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十六 两次鸦片战争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十六　两次鸦片战争 课标要求 认识列强侵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事迹，理解其性质和意义；认识社会各阶级为挽救危局所作的努力及存在的局限性。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一个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一个固守在传统轨道上的东方老大帝国之间的结构性碰撞。从1840年到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了一段充满屈辱、痛苦与挣扎的近代化历程。本章将从战前世界与中国的基本态势、两次战争的进程与后果，以及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最初反应三个维度，呈现这段历史的全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形势：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与中国 （一）19世纪中期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态势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已在英国基本完成，并向法、美等国扩散。蒸汽机取代了人力和畜力，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美等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的飞跃带来了对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巨大渴求，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趋激烈。英国作为“世界工厂”，迫切需要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在东方的中国，正是他们锁定的下一个目标。 （二）19世纪中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 同一时期的大清帝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政治上，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皇帝独揽大权，官僚机构臃肿腐败；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归”，绝大部分生产和消费都在家庭或宗族内部完成，对外来商品几乎没有需求；思想文化上，八股取士禁锢士人头脑，文字狱压制不同声音；军事上，冷兵器仍是主要装备，作战能力低下，水师船只甚至无法与英国的小型军舰相比。更重要的是，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闭关自守的心态根深蒂固。 （三）白银的流向：从贸易顺差到鸦片走私 战前，中英正当贸易呈现出中国长期处于出超（贸易顺差）地位的格局。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生丝、药材等，而从英国进口的呢绒、棉纺织品等在中国市场上却销路不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鸦片是一种毒品，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暴利的商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输往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财政状况恶化。林则徐在上书中警告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鸦片走私还导致了官场腐败——据《澳门新闻报》载，鸦片入口的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分润，关口所得最多。鸦片祸国殃民，已到了非禁不可的地步。 （四）战争的命名：两种视角 关于这场战争的命名，史家蒋廷黻有一个中肯的说法：“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从中国的角度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和英国为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因此称为“鸦片战争”。从英国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打破中国的贸易壁垒、争取自由贸易权利而战，因此称为“通商战争”。不同的命名，折射出双方对战争性质的不同理解。 二、两次鸦片战争 （一）鸦片战争（1840—1842年） 1. 战争进程与结果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凭借船坚炮利，北上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由主战转为主和，将林则徐革职查办。但英国的胃口远不止于此——1841年，英国扩大战争，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1842年，英军沿长江溯流而上，攻占镇江，切断漕运，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被迫求和。1842年8月，中英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2.《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冲击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协定关税（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与英国商定）。此后，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英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由英国领事审理）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可以享有将来任何其他国家通过条约获得的一切特权，而中国不能对等享有）。随后，法国、美国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望厦条约》，获取了类似特权。 对这些条款，当时清政府的官员怎么看？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揭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态度：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因为“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对于割让香港，因为“在被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或国防的重要”，反对并不激烈；对于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觉得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对于协定关税，反而认为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且5%的税率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高。这种认知，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近代国家主权和条约体系一无所知。他们痛惜的只是表面的“防范之难”，却意识不到关税自主权、司法主权的丧失对国家利益的长期损害。《南京条约》及其附件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关税自主权丧失，司法主权受损，外国势力开始侵入东南沿海。 3. 鸦片战争后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在东南沿海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社会变迁。近代城市的兴起——1845年，英国在上海划定第一个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这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买办阶层的壮大——受外商雇佣、协助其在华贸易的居间人或代理人（通常外语能力较强）成为中外贸易的桥梁，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如唐廷枢、徐润等），但也成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重要帮手。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出现了外国人开设的船舶修造厂、铁厂、缫丝厂等，在这些外国企业中开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70年代初期，仅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雇佣的工人平均就达2500人，“旺季则多至四千五百人”。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于外国在华企业之中，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和抗争性。 4. 英国商人的失望：为什么中国市场没有打开？ 战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开辟了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兴奋得发狂。英国在香港所办的《中国邮报》甚至发表社论渲染：“只要中国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英格兰现在的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了。”然而，从1850年到1856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额反而从427万磅扩大到843万磅，几乎翻了一番。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为什么未能达到英国人的预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顽强的抵抗力。