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与国家治理（西汉与东汉）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第4讲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与国家治理（西汉与东汉） 【复习导航】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此后四百余年（包括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时期。如果说秦朝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的框架，那么两汉则完成了对这一框架的填充、调适与巩固，使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从“建立”走向“巩固”。 两汉历史可以划分为几个清晰的阶段：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与制度调适（汉高祖至景帝），西汉中期的鼎盛与制度定型（汉武帝），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与王莽篡汉，东汉前期的重建与中兴（光武帝），东汉中后期的政治衰败与瓦解。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如何在制度建设、思想整合、边疆治理、经济发展等层面不断强化自身，又如何在土地兼并、豪强势力、外戚宦官等问题上逐渐陷入困境。 复习本讲需要把握三大核心问题：第一，汉朝如何继承并创新秦朝的制度遗产，形成“汉承秦制”又有所发展的治理格局；第二，汉武帝时期的制度变革如何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外儒内法”的治理范式；第三，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崛起如何从内部瓦解了东汉的国家权力，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第一部分 西汉建立与“文景之治” 一、汉承秦制与郡国并行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国家秩序。在制度设计上，汉朝采取了“汉承秦制”的基本路线——继承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郡县官僚、皇帝制度等核心框架，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做了重要调整。 郡国并行制是汉初最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刘邦在清除异姓诸侯王后，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如齐、楚、吴、赵等），同时保留郡县制，形成了郡县与封国并行的格局。这一安排出于多重考虑：一方面，秦朝因孤立无援而速亡的教训使刘邦认为分封同姓可以“屏藩王室”；另一方面，秦朝的郡县制已被证明在行政管理上是高效的，不能完全废弃。 然而，郡国并行制埋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同姓诸侯王拥有独立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在封国内俨然“国中之国”。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势力膨胀到足以对抗中央的程度，最终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叛乱平定后，景帝采取削藩措施，但真正彻底解决王国问题，要等到汉武帝时期。 汉初治国思想：黄老之学与休养生息。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暴政速亡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指导思想。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轻徭薄赋，让社会自我恢复。文帝、景帝时期连续多次减免田租，甚至一度免征。这一政策使社会经济迅速复苏，粮价低至“粟石数十钱”，史称“文景之治”。 二、“文景之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状况 文景时期的繁荣，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第一，秦末战乱使人口锐减，大量荒地待垦，人与土地的关系相对宽松；第二，政府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第三，铁农具和牛耕在战国以来的推广基础上进一步普及，生产效率持续提高。 然而，“文景之治”的繁荣表象之下，也潜藏着深层矛盾。粮价过低虽然有利于消费者，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少量余粮以换取货币缴纳人头税，而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这一矛盾在汉武帝时期集中爆发，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 第二部分 汉武帝：大一统的巩固与制度定型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余年（公元前141—前87年），是西汉王朝由“守成”转向“进取”的关键时期。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推进中央集权，使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进入全盛时期。 一、政治变革：从“虚弱中央”到“强干弱枝” 第一，彻底解决王国问题。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封给所有子弟，而不仅仅是嫡长子。表面上是“推恩”施惠，实则是将大国化整为零，使其无力对抗中央。配合推恩令，武帝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颁布“左官律”（贬低在诸侯国任职的官员地位）、“附益法”（禁止中央官员与诸侯勾结），以“酎金夺爵”的方式废黜了大批列侯。到武帝末年，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王国问题基本解决。 第二，创立中外朝制度。汉初丞相位高权重，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武帝为加强皇权，从近臣中选拔一批人组成“中朝”（内朝），参与核心决策；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等组成的“外朝”逐渐沦为执行机构。中朝的官员如尚书令、侍中等职位虽低，但因接近皇帝而掌握实权。这一制度调整使决策权从外朝向中朝转移，皇帝的个人控制力大大增强。 第三，完善地方监察体系。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每个州部设一名刺史，代表中央监察地方。刺史的品秩仅为六百石，却可以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诸侯国相——以卑临尊、以小制大，正是监察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刺史每年八月巡视辖区，年底回京奏报，不干预地方行政，只负责检举不法。