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六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讲义--2027届高三统编版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一轮复习

专题六　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隋唐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隋唐时期的区域开发。 一、隋朝的兴亡：一个短命王朝的大作为 （一）统一帝国的重建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589年，隋军南下灭陈，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持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终告结束。 隋朝之所以能完成统一，有着多方面条件的聚合。从客观条件看，三百年来南北民族交融不断加深，北方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而南陈在长期南北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分裂割据使各阶层人民承受了巨大痛苦，人们对统一的渴望已积蓄到了临界点。从主观条件看，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徭役、厉行节俭，使隋朝在短短十数年间国力大增。《隋书》盛赞其统治之下“仓廪实，法令行”“人物殷阜，朝野欢娱”，史称“开皇之治”。 在隋唐史研究中，有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学术概念，即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说。所谓关陇集团，是指西魏—北周以来以关中和陇山一带为籍贯地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采取关陇本位政策，创立府兵制度，设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统治军队、处理朝政，积极吸纳关陇地区的鲜卑和汉人士族，一个跨越胡汉界限的军事贵族集团由此形成。隋朝的创立者杨坚、唐朝的创立者李渊都出身于关陇集团中的大贵族——杨坚之父杨忠曾任大将军，李渊之祖李虎是八柱国之一。而且这两家都与鲜卑贵族独孤氏联姻，隋唐皇室血脉中都流淌着鲜卑血液。关陇集团的概念，为我们理解隋唐两代在制度、文化和统治阶层构成上的连续性提供了一把关键的钥匙。 （二）大运河：功在千秋、罪在一时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以惊人的魄力推进了一系列大型工程，其中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大运河的开凿。大业元年（605年），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征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征发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至此，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杭州）、全长两千余公里的大运河全线贯通。 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句提供了一个颇具历史纵深感的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诗的前半句道出了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大运河消耗了难以计数的民力，是导致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诗的后半句则说出了后代人的深切体会——大运河贯通了南北水系，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乃至运河沿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功绩甚至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比。 的确，大运河的积极意义是深远的。它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水系连为一体，为南北物资流通提供了低成本的大动脉，巩固了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对唐及以后历代的水路运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消极方面同样不可回避：在短短数年间连续征发百万计的劳动力，过度役使民力，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加剧了阶级矛盾，确实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三）一个特殊案例：富足的崩溃 隋朝的灭亡呈现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模式。一般封建王朝的崩溃，大多是因为王朝末期财政枯竭、资源调配能力耗尽。但隋朝的情况恰恰相反——它是在国库极为充盈的情况下垮掉的。《通典》记载，隋朝太仓、含嘉仓、洛口仓、永丰仓、太原仓等各处粮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各地的义仓也都堆满粮食。 问题出在隋炀帝无休止的欲望远远超出了社会承受的极限。他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将国库财富挥霍在极度奢侈的排场上。据《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在洛阳接待西域各国酋长时，将街市整修一新，珍奇货物堆满店铺，连卖菜小贩都铺着昂贵的地毯；胡人经过酒食店时被邀请免费吃喝，店主还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不收费——以此夸耀富庶。这种虚假的繁荣表演消耗了巨量国库财富，却不能掩盖百姓承受力已到极限的事实。有学者总结了隋炀帝的悲剧：他在位十四年，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洛阳不足四年，其余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庞大帝国、成就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而终身奔走，但这种个人雄心给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负担。 繁重的徭役、兵役和赋税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轰然倒塌。一个国库堆满粮食的帝国，竟因为统治者挥霍无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而迅速崩溃——这一教训是极其深刻的。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所杀，隋朝灭亡。 二、唐朝前期的兴盛 （一）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此后经过数年的统一战争，唐朝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在中原大地上重建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次年改元贞观。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虚心纳谏、知人善任著称的君主。他常将其成功归于父亲李渊的谋划，在宴会上向父亲敬酒时说“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把功劳归于先皇的圣明决策。《旧唐书》记述这段场景也许有李世民在父亲面前故作谦抑的成分，但唐初统治者懂得谨慎施政、与民休息的治国之道确是事实。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年号开元，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之一，史称“开元盛世”。农具改进方面，曲辕犁的推广使深耕细作更加便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武则天时期创立的殿试和武举制度在此时得到巩固发展，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这一时期唐朝国力达到巅峰，疆域辽阔，四邻宾服。 （二）开明多元的民族政策 唐朝前期疆域广阔，周边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突厥、回纥，西南有吐蕃、南诏，东北有靺鞨，西域有高昌、焉耆、龟兹等。面对如此复杂的民族格局，唐朝采取了灵活多元的民族政策。 在西域，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时期又增设北庭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对于边疆各族，唐朝并非一概以武力征服，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回纥首领册封为“怀仁可汗”，对靺鞨首领册封为渤海郡王，以册封方式确认藩属关系；对吐蕃，则通过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以及后来的唐蕃会盟来维系和平。 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爱之如一”的态度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完全做到，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确实体现了唐初民族政策的开明与包容。 （三）羁縻府州制度：一种灵活的边疆治理模式 唐朝在民族地区和边疆治理上最值得注意的制度创新，是羁縻府州制度。唐朝在总结秦汉以来在边疆地区设置郡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创了这一制度。具体做法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列置州县，重要地点设立都督府，以本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官职，允许世袭。羁縻府州一般不向朝廷申报户口，也不向中央财政缴纳赋税，但要接受所在边州长官的征调，并向朝廷进贡。 这套制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吸取了前代治理边疆的经验与教训，避免了秦汉时期以纯粹内地郡县制管理边疆、引发持续抵抗的弊端。第二，它具有显著的创新性——羁縻府州的名字和制度框架都是唐代的首创。第三，它给予了少数民族地区较大的自主权——本族首领世袭官职、保留原有社会组织，不直接向中央纳税。第四，它并没有放弃中央对边疆的控制——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正式任命，朝廷还在羁縻府州之上设立由汉人担任、不能世袭的都护来代表中央行使管理权。