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选必融合）

第4讲 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 一、本讲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从“秦制”到“汉制”的定型 秦朝完成了统一，创建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框架，却二世而亡。真正将这套制度巩固下来、并使其成为此后两千年帝制时代基本治理模式的，是两汉——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和东汉（25年—220年），前后绵延四百余年。 如果把秦朝比作一个仓促搭建的宏大建筑框架，那么两汉就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不断加固、调整、装修，最终将其打造为可以长期运转的完整体系。理解两汉，核心是把握五条线索：第一，“汉承秦制”与“颇有所改”的关系——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哪些制度，又做了哪些关键性的调整？第二，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从汉初的王国问题到东汉末年的州牧割据，这条线索贯穿始终。第三，治国指导思想的演变——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再到“霸王道杂之”的实用主义。第四，经济政策从自由放任到国家管控的转向。第五，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巩固和中外交流通道的开辟。 带着这五条线索进入本讲，就不会被繁多的制度名称和人物事件淹没，而是能够看清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 二、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从废墟中恢复 （一）汉初的建国困境与制度选择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此时摆在刘邦面前的是一个残破不堪的局面：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连皇帝出行都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 在地方制度上，刘邦面临着一个两难抉择。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就在眼前——没有同姓诸侯王的藩屏拱卫，中央一旦有难便孤立无援。另一方面，如果全面恢复分封制，又会回到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刘邦的解决方案是郡国并行制：在秦朝故地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直接控制；同时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以“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古训为依据，让诸侯王国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史记》记载刘邦曾与大臣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试图用血缘纽带维系诸侯对中央的忠诚。 汉初还在治国指导思想上进行了重大调整。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严刑峻法，结果激起强烈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这一教训，转而尊奉黄老无为思想。黄老之学并非消极避世的老庄哲学，而是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积极无为的治国方略——政府尽量减少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让百姓在战后休养生息。在具体政策上，就是与民休息：减轻田租，让大量从军士兵复员返乡务农，将自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这一系列措施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汉承秦制”是一个理解两汉制度的关键概念。它指的是汉朝在总体上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框架。具体而言，皇帝制度被完整保留，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被沿袭，郡县制在直辖地区继续推行，上计考核制度、文书行政体系等也都被继承。但“汉承秦制”并非全盘照搬——在继承的基础上，汉朝也“颇有所改”。例如，在地方层面并行封国制；在中央层面，汉武帝以后逐渐以内朝架空外朝；在监察层面，创设刺史制度；在法律层面，从秦朝的严刑峻法走向“约法省禁”和后来的“以经注律”。能体现“汉承秦制”的典型制度是皇帝制和郡县制，能体现“颇有所改”的则是内朝制度、刺史制度等汉武帝时期的创设。 （二）文景之治的成就与隐忧 经过刘邦、吕后时期的恢复，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出现了中国帝制时代第一个被史书称道的治世——“文景之治”。这一时期继续推行黄老无为政策，轻徭薄赋，废除苛法，社会呈现安定繁荣的景象。 然而，文景之治的繁荣之下隐藏着两个深层危机。一个是内部的王国问题。诸侯王国拥有广阔的封地和独立的行政权、财政权、军事权，随着经济的恢复，王国势力日益膨胀，与中央的矛盾逐渐尖锐。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强硬削藩建议，先后削夺楚王、赵王、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和豫章二郡，结果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王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还要等到汉武帝时代。另一个危机是外部来自北方匈奴的持续军事压力。汉初国力有限，对匈奴采取的是和亲政策，以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但匈奴骑兵仍不时南下侵扰，威胁着北方的安全。 三、汉武帝的全面强化——从无为到有为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帝王之一。他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基础上，推行了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将西汉推向了鼎盛，同时也基本定型了此后帝制中国的治理模式。理解汉武帝的改革，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边疆四个维度入手——这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控制体系。 （一）政治上：削弱相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在中央层面，汉武帝面临的问题是相权过大。丞相作为百官之长，在汉初往往由功臣担任，权力极大，甚至可以对皇帝的决策提出有力质疑。汉武帝的应对是设立中朝（也称内朝）。他选拔亲信侍从如尚书、侍中等低级官员，让他们在宫内参与重大决策的讨论和拟定，形成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圈子；而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则被排挤到“外朝”，逐渐沦为单纯的执行机构。这一变化的影响深远：皇权得到了实质性的强化，相权被显著削弱。