这一制度在东汉后期发生异化——刺史逐渐获得行政权和领兵权，州也从监察区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埋下了军阀割据的隐患。 第四，改革选官制度。汉初的选官途径主要是军功爵位和郎官制度。武帝时期，察举制走向成熟——郡国每年按人口比例向中央举荐“孝廉”（孝顺廉洁之士），中央经过考核后授予官职。察举制打破了世袭和血缘的限制，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子弟提供了入仕通道，也使儒家伦理标准（孝、廉）成为选官的核心价值，强化了思想控制。 二、经济变革：从放任到国家干预 汉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财政支出急剧膨胀。为弥补国库空虚，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推行了一系列国家垄断和干预经济的政策。 盐铁官营：将利润最丰厚的盐、铁产业收归国家专营，由官府设官煮盐、冶铁，严禁私营商贩。这一政策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也造成了产品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等问题。 均输平准：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将当地贡输物资运往缺货地区销售，以调剂余缺；在京师设立平准官，根据市场价格涨落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这套制度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抑制了富商大贾的投机行为。 算缗告缗：武帝下令向商人、高利贷者、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称为“算缗”。凡隐瞒财产不报或虚报者，允许他人告发，查实后将没收财产的一半奖励告发者——“告缗”。告缗令使大批商人破产，国家则获得了巨额财富。 货币改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和私人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形制规整、重量标准，此后一直沿用至隋朝，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在各项聚敛政策中“独于田租不敢增益”，始终没有增加农业税。这既体现了“重农”的基本国策，也反映出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最后底线——过分压榨农民会导致社会崩溃，这一教训来自秦朝。 三、思想变革：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是“尊崇儒术”。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了系统改造，形成了“新儒学”。其核心内容包括：“天人感应”理论——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天，但天会以灾异警示失德的君主，为皇权设置了神学制约；“大一统”思想——强调国家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高度统一，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三纲五常”伦理体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将家庭伦理与国家秩序统一起来；“更化”主张——认为秦朝败亡在于“任法而不任德”，主张德刑并用、教化为先。 汉代新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区别：先秦儒学是百家之一，带有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政治的色彩，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汉代新儒学融合了阴阳家、法家、黄老之学等思想，从批判时政转向维护现实统治，成为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二者的共同点是都重视“仁”“礼”“民本”等核心价值，但先秦儒学的“从道不从君”在汉代被“从君不从道”所取代。 “外儒内法”的治理范式：汉代的国家治理并非纯粹的儒家德治。在实际运作中，汉朝继承并沿用了秦朝的法家制度（如严密的法律、考核、户籍管理），只是在外面披上了儒家的“德教”外衣。这就形成了“阳儒阴法”“霸王道杂之”的独特模式——对外宣称以仁义教化治国，实际上以严刑峻法为后盾。这一范式被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普遍采用，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 “以经注律”与法律的儒家化：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参与法律解释和修订，将儒家伦理原则融入法律条文。典型案例是“误伤父亲案”——儿子为救父亲误伤其父，依律当处死，但最终以“父子至亲”为由免罪。这类判决表明，儒家道德已超越法律条文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法律儒家化进程由此开启。 四、军事与外交：开拓疆域与丝绸之路 北击匈奴：匈奴是西汉北部边疆的最大威胁。汉武帝改变了此前和亲妥协的政策，派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大举北伐，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夺取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汉朝的北部边疆从此获得了数十年的安宁。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远行虽未达成军事目标，却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的详细情报，开拓了汉朝对西方的视野。此后，丝绸之路逐渐畅通，中国的丝绸、漆器、冶铁技术西传，西域的葡萄、苜蓿、胡桃等物产东来。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交流的纽带——佛教也经由这条路线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 南方与东北方向的拓展：汉朝在南方继续推进对百越地区的整合，在西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在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倭国（日本）等建立了联系。东汉时期，倭国派使臣来朝，汉光武帝赐“汉委奴国王”金印，这枚金印于18世纪在日本福冈出土，是中日交往的最早实物证据。 与罗马帝国的间接交往：东汉时期，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抵达波斯湾后因听信商人关于海路艰险的劝告而折返，未能到达罗马。但到2世纪，已有罗马商人经海路到达洛阳。这是东西方两个最大帝国之间最早的直接联系。 