宋是士大夫政治的鼎盛时期。科举制的完善使大量寒门士人进入政坛，“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宋朝政治的基本理念。士大夫积极参与朝政、勇于进谏、以天下为己任，涌现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台谏制度的发达，使士大夫拥有监督皇权和相权的制度化渠道。 但士大夫政治也有其消极面。党争激烈——从北宋中期的新旧党争，到南宋的和战之争，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文官集团对武将的压制，以及对“崇文抑武”价值观的强化，加深了宋朝的军事困境。 三、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启示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改革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给后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有坚定的政治魄力，但也要讲究策略和方法，“操之过急”往往适得其反；改革需要争取广泛的共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强硬态度虽有其合理性，但也使他失去了必要的支持；改革需要选拔合适的执行者，否则再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中走样。 但王安石变法的挫折也说明：在不改变基本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单纯的“政策调整”难以解决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宋朝的问题根源在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而这些与赵宋皇室的统治合法性紧密相关，王安石不可能真正触动它们。 四、两宋与秦隋的对比 两宋在制度上对前代多有创新，但在解决边防和财政问题上的表现，远不及后来的元、明。它的统治者在“防内”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但在“御外”方面却乏善可陈。这与秦、隋相反——秦、隋因过度消耗民力而速亡，宋则因过度保守而积弱。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国家治理需要在“强干”与“弱枝”、“集权”与“分权”、“文治”与“武功”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 【本讲小结】 两宋的政治军事史，是一部“防范”与“困局”交织的历史。宋初统治者以五代为鉴，精心设计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制度体系，有效防止了内乱和篡位，换来了三百年的政权稳定。但这种过度防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地方活力被压抑，国防实力被削弱，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北宋在“积贫积弱”中走向灭亡，南宋在偏安一隅中最终覆灭。 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改革，是宋朝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体现，也是试图打破“积贫积弱”困局的可贵努力。改革虽然失败，但它们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后世治国的宝贵遗产。 两宋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既需要有效的制度防范，也需要保持必要的活力；既需要文治的昌明，也需要武功的强健；既需要内部的稳定，也需要外部的安全。任何偏执一端的制度设计，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付出代价。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本讲需重点把握：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收财权、收兵权、分相权、设通判等）；“积贫积弱”的成因（三冗、不抑兼并、募兵制弊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与评价；两宋民族关系的“战”与“和”。复习时要注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制度设计与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改革成败背后的深层逻辑。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