到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朝的权力中心——尚书台——权力越来越大，尚书从皇帝身边的侍从文秘逐渐变成实际意义上的行政中枢，这一演变被称为“中朝官外朝化”。 在地方层面，王国问题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公元前127年）。推恩令的核心设计十分巧妙：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则分割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的封地直接归郡管辖。这一政策的精妙之处在于：从表面看，汉武帝是在施恩——让诸侯王更多的子弟能够获得封地；但从实际效果看，王国越分越小，各个列侯封地归郡直辖，中央的直辖区域越来越大，封国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最终王国势力被彻底削弱，无力再与中央抗衡。 除了推恩令，汉武帝还运用了一系列组合拳来打击诸侯王势力。左官律规定王国官员地位低于朝廷官员，阻碍诸侯国招揽人才；附益法禁止诸侯王结交宾客、联系朝廷官员；私出界罪禁止诸侯王未经请示离开封国领地；酎金夺爵则以祭祀宗庙时所献黄金成色不足或分量不够为借口，一次性废除了106位列侯的爵位。这些措施环环相扣，从制度上彻底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复兴的可能性。 在选官制度上，汉武帝推行察举制。由地方郡国在辖区内考察人才，按照品行（主要是孝廉）和才能标准，向中央推荐为官或提拔任用。常科每年定期举行，有固定人数和标准；特科则不定期举行，有具体标准但无固定时间。察举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政治上，它为两汉政权选拔了大批人才，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思想上，儒家道德成为朝廷选官的核心标准，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社会上，它相对公平公正，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但到了东汉后期，察举制也暴露出弊端——选官权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地方舆论被豪强操纵，“察举不实”的现象日益严重，反过来损害了中央集权。 在监察制度上，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他把全国（除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州，每个州设刺史一人，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监察重点是郡国守相和强宗豪右的不法行为。刺史位卑权重——官秩只有六百石，但代表皇帝巡行地方，权力极大。刺史制度的设立有效加强了对地方官员和豪强势力的监督，强化了中央集权。然而这一制度的演变史也充满反讽：西汉末年至东汉，刺史权力不断扩大，从监察官逐渐演变为行政长官；东汉末年朝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改刺史为州牧，赋予其统兵作战和总揽一州军政财大权的权力，结果州牧成为称霸一方的军阀，中央集权反而被彻底瓦解。正如有论者所言：“汉之殄灭，祸源乎此”——东汉的灭亡与刺史制度演变为州牧制度有直接关联。 （二）经济上：从自由经营到国家管控 汉武帝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其基本方向是加强国家管控、打击富商大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这一切最终服务于对外战争（特别是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中央集权的需要。 币制改革是最基础的一项举措。汉初允许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导致货币混乱、物价波动、富商囤积居奇。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重量适中、形制规范，此后成为中国古代最通行的货币形态，流通了七百余年。 盐铁官营是最核心的经济管控措施。盐和铁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人人都要吃盐，农具和兵器都离不开铁。汉武帝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全部收归国家经营，设置盐官和铁官，在全国重要产地设专卖机构。桑弘羊曾指出，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这句话清楚地点明了盐铁官营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关联。 均输平准则是一套调控物资和物价的制度。均输即调剂物资运输：各郡国原本应运往京师的贡物，由均输官转运到各地价格较高之处出售，所获收入上缴中央。平准即平抑物价：由平准官根据市场行情，“贵时抛售，贱时收购”，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均输和平准将过去由富商大贾掌控的物资流通和物价决定权收归朝廷，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也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了物价。 算缗和告缗则是直接针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财产税和举报制度。算缗是对商人的财产——包括车船、商品、现金等——征收财产税；告缗则是鼓励民众举报隐瞒财产、偷逃税款者，查实后没收财产并分给举报者一部分。这一政策使政府短期内获得巨额收入，但也严重打击了民间工商业。 在农业领域，汉武帝还推行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试图限制富人占有过多土地以减缓农民破产的趋势。虽然这些主张在当时未能彻底实施，但反映了汉代中期以来土地问题的日益严峻。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虽然多方敛财，“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卖爵位、改革货币、征车船税、推行告缗、实行均输平准、盐铁专卖——但“独于田租不敢增益”。这体现了他对以农为本原则的坚持：农民是赋税和徭役的基本承担者，过度压榨农业将动摇国本。 在赋税方面，汉代在秦朝基础上做了细化。按不同年龄段征收人头税：口赋针对儿童，算赋针对成年人；商人和奴婢的算赋加倍；还向商人征收车船税、财产税等。这些赋税政策的总体取向是重农抑商。 （三）思想上：独尊儒术与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超越了任何一项具体的政治经济措施。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 这一变革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汉初尊奉的黄老无为思想，在休养生息阶段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力恢复和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其消极放任的倾向已不合时宜——王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加剧、匈奴威胁持续，都需要一个更积极有为的治理哲学来提供合法性论证和理论支持。董仲舒的新儒学正是适应这一需求应运而生的。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元素，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其核心主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大一统和独尊儒术。