第三部分 西汉的衰落与王莽改制 一、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汉武帝的扩张政策和财政集中虽然加强了国家实力，但也透支了社会元气。武帝晚年，已出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局面。昭帝、宣帝时期虽有调整（如召开盐铁会议，部分放宽国家垄断），但深层矛盾并未解决。 土地兼并是西汉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增长，人地关系紧张，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小农土地。失去土地的自耕农要么沦为豪强的佃农或奴婢，要么流亡成为流民。与此同时，朝廷的赋役负担却主要压在自耕农身上——豪强凭借政治特权逃避赋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外戚专权也是西汉后期政治衰败的重要表现。元帝以后，皇帝多年幼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成帝时期的王凤、王音，哀帝时期的王莽，都是外戚专权的典型代表。 二、王莽改制与新朝的失败 公元9年，外戚王莽废汉自立，改国号为“新”。王莽以“托古改制”为旗帜，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实行“王田制”（土地国有，禁止买卖），禁止奴婢买卖，推行五均六筦（政府控制物价、贷款、盐铁酒等六种行业），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 王莽改制的初衷是解决土地兼并、奴婢问题和社会贫富分化，但其措施脱离了实际：土地改革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抵制；币制混乱导致经济崩溃；对外政策失当引发与匈奴、西域的战争。加之连年灾荒，各地农民起义蜂起。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王莽的失败证明，脱离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式改革不可能成功。 三、光武中兴：东汉的重建 公元25年，西汉宗室刘秀在河北称帝，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即汉光武帝。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秩序：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裁撤合并郡县，精简官吏；减轻赋税，恢复三十税一的田租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尚书台。 光武帝还以“柔道”治国，对待功臣以高官厚禄换取他们交出兵权，避免了西汉初年诛杀功臣的悲剧。这些措施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史称“光武中兴”。 然而，光武帝未能解决豪强地主问题。他本人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起家，建立政权后对豪强多有妥协。东汉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豪强地主的联盟之上，这为后来的政治衰败埋下了隐患。 第四部分 东汉的衰亡：豪强、外戚、宦官的三重困境 一、豪强地主与庄园经济 豪强地主是东汉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他们拥有大片土地（田庄），田庄内聚族而居，宾客、徒附、宗族亲戚依附于豪强，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共同体。田庄拥有私人武装（部曲、家兵），农闲时操练，战时随豪强出征。 豪强势力的膨胀对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在政治上，豪强把持察举制，形成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仕途被少数家族垄断；在经济上，豪强兼并土地、隐匿人口，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在军事上，豪强拥有私人武装，削弱了国家对军队的垄断。 东汉政府曾试图抑制豪强，如光武帝的“度田”令（清查全国土地和人口），但因豪强抵制而不了了之。到东汉后期，地方权力逐渐落入豪强之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急剧下降。 二、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 东汉中后期，皇帝多年幼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掌握大权。皇帝长大后为夺回权力，依靠身边的宦官铲除外戚，于是宦官又成为新的掌权者。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到极点，史称“党锢之祸”——士大夫阶层（“清流”）联合起来批评朝政，被宦官诬陷为“党人”，遭到大规模逮捕和禁锢。 外戚、宦官、士大夫三方的反复斗争，严重消耗了东汉的政治权威和国家治理能力。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在民众心中大打折扣。 三、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 184年，张角以“太平道”为组织纽带，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在全国多个地方同时起事，声势浩大。朝廷无力镇压，只能允许地方豪强自行招募军队参与平叛。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但地方豪强借机掌握了军事力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军阀。 中央权威彻底瓦解后，地方军阀展开混战。董卓进京、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东汉末年的历史，已进入三国鼎立的前夜。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东汉灭亡。 第五部分 两汉的文化成就 一、史学：从《史记》到《汉书》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三千年的历史。《史记》以“纪”记帝王、“传”记人物、“表”列大事、“书”载典章制度，开创了此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体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追求，以及他不为尊者讳的实录精神，成为后世史家的楷模。 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专门记载西汉一朝的历史。断代史的体例被此后历代正史沿用，“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外都是断代史。《汉书》的文字更为典雅工整，但“寓褒贬于叙事”的春秋笔法不如《史记》鲜明。 二、文学：汉赋与乐府诗 汉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它是一种铺陈辞藻、夸张描写的韵文，往往以“假设问答”的形式展开，内容多为歌功颂德或讽谏时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汉赋的代表作。 