第五，它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审慎策略——先在突厥地区试行成功后，再逐步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管理体系也随之不断完善。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的场景，正是这一时代民族交往的生动写照。 这些民族政策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融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三、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及其余波 （一）盛世之下的重重危机 唐玄宗统治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中央，唐玄宗沉溺于享乐，怠于政事，将朝政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政治日趋腐败。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在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掌握了地方军政财大权，国家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危险格局。 所谓“外重内轻”，是描述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概念。“内”指的是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外”则指地方政府或地方分权。当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偏重时，就称为“外重内轻”，反之则为“内重外轻”。唐玄宗后期恰恰陷入了严重的外重内轻困境。 这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直接关系。唐朝初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平时在家耕种土地，农闲时训练，战时从军出征，三年一代。但随着边疆战事日增、戍期不断延长，加上腐败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没有人愿意再当府兵。唐玄宗后期改为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壮丁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长期戍边。这一改革提高了军队的专业化水平和战斗力，但也带来一个致命后果：在边疆地区相继设立的节度使手中渐渐囤积了大量常备军，而且这些军队与将领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天宝年间，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向玄宗上奏说“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番人”——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他们“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不容易在朝廷结成势力。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这位被重用的安禄山，恰恰是后来将大唐拖入深渊的人。 （二）安史之乱：帝国中兴的门槛 755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史称“安史之乱”。这场持续八年的内战给唐朝带来了致命的创伤。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全面的。在政治上，唐朝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为了尽快平定叛乱，唐政府对安史旧部采取招降安抚政策，将其大批任命为节度使，这些军阀在战后继续拥兵自重，形成了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同时，边防空虚使得吐蕃趁虚而入，占领了河西陇右大片领土。在经济上，中原地区惨遭战火蹂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再次大规模南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在军事格局上，叛乱平定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地方军力远远超过中央掌控范围。欧阳修在《新唐书·兵志》中对此有一段极为沉痛的描述——起初土地民赋非天子所有，继而号令征伐也非天子能掌控，最终“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中央权威的丧失是一个渐进加速的过程，一旦越过了临界点就无法挽回。 （三）藩镇割据的复杂格局 不过，对于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格局，也不能一概而论，并非所有的藩镇都走上了割据叛离的道路。根据“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唐朝藩镇的基本情况分析，不同类型的藩镇呈现出不同面貌：有些藩镇独立性确实很强，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局面，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但也有些藩镇在客观上对唐朝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维系作用，而且藩镇之间的相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力量平衡，使唐朝能够在安史之乱后依然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的统治。 然而，即便唐朝能够继续存活，其生机也已大不如前。唐中后期，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成为两大政治毒瘤。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持续近四十年，朝廷消耗在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宦官专权的危害更为严重——安史之乱后宦官逐渐掌握禁军，又以监军使身份驻扎各藩镇，宪宗时宦官出任枢密使，正式参与中枢机要，此后宦官集团甚至可以废立皇帝。唐后期有两位皇帝被宦官所杀，七位皇帝为宦官所拥立——皇权沦落至此，帝国的气数也就走到了尽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唐朝灭亡。 四、五代十国：大分裂的短暂复演 唐朝灭亡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在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统称五代。与此同时，南方及山西地区则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 五代十国的政权更替有一个十分突出的共性：绝大多数政权的建立者都是唐朝后期以来的节度使，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朱温原是宣武节度使，李存勖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也是河东节度使……这些人在唐末的乱局中凭借手中的军队和地盘起家，轮流坐庄。从本质上看，五代十国就是唐朝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升级——过去藩镇是在名义上仍尊奉唐朝的前提下割据一方，现在则是连唐朝这具躯壳都不复存在，各个藩镇直接称帝建国。 五代十国历时半个多世纪（907—960年），虽然时间不长，但长期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分裂中也在酝酿着统一的因子：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整顿禁军、抑制藩镇、恢复经济，为日后宋朝统一中原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专题小结 隋朝与唐朝，一个是速亡的短命王朝，一个是延祚近三百年的盛世帝国。但隋朝的历史地位绝不应因其短暂而被低估。隋朝结束了汉末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重建了大一统格局；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隋唐政治制度的成熟提供了基本框架；开凿的大运河贯通南北水系，对巩固统一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功绩都不是短暂的享国年数可以抹杀的。隋朝的迅速灭亡也为唐初统治者提供了最为切近也最为深刻的反面教材，促使他们精心治国、与民休息，为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理念的基础。 唐朝前期将近一个半世纪的稳定统治，造就了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所达到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程度，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以灵活多元的政策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处理边疆事务，羁縻府州制度的设计体现了治理智慧，“爱之如一”的理念昭示了超越狭隘民族界限的政治胸襟。安史之乱虽然使唐朝由盛转衰，但唐朝在战后仍然维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统治，这说明即便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统一的制度框架和文化认同仍然具有强大的韧性。 从制度演进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成熟、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盛衰、藩镇问题的由来与演变，为后来宋朝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参照。宋朝“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几乎可以说是在总结唐朝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反向选择。隋唐盛世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一种开放自信的文化气度和包容多元的治理智慧——这两者在此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始终是最被珍视的精神遗产。 1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