大一统不仅指领土的统一，更指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要素的高度统一——一切权力和思想都要归于天子一人统帅之下。这就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是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强调皇帝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天人感应则强调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子如果违背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体恤百姓，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赞许。这套理论一方面论证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对皇帝有利），另一方面也设置了超自然力量对皇权的约束（灾异说使大臣可以用天象异常来劝谏皇帝）。第三是三纲五常，将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提升为天经地义的宇宙秩序，为社会等级秩序提供牢固的理论基础。 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后，采取了配套措施：设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和传授儒家经典；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官学，以儒家经典为必修内容；察举制以孝廉等儒家道德标准为选拔标准。儒学从此成为各级学校必修的重要内容和朝廷选官的核心标尺，也逐步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但需要特别辨析的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非纯粹用儒家思想实行统治。武帝也采纳了法家的重农抑商、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等思想，同时在某些场合保留黄老术的灵活性。因此在实际上，汉代的统治思想特点是“外儒内法，剂之以道”——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礼乐制度包装治理的表层，以法家的法律、考核、赏罚作为治理的内在手段，以黄老术因循变化的智慧调节两者。学者用“霸王道杂之”来形容汉代的治理方式——“以经典为依据的道德教育”与“以法律为依据的外在管束”相结合。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取向，恰恰是两汉能够长治久安的关键之一。同时要注意，儒学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其他学派如法家、道家并未消失，仍在民间传播和发展。 （四）边疆与对外关系：开疆拓土与丝绸之路 在边疆治理方面，汉武帝一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退让政策，转为主动出击。他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多次大规模出征，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北方的直接威胁，夺取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设置朔方、五原等郡，并向这些地区大规模移民屯田。在西北，设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将汉朝的势力延伸到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这是中央政权在西域正式建立行政管辖的标志。在东北，设置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等族事务。在中央，设大鸿胪管理民族事务。边疆屯戍政策成为汉朝巩固边疆的重要手段：军屯由驻防西域的戍卒在屯田官督率下耕作；民屯则向北方边境大规模移民垦殖。屯戍政策既保障了军粮供应，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往交融。 在对外交往方面，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历经艰险，最终到达大月氏、大宛、康居、大夏等中亚国家，获得了关于西域和中亚地理风物的宝贵信息，史称“凿空”。从此，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西域的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桃等物产传入中原，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中原的丝织品、铁器和冶铁技术、凿井技术等传入西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骞通西域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向中亚、西亚延伸，最终到达地中海地区，成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物质、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除陆上丝绸之路外，汉代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最远可航行到印度南部，航线分为东线（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和南线（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西南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也在不同方向连接着汉朝与外部世界。 （五）社会治理的三个层面 汉武帝时期，社会治理体系臻于完善。 基层行政层面，实行乡里制度。县下设乡和里，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里设里正；乡、里之外有亭，设亭长，负责传递政令和维护治安。在更基础的社会组织层面，实行什伍制度，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 户籍管理层面，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指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等项目都需载入户籍。编户在法律上身份和地位一致（故称“齐民”），但需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和兵役。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均有专人负责户籍的定期普查和管理，这使得国家对劳动力资源和赋税基础有了牢固的掌控。 社会救济与优抚层面，汉代建立了常平仓制度，以积谷备仓、调节粮价——丰年购入储存，荒年低价出售，以保障粮食市场的基本稳定。对老年人，皇帝有时会赐予鸠杖（饰有鸠鸟的手杖），既是对高龄者的尊重，也赋予持杖者一定的法律优待。 四、西汉末年至东汉兴衰——循环与崩解 （一）王莽改制与西汉终结 西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外戚轮流把持朝政，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破产沦为奴婢，社会矛盾尖锐。