乐府诗则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汉武帝设立乐府机构，采集各地民歌加以整理配乐。乐府诗以五言为主，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反映民间疾苦和生活百态。《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邪》等都是乐府诗中的名篇。乐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建安诗歌和唐代新乐府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科技：造纸术与医学 造纸术：西汉时期已出现植物纤维纸，但质地粗糙。东汉和帝时期的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技术，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廉价原料造出便于书写的“蔡侯纸”。造纸术后来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对人类文明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医学：东汉末年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被后世尊为“医圣”。华佗发明“麻沸散”（麻醉剂），在外科手术中应用，并创编“五禽戏”养生操，被誉为“外科鼻祖”。 天文学：张衡发明了地动仪（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并著有《灵宪》，阐述了浑天说理论。 四、艺术：石刻、陶俑与绘画 汉代艺术以雄浑质朴著称。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造型简练而气势磅礴；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如山东武氏祠、南阳汉画像石）生动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神话传说和礼仪制度。秦始皇兵马俑虽属秦代，但其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对汉代陶俑产生了直接影响。 第六部分 唯物史观在本讲的典型运用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两汉历史的演进，深刻体现了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西汉后期至东汉，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成为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在庄园经济基础上，豪强不仅掌握了经济资源，还逐步控制了地方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形成了“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体制之所以在东汉后期走向瓦解，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自耕农经济——被豪强庄园经济侵蚀殆尽。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互动 从“文景之治”的黄老无为，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再到东汉的“谶纬迷信盛行”，两汉治国思想的变迁，都可以从社会存在的变化中找到解释。汉初经济凋敝、亟需恢复，故采用无为政策；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巩固需要思想统一，儒家“大一统”理论恰逢其时；东汉政治衰败，统治者试图用神学化的谶纬来维系统治合法性。思想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三、生产工具进步对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 铁农具和牛耕在汉代的进一步普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但人口增长与土地有限的矛盾也随之加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这说明，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自动带来公平分配，分配方式取决于制度设计。 【本讲小结】 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是一个“建立—巩固—鼎盛—衰败”的完整周期。这一周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遗产： 在制度层面，“汉承秦制”使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得以延续并优化；“中外朝”“刺史”“察举”等制度创新，加强了皇权和中央集权；“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干预政策，开创了国家调控经济的新模式。 在思想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治理范式，成为历代王朝心照不宣的统治秘诀。 在民族与国家层面，两汉对匈奴的军事胜利、对西域和南方的开拓、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奠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增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民族认同。 在文化层面，《史记》《汉书》、汉赋乐府、造纸术、医学成就，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性成果。 然而，两汉的衰亡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土地兼并导致的贫富分化、豪强势力的膨胀、中央权威的衰落、统治阶级的内耗——这些问题并非汉代独有，而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普遍现象。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审视这一周期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互动。 对于2027届高考复习而言，两汉部分的重点可以概括为“一个范式、两条线索”：一个范式是“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范式；两条线索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政治线索，和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崛起的社会经济线索。掌握了这一范式与两条线索，就抓住了两汉历史的主动脉。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