正如柯克在《中国》中所描述的：“当他们送来手表和刀叉时却发现，中国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归，吃饭用的是筷子。手表、刀叉根本无人问津。”此外，受鸦片走私和战争赔款影响，中国民众的购买力低下；外国商人高估中国市场，盲目倾销；开放的通商口岸有限（仅五口），也是重要原因。但英国人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商品不适合中国市场，而是认为主因是中国开放的口岸太少、英国享有的特权太少。这种判断，直接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1. 战争的借口与进程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相关规定，援引最惠国待遇，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修约，同样被清政府拒绝。 此后，英国人找到了开战的借口。1856年，广东水师登上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船搜查海盗，英国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被杀。于是，英法组成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拒绝修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条约并未规定到期后必然修改，况且“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全境开放通商”等要求直接挑战了清廷的核心利益（天朝体制和京畿安全）。但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合理与否则已不重要。 2. 条约的签订 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威胁天津。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十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航；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和传教；赔款。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加赔款。 一个重要变化：《天津条约》规定鸦片贸易以“洋药”名义纳税进口，这标志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严禁到“官税之、官卖之”，清政府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承认了一个屈辱的事实。 3. 商埠分布的变化：列强侵略的深入 对比两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商埠，可以清晰地看到侵略的深入：第一次仅限于东南沿海五口；第二次则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从辽东到海南），并且深入长江流域（从镇江到汉口）。列强的势力从沿海深入到中国腹地，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4. 近代外交的转型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近代外交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其表现包括：外国公使正式进驻北京，打破了“夷使不得入京”的天朝禁忌；总理衙门的设立（1861年），这是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职权范围包括对外交涉、通商、关税、边防、海防、选派出使、学堂、铁路、矿务等，1901年改为外务部后居于六部之上；开始派使臣出访欧美，1868年，总理衙门任命美国前驻华大使蒲安臣为中国钦差出使欧美，他在纽约演讲中明确表示“她现在带着你们的国际法而来……乐意根据国际法和你们建立关系”；逐渐形成条约意识和谈判意识，开始关注和利用国际法。总而言之，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中国被迫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外交观念逐渐近代化——从朝贡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从被动受条约向尝试使用国际法维护权利转变。 5. 如何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从原因看，两次战争都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但第二次增加了“修约”的直接诱因；从性质看，都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进程看，第二次的规模更大、侵略更深（攻入北京）、手段更野蛮（火烧圆明园）；从影响看，第一次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使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开放口岸从沿海扩展到长江流域，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因此，史学界普遍将第二次鸦片战争视为鸦片战争的“继续与扩大”。 三、开眼看世界 （一）先行者：林则徐与魏源 战争的炮火震醒了少数敏锐的中国人。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就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编成《四洲志》一书，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情，被后世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他对西方的认识仍有很大局限——1839年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上书中仍认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其挑衅“无非是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虚张声势”。这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形象不应被固化或神化，“开眼看世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林则徐的视野仍然受制于时代。 魏源自受林则徐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一书。这部书的核心思想被概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他认为外国人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在国内却很少有人问津，“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的骂声却扑面而来”，最终国内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然而，这本书传入日本后大为畅销，被日本人视为“不龟手之药”，对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梁启超对此扼腕叹息：“大清自己走宝，却益了日本人。”此外，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也在同时期问世，对世界地理和各国政情的介绍更为翔实。 这些“开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最大的进步性是初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主张，引导人们关注世界形势，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但他们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只停留在对西方技术（船坚炮利）的认识上，没有认识到落后的根源是腐朽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他们的主张也未能付诸实践，在当时影响有限。 （二）民众的自发反抗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外国侵略军所到之处，中国人民自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841年，英军撤退途中与广州北郊三元里的百姓发生冲突，周围一百多个乡里的老百姓聚集起来，“手持棍棒”将英军包围在一个炮台中，“损失惨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厢内外民众组织团练用游击战术袭击敌人；在香港、澳门为外国人雇佣的工人纷纷返乡；天津、烟台、旅顺乃至北京附近都有民众自发袭击侵略军。这些反抗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些反抗在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全专题小结 两次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封建农耕文明的第一次正面冲击。这场冲击的结局是注定的：落后的农耕文明无法对抗先进的工业文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无法抵抗新兴的资本主义。两次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主权和领土，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 然而，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两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迫使中国开始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是被动的，但中国毕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东南沿海近代城市的兴起、买办阶层的出现、中国最早产业工人的诞生、近代外交观念的萌芽——“开眼看世界”的一小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这些都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开启奠定了最初的历史基础。可以说，两次鸦片战争，既是一部浸透着屈辱的血泪史，也是中国从“天下”走向“世界”的艰难开端。此后中国百余年的近代化历程，其最初的动力与最初的挫折，都可以在这两场战争中找到源头。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