公元9年，外戚王莽夺取皇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王莽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内容包括：将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王田制”以限制土地私有和买卖；禁止奴婢买卖；推行“五均六筦”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多次改革币制。但这些改革措施脱离社会实际，在推行中屡遭失败，未能缓解社会矛盾反而将其激化。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覆灭。 （二）光武中兴与东汉建立 在天下大乱中，西汉宗室刘秀（光武帝）逐渐统一各方势力，于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光武帝刘秀吸取西汉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政治上，他着力加强皇权，核心举措是增强尚书台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名义上仍是中央百官之首，但实际决策权已转移到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尚书台，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同时严格控制外戚干政；裁并郡县、裁减官员以节省开支；整顿吏治、惩处贪污腐败。经济上，清查全国垦田和户口数量，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凡王莽时期被非法没收为奴婢者及因战乱饥荒被掠卖为奴婢者都予以免为庶人。思想上，继续推崇儒学。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在稳定的政局下重新恢复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三）东汉的经济特点——田庄经济的盛行 东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大规模发展。田庄在西汉末年已经兴起，至东汉达到鼎盛，唐代以后逐渐衰落。 田庄经济具有多重特征。规模宏大，田庄主拥有成百上千亩甚至更多的土地，役使大量佃客、部曲（私人武装）、徒附（依附农民）进行集体劳作。生产经营活动广泛，不限于单一的粮食种植，而是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田庄内部能够生产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较小。宗族色彩浓厚，田庄成员往往与田庄主有宗族血缘联系。军事化特征明显，田庄拥有私家武装，能够抵御盗贼和外敌侵扰。在中央控制力削弱的时期，田庄实际上行使了基层政权的部分职能，维持了乡里社会的基本秩序。 但田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削弱。田庄占有大量土地，意味着国家可控的编户和税源减少；田庄拥有私家武装和依附人口，意味着国家对这些人口和资源的支配力下降。田庄经济的兴盛是国家贫弱、中央集权弱化和政局不稳的表现之一。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逐渐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最终在中央权威瓦解时演化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四）东汉的衰亡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皇帝大多年幼继位，不能亲政，权力落入外戚手中；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受制于外戚，便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铲除外戚势力；宦官因此掌握朝政，形成新一轮的专权。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日益黑暗。 面对政治腐败，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在野士人通过品评人物、抨击时政的方式表达不满，称为清议。清议触犯了宦官利益，结果遭到严厉镇压，士人被诬陷为“党人”，被禁锢终身不得为官，史称“党锢之祸”。清流士大夫阶层遭受沉重打击，朝廷失去了最有可能制衡腐败的力量。 与此同时，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据统计，从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至汉灵帝熹平元年（172年），中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多达四十余次。当时民谣唱道：“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形象地道出了下层民众持续反抗的韧性。 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虽然最终被镇压，但严重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州牧和军阀乘机扩充军事力量，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东汉政权名存实亡。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正式灭亡。此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时期。 五、两汉文化科技概览 两汉在思想和文化科技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内容通常出现在选择题中，需要准确识记。 在史学领域，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约三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编纂体例，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撰写的《汉书》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专门记叙西汉一朝的历史。 在科技领域，成书于东汉的《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之一，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关于分数运算、正负数运算法则等成就均居世界领先水平。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原料制造出质地轻薄、便于书写的纸张，这一发明大大降低了书写成本，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后来传播到世界各地，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此外，两汉之际来自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此后的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汉初年，倭国（今日本）派使臣来朝，光武帝赐“汉委（倭）奴国王”金印一枚，这是中日交往的早期实物证据。 六、秦汉时期的阶段特征——从总特征到六维归纳 总特征：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政治上：秦灭六国结束长期分裂，建立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两汉时期统一局面得到巩固。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汉承秦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巩固。