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六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六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
一、隋朝的兴亡:一个短命王朝的大作为
(一)统一帝国的重建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589年,隋军南下灭陈,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持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终告结束。
隋朝之所以能完成统一,有着多方面条件的聚合。从客观条件看,三百年来南北民族交融不断加深,北方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而南陈在长期南北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各阶层人民承受了巨大痛苦,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已积蓄到了临界点。从主观条件看,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徭役、厉行节俭,使隋朝在短短十数年间国力大增。《隋书》盛赞其统治之下“仓廪实,法令行”“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史称“开皇之治”。
在隋唐史研究中,有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学术概念,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说。所谓关陇集团,是指西魏—北周以来以关中和陇山一带为籍贯地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采取关陇本位政策,创立府兵制度,设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统治军队、处理朝政,积极吸纳关陇地区的鲜卑和汉人士族,一个跨越胡汉界限的军事贵族集团由此形成。隋朝的创立者杨坚、唐朝的创立者李渊都出身于关陇集团中的大贵族——杨坚之父杨忠曾任大将军,李渊之祖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这两家都与鲜卑贵族独孤氏联姻,隋唐皇室血脉中都流淌着鲜卑血液。关陇集团的概念,为我们理解隋唐两代在制度、文化和统治阶层构成上的连续性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
(二)大运河:功在千秋、罪在一时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以惊人的魄力推进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其中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大运河的开凿。大业元年(605年),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征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征发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至此,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杭州)、全长两千余公里的大运河全线贯通。
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句提供了一个颇具历史纵深感的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的前半句道出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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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的普遍看法——大运河消耗了难以计数的民力,是导致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诗的后半句则说出了后代人的深切体会——大运河贯通了南北水系,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乃至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功绩甚至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比。
的确,大运河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它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连为一体,为南北物资流通提供了低成本的大动脉,巩固了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对唐及以后历代的水路运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消极方面同样不可回避:在短短数年间连续征发百万计的劳动力,过度役使民力,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加剧了阶级矛盾,确实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三)一个特殊案例:富足的崩溃
隋朝的灭亡呈现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模式。一般封建王朝的崩溃,大多是因为王朝末期财政枯竭、资源调配能力耗尽。但隋朝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在国库极为充盈的情况下垮掉的。《通典》记载,隋朝太仓、含嘉仓、洛口仓、永丰仓、太原仓等各处粮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各地的义仓也都堆满粮食。
问题出在隋炀帝无休止的欲望远远超出了社会承受的极限。他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将国库财富挥霍在极度奢侈的排场上。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在洛阳接待西域各国酋长时,将街市整修一新,珍奇货物堆满店铺,连卖菜小贩都铺着昂贵的地毯;胡人经过酒食店时被邀请免费吃喝,店主还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不收费——以此夸耀富庶。这种虚假的繁荣表演消耗了巨量国库财富,却不能掩盖百姓承受力已到极限的事实。有学者总结了隋炀帝的悲剧:他在位十四年,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洛阳不足四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成就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而终身奔走,但这种个人雄心给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负担。
繁重的徭役、兵役和赋税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轰然倒塌。一个国库堆满粮食的帝国,竟因为统治者挥霍无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而迅速崩溃——这一教训是极其深刻的。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所杀,隋朝灭亡。
二、唐朝前期的兴盛
(一)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此后经过数年的统一战争,唐朝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在中原大地上重建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次年改元贞观。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虚心纳谏、知人善任著称的君主。他常将其成功归于父亲李渊的谋划,在宴会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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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敬酒时说“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把功劳归于先皇的圣明决策。《旧唐书》记述这段场景也许有李世民在父亲面前故作谦抑的成分,但唐初统治者懂得谨慎施政、与民休息的治国之道确是事实。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年号开元,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史称“开元盛世”。农具改进方面,曲辕犁的推广使深耕细作更加便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武则天时期创立的殿试和武举制度在此时得到巩固发展,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这一时期唐朝国力达到巅峰,疆域辽阔,四邻宾服。
(二)开明多元的民族政策
唐朝前期疆域广阔,周边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突厥、回纥,西南有吐蕃、南诏,东北有靺鞨,西域有高昌、焉耆、龟兹等。面对如此复杂的民族格局,唐朝采取了灵活多元的民族政策。
在西域,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时期又增设北庭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对于边疆各族,唐朝并非一概以武力征服,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回纥首领册封为“怀仁可汗”,对靺鞨首领册封为渤海郡王,以册封方式确认藩属关系;对吐蕃,则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以及后来的唐蕃会盟来维系和平。
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爱之如一”的态度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完全做到,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确实体现了唐初民族政策的开明与包容。
(三)羁縻府州制度:一种灵活的边疆治理模式
唐朝在民族地区和边疆治理上最值得注意的制度创新,是羁縻府州制度。唐朝在总结秦汉以来在边疆地区设置郡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创了这一制度。具体做法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列置州县,重要地点设立都督府,以本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官职,允许世袭。羁縻府州一般不向朝廷申报户口,也不向中央财政缴纳赋税,但要接受所在边州长官的征调,并向朝廷进贡。
这套制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吸取了前代治理边疆的经验与教训,避免了秦汉时期以纯粹内地郡县制管理边疆、引发持续抵抗的弊端。第二,它具有显著的创新性——羁縻府州的名字和制度框架都是唐代的首创。第三,它给予了少数民族地区较大的自主权——本族首领世袭官职、保留原有社会组织,不直接向中央纳税。第四,它并没有放弃中央对边疆的控制——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正式任命,朝廷还在羁縻府州之上设立由汉人担任、不能世袭的都护来代表中央行使管理权。第五,它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审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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