秦律严苛；汉初减轻刑罚、约法省禁；汉武帝以后以经注律，法律走向儒家化。国家治理大大加强并逐步制度化——道路交通、文书制度、官员考核、官员监察、颁行法律、基层治理、社会保障、边疆治理，这八个方面构成了秦汉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 经济上：铁犁牛耕得到推广，汉朝以后成为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小农经济是基本经营模式，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盛行。手工业发达，丝织业领先世界——使用纺车纺纱、提花机，丝绸远销欧亚；东汉水排以水力为动力鼓风冶铁。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契约广泛用于财产和人身关系。政府加强经济控制——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五铢钱）、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思想大一统局面逐步形成。秦始皇“焚书坑儒”，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汉武帝尊崇儒术，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主流。两汉科技成就突出，《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大大促进了文化传播。 民族关系上：秦汉王朝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拓展了疆域，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张骞通西域后，西域与中原联系大大加强，物产和技术的双向交流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对外交往上：丝绸之路开通，陆上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海上丝绸之路东线通朝鲜半岛和日本，南线通印度洋。张骞通西域是标志性事件。西汉还探索了西南丝绸之路。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各类物产传入中原，中国丝绸持续出口西方。 七、核心概念精要 汉承秦制：指汉代在总体制度框架上继承秦朝，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上计制等，同时也“颇有所改”，如郡国并行、中朝制度、察举制、刺史制等，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调整和发展。 黄老无为：战国至西汉初年的道家治国学说，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积极无为，汉初在战乱凋敝的背景下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促成了文景之治。 中外朝制：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设立的制度。中朝（内朝）由皇帝亲信侍从组成，在宫内参与决策；外朝由三公九卿组成，在宫外执行政务。实质是削弱相权、加强皇权。 推恩令：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颁布的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政策。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分割部分土地为列侯，侯国归郡管辖，使王国越分越小，中央集权得到加强。 察举制：汉代选拔官员的制度。由地方郡国考察人才，按品行和才能向中央推荐为官。常科有固定时间和人数，特科不定期。积极意义是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儒学地位，后期出现被世家大族垄断和察举不实的弊端。 刺史制度：汉武帝设立的地方监察制度。全国分十三州（部），各设刺史一人，代表皇帝巡视郡国，监察郡守国相和豪强。东汉时期刺史权力不断扩大，东汉末年改为州牧，从监察官演变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成为军阀割据的制度根源。 均输平准：均输是由均输官调剂物资运输，将各郡国贡物转运到价高地区出售以增加收入；平准是平准官根据行情买贱卖贵以平抑物价。两者将物资和物价控制权从富商大贾手中收归朝廷。 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主宰，能干预人事，人也能感应上天。君主受命于天，无道则天降灾异警告，行德政则天降祥瑞赞许。既论证了君权神授，又设置了超自然力量对皇权的约束。 编户齐民：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他们的身份、年龄、籍贯、相貌等载入户籍，承担赋税、徭役和兵役。政府通过户籍管理加强对人口的控制，保障赋役征发。 尚书台：东汉时期实际上的中枢决策机关。光武帝削弱三公权力，加强尚书台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掌管奏章收纳、诏令传达，参预军国大政决策，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田庄：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营土地的主要方式。规模宏大，多种经营，自给自足程度高，宗族色彩浓厚，拥有私家武装，在中央控制力削弱时易形成割据势力。田庄的存在反映了国家贫弱和中央集权弱化。 八、大题预测与复习建议 本讲是高考的主体命题区域，常见考查角度包括： 第一，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系统考察。要求从政治（中朝、推恩令、刺史、察举、酷吏）、经济（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思想（独尊儒术）、边疆（出击匈奴、设河西四郡和西域都护）四个维度整合回答。这是检验整体史观的最常见命题方式。 第二，“汉承秦制”与制度演变的比较。秦汉两朝制度的连续性与变革性是重要的考查切入点——哪些制度被继承，哪些发生了创新，创新发生的历史原因是什么。 第三，从汉初到汉武帝治国指导思想的转变——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及其与政治经济变革的关联。重点理解思想转变与中央集权加强之间的内在逻辑。 第四，两汉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此消彼长。从汉初的王国问题，到汉武帝的推恩令与刺史设置，再到东汉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兴起及刺史演变为州牧——这是一条完整的“中央-地方关系”演变线索，需要用长时段眼光加以把握。 第五，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张骞通西域的时间和意义、丝绸之路的路线、西域与中原物产技术的双向交流、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等，是需要准确识记的基础知识。 复习本讲，建议完成三项工作。其一，以汉武帝为核心，画一张“强化统治措施”的思维导图，从政治、经济、思想、边疆、外交五个板块整理各项具体措施及其因果关系，让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一目了然。其二，把“汉承秦制”与“颇有所改”整理为一张对照表——哪些制度继承了秦朝，哪些创新了，分别解决了什么问题——这可以在应对制度比较类题目时条理清晰。其三，重视核心概念的理解和记忆，本讲概念密度大且关联性强，尤其要区分“中外朝制”与“尚书台”、“刺史”与“州牧”、“豪强地主”与“门阀士族”这几组易混淆概念。以它们为关键词反复默写和辨析，是考前必修的功课。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